委托代理矛盾、问责承诺与决策问责

在中国现实政治生活中,存在着政府决策失误的普遍性与决策问责的缺乏性之间的矛盾。对于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委托代理理论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在委托代理关系中问责找到了其存在的合理性解释。根据公共行政委托代理理论,中国式委托代理关系中人民与执政党之间的一次性委托代理、执政党与政府之间的不完全委托代理、人民与政府之间的间接性委托代理的内在矛盾影响了决策问责承诺的有效性,是造成决策问责困难的根本原因。对此,在中国非竞争性选举的政治生态中,决策问责的实现应该以理顺决策权力关系为前提、以明确决策责任划分为关键、以完善决策问责制度为根本。     

委托代理视野中的地方政府信用问题

政府信用的实质是政府如何履行与公众达成的潜在政治契约。政府信用既涉及政府追求公共效用目标的诚意,也涉及政府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它体现了政府作为政治代理人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政治委托人的意愿。建立信用政府的重要前提是通过建立现代民主政府、法治政府和有限政府,落实政治代理的选择机制,控制政治代理的“道德风险”,保障政府信用责任与信用能力的相对平衡。     

“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内在冲突与矛盾

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管理模式 ,“新公共管理”引来了众多批评。批评者认为 ,“新公共管理”模式不仅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而且其在改革过程中还凸显出大量的冲突与矛盾 ,这些冲突与矛盾在某种程度可以看作是“新公共管理”的另一种缺陷表述。对这些冲突与矛盾进行具体分析 ,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这场遍及全球的政府改革运动 ,对我国现阶段的政府改革具有借鉴与启发意义     

基于公共价值视角的公共项目绩效治理研究

文章以绩效为分析单元,在反思传统公共项目绩效管理模式的公共性、委托代理及契约不完全性的基础上,认为治疗公共项目绩效管理"顽症"的根源就在于没有解决好绩效管理的工具性特征与公共项目所体现的公共价值间的矛盾与冲突,因此,文章构建了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公共项目绩效治理模型,试图解决这种矛盾与冲突,并期待本研究能为以后的公共项目绩效管理改革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论公共财政视角下农村公共产品供需矛盾的消解

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强烈与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短缺,是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内在矛盾。产生这一矛盾的深层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传统财政体制对农村资源的汲取产生了路径依赖,二是现代公共财政的制度缺失制约着国家对公共产品的供给。消除农村公共产品的供需矛盾,重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应该从建立公共财政制度着手。公共财政保障政府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安排,并确保政府财政收入主要用于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政府再造，公民社会浪潮与中国公共组织改革

公共组织是在社会公众隐含的、疏散的、泛化的委托授权下 ,作为单一的、长期的、非市场选择性的代理组织存在和运作的。“政府公共组织”与“民间公共组织”是两种基本的公共组织形态。现代公共组织变革与整合的基本趋向 ,简单地说 ,就是 :通过市场化、民营化的“政府再造” ,积极培育“公民社会” ,来建立“小政府 ,大社会”的公共治理模式     

民主的没落与公共性的扩散——走向合作治理的社会治理变革逻辑

自20世纪80年代始,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产权理论等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得到了积极响应,特别是以新公共管理运动为旗帜的政府改革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展开,从而造成了一场反民主的理论与实践运动。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产权理论等虽然是在西方政治学谱系中产生出来的经济学理论,然而,当这些理论被应用到国家及其政府建构的时候,却表现出了对社会契约论所确立的民主原则的颠覆。新公共管理运动作为这些理论的综合实践形态,更是在改革过程中加速了民主的没落。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进行治理功能的外包时,其实是用具体的契约取代了社会契约论的普世契约,这是对社会契约论的反叛,而且在这种反叛中实现了社会治理体系的结构重组,即把原先界线分明的治理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打乱,使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边界模糊了。结果,带来了公共性的扩散,在逻辑上开拓了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的前景。     

公共管理: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

公共管理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它的出现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 ,存在着深刻的市场经济与传统的统治模式的矛盾 ,在解决这些矛盾的政治努力都宣告失败的时候 ,人类探索出了一条公共管理的途径。市场经济是与法治联系在一起的 ,但对于公共管理来说 ,仅仅有了法治是不够的 ,在法治的制度框架下 ,还需要伦理的支持 ,才是完善的公共管理制度。公共管理意味着管理主体的二元化 ,即政府和社会自治型组织这两个主体的竞争与合作。公共管理的社会自治内容会对政府形成一种压力 ,这种压力对于重塑政府有着积极的意义 ,可以促使政府朝着伦理化的方向发展。人类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实现了从统治行政向管理行政的转型 ,而公共管理的出现则意味着管理行政发展到了它的最高阶段。     

公共权力的电子化监督

公共权力是以委托—代理的方式运行的。由于代理人的目标函数与委托人的目标函数不一致,当委托人监督不力时,就发生公共权力委托—代理失灵,但根本原因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的解决需要在制度设计上确立公开性原则,但最根本的是要采用网络技术等电子化手段形成电子政府和网络民主,实现委托人监督的电子化。     

