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死因新探

高启死因是高启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近来,有学者认为高启死于明初文官与武将、淮西集团与浙东集团的权势之争。其实党派之争只是魏观案的诱发因素,不是导致魏观等人罹难的决定因素。高启寓京期间,对朱元璋专制统治的抨击和反抗,才是他无辜遭牵连,最终被杀害的根本原因。     

高启游仙诗初探

高启是元末明初著名的诗人 ,一生创作了大量游仙诗。但他的游仙诗的价值至今未被人们认识。本文试图通过对高启游仙诗的分析、研究 ,揭示其艺术价值及暗含其中的诗人的精神追求     

高启与明代诗风

高启是身跨元明两代的诗人,习惯上将他列入明代诗歌。这决不仅仅因为他曾经出仕新朝,而是于明代诗风实有开启之功。高启对明代诗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兼师众长、随事摹拟的创作途径;复归风雅、稳健沉着的创作旨趣;格调与灵性并重的诗学追求。     

高启的心态变化与诗学思想变迁

高启一生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出仕张吴时期、明初为官时期、退隐时期。出仕张吴时期,高启的心态以闲适为主,其诗歌创作带有明显的山林气息。明初为官时期,高启的心态以畏祸为主,他一方面向文坛的主旋律靠拢,写作了不少台阁之作,另一方面又用大量私人化作品表达自己的压抑与哀怨。退隐以后,高启的心态以颓废为主,既无法写出较好的台阁作品,也无法像元末那样写出较好的山林之作,最终导致了山林与台阁的双重失落。     

高启吴越之游目的新论

高启吴越之游目的是高启生平事迹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至今未有定论。经过仔细研究相关资料,取得以下结论:高启此行乃是去参加至正十九年在杭州举行的科举考试。弄清高启吴越之游目的,对研究其生平思想、政治态度至关重要。     

高启死因考辩

关于明初诗人高启的死因,辞官得罪说是广为流行的说法.事实上,高启将朱元璋定鼎中原认为"乱极将冶",积极勉励友人出仕明朝,处处流露出对明朝的忠爱思想.朱元璋在他统治前期对士人辞官归隐这类事件的处理颇为大度.辞官得罪说既不符合高启思想实际,也不符合洪武前期政治现状.从考察此事件关键人物魏观及高启与当时朝廷政治人物的关系入手,结合朝廷势力派别斗争,可得出如下结论他们是明初文官与武将、淮西集团与浙东集团争权夺利的政治大背景下的牺牲品.     

高启诗简论

盘空俊鹘谁能似?季迪才情本自天。说与张徐须缓步,绝尘还欲驾青田。——姚莹《论诗绝句》高启是元末明初著名诗人,生于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死于明洪武七年(1374),一生仅三十九岁。他的经历比较简单:自小生长在苏州,青少年时代,正值元末农民大起义,“天下崩离,征伐四出”。张士诚在吴中称王割据的十二年,高启二十一岁到三十二岁,他先到杭州、绍兴等地避乱,回到苏州,与张士诚属官饶介有往来,不久,便隐居到吴淞江的青丘,生活在农夫渔父中间,歌咏终日。在元朝和张士诚统治年代,高启始终没有出仕。明洪武二年(1369),他应召到南京编纂《元史》,为翰林院国史编修。次年,朱元璋     

高启生平二考

高启(1336—1374)是“明朝最伟大的诗人”。他一生虽然短暂,且《明史》、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均有传,乡人李志光有《凫藻集本传》,学生吕勉有《槎轩集本传》,清金檀有《高青丘年谱》;但由于明初统治者对吴中地区采取的特殊政策,使得这些传记的记载有不确实之处,掩盖了高启生平中的有关事实真相。这使我们难以看清其生平思想和作品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拟对高启生平的两个问题重新进行探讨。一、高启与张士诚政权的关系张士诚据吴称王期间,高启有否出仕张士诚政权呢?高启的诗文没有明确记载,有关高启的志传均说没有出仕张士诚政权。近人大都亦持此论。吴晗在(朱元璋传》中说:“明初的著名诗人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都曾和张士诚来往,杨基和徐贲还作过张士诚的官。”②钱伯城说,高启“没有在张士诚手下做官,宁愿伏处田野,做一个安居守分的诗人。”③尤振中在《高启诗简论》中说:“在元朝与张     

评高启的诗论

近来有些论著把高启的诗论误解为摹拟之论。这大约受明清两代诗论家的影响。明人李志光在《凫藻集本传》中评高启的诗:“拟鲍、谢则似之,法李、杜则似之。庖丁解牛,肯綮迎刃,干汇万类,规模同一轨。”清人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吴乔。他在《围炉诗话》中总结唐、宋、明三朝诗时说:     

高启心态探微

有明代第一诗人之称的高启,在元末明初的大部分时间都隐居在青丘江畔。强烈的个性促使诗人采取避世态度,沉浸在诗歌艺术的创作中来摆脱外在世界的影响,在表面上具有隐士的姿态。但我们却发现,高启的心态具有与以往的隐士不同的特征。本文将揭示高启这种复杂的心态表征并探讨其内在的根源。     

