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逆向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探析

外部逆向法人人格否认指的是债务人滥用股东权利和公司独立法人地位,故意将财产无偿转移给公司法人,或者姐妹公司之间利益输送,以逃避债务侵害债权人权利时,可以否定公司法人独立人格,使公司在受让财产限度内对债权人承担债务的清偿责任。从我国理论发展和司法实践的需要来看,《公司法》第二十条所确立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适用范围过窄,有必要引入逆向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与传统的人格否认制度统一为整体,以更好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论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法律后果

我国公司法对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作出了规定,文章对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适用的法律后果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论证。对公司而言为公司独立人格在特定法律关系中被否定;对股东而言为其有限责任的否定,股东因对其滥用公司法人格行为造成的公司债务承担责任,股东与公司之间为不真正连带债务关系,股东为终局责任人,存在共同滥用行为的股东之间则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股东承担的责任以其不当行为给公司造成的损失为限。     

论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公司法人格健全的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长期性的问题。但是公司法人格健全只解决了“立”的问题,如果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格,应否认公司的独立人格,这是个“破”的问题。滥用公司法人格的行为包括利用公司规避法律,逃避合同义务和其他债务以及公司形骸化,中国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尚未真正建立。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公司人格否认问题进行了论述。     

以企业人格管理为路径的企业文化建设创新

企业文化是现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创新乏力制约着中国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把企业视为独立人格主体,通过企业文化塑造企业人格、发展和管理企业人格,使企业文化从建设走向管理,是一项值得重视的企业文化建设实践经验和理论创新。     

外部反向刺破公司面纱探析

外部反向刺破公司面纱理论是新近美国公司法理论亮点,外部反向刺破中关键性的问题在于如何在股东债权人利益不受损害和无过错股东受到合法保护之间进行衡量取舍,以及刺破标准应以股东是否对实际控制而非形式上的控股程度加以认定,我国应当完善公司法人格否定制度,建立逆向人格否定。     

关于法人人格及法人人格否定制度的探讨

伴随我国法人制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对法人人格及法人人格否定制度的理论探讨也逐步展开.法人人格的界定、评价是理论前提,探讨法人人格否定制度的构成要件、特征及其在我国的适用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时代价值--兼论《公司法》的修改

公司法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原则自实行以来,对社会经济生活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诸多"公司问题".相形之下,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则是通过遏制股东滥用法人格,从而有效地矫正股东、公司与债权人三方的利益失衡状态.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是对公司法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的一种有益补充,也契合了法律对公平、正义的时代价值要求.鉴于对我国现行公司法律的检讨,毋庸讳言,我国<公司法>的修改和完善中引进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揭开“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面纱——论“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实质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实质,并不在于对有限责任的否定,而是对公司独立人格的否定。法人格否认制度适用的法律结果,是在特定法律关系当中,将公司与股东或者其他特定的责任者视为一个整体,从而对有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     

反向刺破公司面纱制度研究

＂刺破公司面纱制度＂起源于美国,这一制度在大陆法系被称之为＂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我国《公司法》第20条和第64条分别是否认司法人人格原则在有限责任公司和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具体规定,但是随着新的问题的出现,股东利用公司来逃避债务时,单纯运用人格否认制度是不够的,此时就产生了逆向法人人格否定制度。通过对该制度的内涵和产生基础进行分析,进而明确其适用条件,并针对是否应当引入这一制度运用SWOT分析法进行分析。     

一人公司单位犯罪主体资格新探

由于刑法自身的滞后性与谦抑性,至今没有对一人公司犯罪主体问题进行过系统的探讨.刑法中单位犯罪主体资格建立在传统<公司法>社团性理论及法人人格独立的基础上,而一人公司的设立本身就是对传统<公司法>社团性理论的突破.因此,自然人一人公司因单一股东而无法区分和体现单位意志及法人一人公司出现人格混同时,基于我国单位犯罪之立法目的及规制功能,从弘扬刑法的独立价值出发,应否定其一人公司单位犯罪主体资格.     