关于完善政府与第三部门间委托代理合作机制的探索

第三部门作为一种社会公共组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的发展。作为政府来说,可以适当发展与第三部门之间的委托代理合作关系。同时,政府应该采取适当的激励、约束和保障机制,减少和避免基于委托代理行为而产生的风险和成本。     

建立矛盾疏导机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提供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成为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进一步提高政府部门的公权意识,发挥其公共服务职能,建立有效的矛盾疏导机制,减轻和化解现存的矛盾,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公共服务市场化中的利益冲突及其协调——以有线电视模转数的公共服务为例

公共服务市场化适应了社会需求,促进了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变,重塑了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关系.但由于公共服务领域的“公共性”与市场的“私利性”矛盾,市场化过程亦充满了各种诉求与利益的冲突,包括政府诉求与市场利益的冲突、公众诉求与市场利益的冲突以及政府诉求与公众利益的冲突.应通过增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保障基本的公共需求、加强对市场的规制,确保公共服务的规范运作以及引导市场主体和公众正确认识公共服务市场化等方面来协调利益冲突.     

公共事业转型趋向

公共事业意指以谋求公共利益为目的,由公共事业组织为社会全体或大多数成员提供社会公共事务及部分经济公共事务类的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公共服务。我国目前存在公共服务的供需矛盾,公共事业法制不健全。公共事业的主体转型面向多元化,其内容转型需更精确地定位于公共服务的提供上,其方式的转型则包含了民营化等多种方式,但需防止过度市场化以损及公益本质。公共事业的健康转型有赖于政府与事业组织关系的更新。     

信息公开的制度实践及其外部环境——以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环境为视角的观察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自身的不足和其他外部法律制度的缺陷构成了当前政府信息公开的主要障碍。公开与保密之间的逻辑矛盾、制度安排之间的冲突,成为制约信息公开的制度因素;司法对知情权保障不足,官员保密思维的传统,构成制约信息公开的外部环境。要让政府信息公开得更加顺畅,就必须从当前的制度实践出发,着力解决《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八条的逻辑矛盾、《保密法》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衔接、档案信息的公开、信息公开的司法审查等问题。     

美国联邦政府人力资源管理改革追踪与评析

新公共管理在一般意义上被认为是纠正传统公共行政在效率、收益、回应性等问题上所遭遇失败的一种选择,但作为其理念支持的管理主义在弥补这些缺陷的过程中却并非发挥着如《圣经》一样的作用。美国小布什政府联邦人力资源管理改革的特征表明,不能与公共性有效协调的管理主义存在着自身的限度和矛盾。     

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职位空缺的现状、成因及对策

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职位空缺是指在领导干部选任和调配过程中,由于诸多常规或非常规原因导致某一地区的党委或政府部门主要领导职位在较长时间内空缺,进而直接或间接影响地方党政工作的特殊现状,广泛存在于各级、各地党政部门。由于我国有关干部职位空缺的制度建设和管理规范尚不完善,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职位空缺产生一些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不利于地方党政机关运行,存在腐败风险,触发舆论风险等。在充分认识空缺危害性的基础上,深入分析造成职位空缺的干部调配因素、选任导向变革因素以及其他非常规因素等,从完善遴选机制、衔接制度、保障机制、舆论生态治理、干部教育等五个方面切实解决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职位空缺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治理理论视野下的政府信任关系研究——兼论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的构建

从治理理论的视角审视政府信任关系,既是基于治理理论与政府信任之间的理论契合,又是基于解决当前治理问题的现实诉求。重塑当前政府信任关系的困境在于,政府与公众因受公共权力体系中的封闭性、公众对政府预期的满足值以及公众的政治参与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而导致政府与公众之间合作的不足与信任的缺乏。因此,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成为建立政府与公众之间良好信任关系和实现有效治理的必然选择。     

地方政府应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困境及对策

近年来,因环境污染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通过剖析一些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特点,提示人们在应对环境群体性事件所面临的困境时,如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间的矛盾,兼顾城乡环境公平的两难,寻求公益和私益的平衡等,多方主体务必要做好沟通协调:需要政府积极发挥仲裁者引领作用,需要唤醒相关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需要畅通民众利益表达渠道和救济渠道。     

1928-1929年孙良诚在泰安岱庙的施政及其困局

1928年5月,泰安成为山东省政府临时驻地,孙良诚任省府主席。其在任期间,选择性执行国民政府的相关政策,大幅拆改岱庙。孙良诚在该庙举行的诸种政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民众的抗日热情,但甚少顾及民生与民间信仰传统,且伴有省政府与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的权力冲突。孙良诚对岱庙的改造与利用造成政治动员、古迹保护与民间信仰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得到一些新知识人赞同之时,也受到社会舆论的质疑与批评。1929年4月,孙良诚奉冯玉祥之命离鲁,岱庙的政治色彩随之骤减,而当地民间信仰习俗渐趋常态。这一时期岱庙遭劫的命运表明,孙良诚的施政既凸显其个人威权,也遭遇党政纠葛与派系纷争,终究未能实现区域性"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