高启诗歌的艺术风格

公元一三七四年(明太祖洪武七年),元末明初诗坛上的一颗最灿烂的新星陨落了。高启,这位“天才高逸”、名冠当时的诗人,不幸竟因诗获罪,成为明初朱元璋文网恐怖的牺牲品,而停止了他的歌唱。《明史·高启传》载:“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归家,以观(魏观,苏州知府)改修郡治,启为作《上梁文》,帝怒,遂腰斩于市。”时年仅三十九岁。的确,高启死得太早了。如果天假以年,他必定会奉献出内容更为广阔深厚、艺术上也更为纯熟完美的诗作,必定会取得更为辉煌的成就。然而,明太祖的文字狱却无情地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这是诗人的不幸,令后人痛惜不已。     

论高启的睡欲和诗癖——兼及元代文人的隐乐思潮

通览“明代第一诗人”高启的作品,可以发现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即时常描写睡觉的惬意。且不计诗文内容所涉及到的,直接以“睡觉”、“晓睡”、“昼睡”等等命题的就有多篇,可以说是在数量上仅次于“酒”的单纯主题。我们知道,“诗”和“酒”历来是须臾不可分离的,中华诗家骚人的大作通常少不了佳酿的催发与浇灌,所以高启的咏酒不足为怪。然而,他的嗜睡似乎与写诗并无必然联系,之所以昼寝往往是无所事事或求得安逸——高启无重病,显然不需静养;三十九岁即罹祸腰斩,亦非年逾古稀,精神不济。因此,探讨高启不断重复的睡觉动机,进而分析元代文士的隐逸行乐思潮,以及高启作品中因此而出现的有关思想内容,就是本文的主旨。     

高启"兼师众长"说论析

"兼师众长"是高启诗歌理论的重要内容就学习的对象而言,就是向古往今来的各种诗派、各位诗人学习,转益多师,博采众家之长;就创作来说,就是提倡风格多样;从文体学的角度而言,就是应该兼工各体.高启提出"兼师众长"说是以宋元诗歌发展的历史为基本前提的,还有其现实针对性."兼师众长"说,表现了高启企图包容众家之长、形成集大成的宏阔的艺术视野;还表明了他具有一种通达古今之变的意向;高启"兼师众长"的理论和创作实践,为明诗作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并昭示了宋以后诗歌发展的正确方向.     

论元末明初的文学思潮——兼论高启与杨维桢之间的关系

元末明初文学成就集中在东南地区,领袖人物是杨维桢和高启。历来评论者都把杨维桢与高启的文学创作归入新型的肯定个体意志、张扬生命欲望的文学思潮。通过对二人无交往原因的探讨,发现高启其实代表了另一股完全相反的文学复古思潮。这两股思潮分别开启了明代中后叶文学领域的复古运动和个性解放运动。     

《书博鸡者事》浅析

这篇文章选自高启的文集《凫藻集》。高启(公元1336——1374年),字季迪,号槎轩,又号青邱子,长洲(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元朝末年,张士诚据苏州,高启挈家依妇翁周仲达,居吴淞江之青邱,授徒自给,歌咏自适。明朝洪武初年,高启被     

论高启对李白的接受

高启作为＂明代第一诗人＂,以博学工诗的聪明才智与兼学众家的创作追求,卓立于元明易代之际。其诗一改元末诗坛绮靡缛丽之诗风,展现出超凡脱俗之意趣。高启的个性与李白颇为相似,其诗风亦相类。高启不仅接受了李白的人格,更是通过创作实践来接受李白的诗歌。     

高启吴越之游考论

高启的吴越之游是研究高启生平无法回避的问题,前人之说比较模糊。高启吴越之游的目的和动机实际上是游历、访友。吴越之游共两次:第一次为戊戌冬至前数日至己亥年正月底;第二次为庚子年春至当年六月前。相关诗文系年也应与此相合     

辞官与颂圣——高启"不合作"说之检讨

朱元璋对高启有征修<元史>、超迁官秩、赐金允归的殊恩.高启自征修<元史>至洪武五年都对朱氏抱有感激之情.其辞官的愿望虽贯穿金陵时期,但随着境遇的改变而强弱有别,直接原因则是洪武三年七月超擢户部侍郎所带来的危机感.辞官后的高启对朱氏心怀歉疚,故退而不隐,诗文颂圣.因此,高启对朱元璋及其明政权并非不合作的态度,"不合作"说属于学人的误读.     

高启吴越出游事迹考辨

文章从《昊越纪游诗序》来源和高启行踪两方面考察，认为至正戊戌、庚子间，高启出游昊越之说乃金檀伪托。其出游实际可考为两次，一次应在至正十八年（1358）戊戌十月二十左右至十九年己亥正月十五之前一段时间，一次在至正二十四年间。     

高启的审美理想及其创作成就

上高启的诗歌审美理想高启关于诗歌的审美理想是与他生活的元末明初的社会现实、哲学思潮,特别是以苏州为中心的三吴地区士人的生活风尚密切相连的。当时三吴地区的士人主要在两个方面表现出与传统观念不一致的风气:一方面,背弃传统,轻视功名;另一方面,清狂放逸,寄情于艺。高启在《青丘子歌》中说他“蹑(?)厌远游,荷锄懒躬耕。有剑任锈涩,有书任纵横。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但好觅诗句,自吟自酬赓。”杨朝英在[殿前欢]中抒写的人生理想是:“白玉窝,守着个知音律俏奴哥,醉时鸳鸯同衾卧,两意谐和。尽今生,我共他,有句话闲提破,花前欢饮,月下高歌。”汪元亨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