论公司法人格否认

公司法人格否认是指公司控制股东滥用公司法人格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公司债权人或者其他代表公共利益的主体要求法院责令滥用公司法人格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一种法律制度。其主要适用于公司资本显著不足、利用公司法律人格逃避法定或者约定义务以及公司人格形骸化等情形。在程序上,公司法人格否认的适用必须依赖于司法程序,由法官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依据利益衡量来具体认定。     

对完善公司有限责任制度的法律探索

有限责任是现代公司最本质的属性之一,是世界各国商事立法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我国公司立法唯一的财产责任形成。然而,它的正义性和存在价值正受到来自现实经济生活的严峻挑战,也给我国的公司制改革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本对如何完善公司有限责任制度,从公司立法和司法实践两个方面做一探讨,提出一些法律对策。     

论共有人法定先买权

无论在美国法上还是在德国法上,先买权总是相对于第三人的一种特权。其配置之基础。绝非对于共有关系之简单否定,毋宁是在促进经济利益最大化之目标下,寻求单独所有与共同所有之间的平衡。从立法论角度考虑,使优先购买权具备形成权性质,更有利于立法政策之贯彻。“物权效力说”与“债权效力说”之争论是一场围绕伪命题的争论,至于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究为对人的优先购买权抑或对物的优先购买权,则是一个依立法政策为转移的问题。     

法人人格权确立的法律背景分析

私法层面上的人格权理论研究始于19世纪的德国法学,人格权概念是以自然人人格为雏形发展起来的。法人是社会经济发展和法律技术运用相结合的产物,自其取得法律意义上的人格以来,就在为争取法律人格的权利保护而进行不懈努力。从法人人格到法人人格权,两者在民事立法中并不同步,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法人人格权的确立是基于立法政策判断、理论论证和法律技术运用三个方面的法律背景。法人人格权的确立,突破了长期以来人格权只能由自然人独享的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制人格

法制人格是现代法制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和前提条件。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我国公民法制人格的普遍缺失既是制约我国法治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制约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市场经济只有以遵纪守法为最高准则,才能规范人们的市场行为,保证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     

道德人格与法权人格——梁启超和张东荪论人格与权利

梁启超对新民人格特征的阐述已经引入权利的思想.这个阐释隐含着一个思考范式的突破,那就是现代中国人不仅仅在道德品格的意义上谈论新民人格,还可以在权利、法权的意义上谈论新民人格.这一理论的突破在后来张东荪的哲学中有了更清晰的表达.张东荪从中西人格思想比较的角度,辨别出道德人格和法权人格两类人格模式,指出在现代性秩序的建构中法权人格的重要性.两类人格学说给我们考察中国现代人格话语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     

公司法人格的否认及其在我国的适用

公司的人格性及其成员责任的有限性,实现了公司与股东责任的分离和公司的独立财产责任,从而使其成为现代社会中最为典型和高效的企业形式。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公司法人制度本身却无法对股东形成一种有效的约束和监督,也就无法杜绝股东因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而滥用公司法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现象。公司法人格否认正是为克服上述缺陷而设计的一种制度,它充分体现了诚实信用、权利不得滥用和公序良俗的法律价值和理念。当然,公司法人格否认理论并非对公司法人格的彻底否认,而只是对公司法人制度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从宪法文本看中国近代文官考试变迁

孙中山等政治人物的考试思想是围绕五权宪法而形成的,其思想主导了文官考试法律制度的发展方向,并在辛亥革命成功后的建国实践中被制度化与规范化。借由孙中山五权宪法理论的阐发,民国时期的文官考试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考试操作过程,而是一种宪政层面的实践。考察民国时期宪法文本中文官考试规定实施与变迁的过程,可揭示文官考试所遭遇之挫折是宪政意义上的挫折,且这种挫折既源于宪政之不彰,又最终使宪政受挫。     

体外胚胎的基因遗传权保护问题探析————兼评“江苏无锡冷冻胚胎案”

体外胚胎作为现代医疗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在改变人类生殖体系的同时,引发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相关法律问题。通过对目前国内相关学者所提出的“主体说”“客体说”和“中介说”等学说的批判性思考,揭示其在理论层面的局限性,从而得以否定以上三种学说的合理性。而后从伦理学、法理以及比较法等角度对该问题进行系统性的论述,揭示体外胚胎的法律地位,即人格利益属性。在该定性的基础之上,借助于有关学者提出的基因权理论,最终将体外胚胎界定为基因遗传权的客体。因此,有必要对江苏无锡冷冻胚胎案的裁判结果予以重新审视。同时,建议在立法层面建立起体外胚胎基因遗传权的法律保护体系,完善侵害基因遗传权的救济措施,以实现对体外胚胎基因遗传权的法律保护。     

传统法律心态问题探究

传统社会形成的人们对法律问题的政治性心态、调和性心态和道德性心态构成法律心态的典型形式。这些与"一切以法律为唯一准则"的现代法治理念形成冲突,在对传统法律心态进行理性反思的基础上,在肯定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的同时,批判其中的不合理成分,用现代法治理念对传统法律心态进行改造,以形成政治问题法制化,利益主体确定化,道德问题法律化的现代法律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