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声今昔初探

春秋战国时,我国音乐就分东南西北四方之音。南音之中,又分为楚音、吴音与越音。楚声即是楚歌、楚乐之音。《诗经》中,十五国风,是流传在我国北方诸国的民歌,而《周南》、《召南》则列入“南夷之乐”,据说“其地当在南阳、南郡之间”,这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南部、湖北省及四川东部的地方,也就是以秦岭山脉及其东延余脉的伏牛山作为分界岭,南阳以南划入“南夷之乐”的范围。解放以来的调查资料表明,湖北省与河南省南部,民歌地     

“楚声”与“兮”——赋、骚关系小议

历来对于骚、赋分体的理由,大概主要集中于带“兮“字的特殊句式或“楚声“的地域性特征。然而从两者来看,“兮“字并非当下《楚辞》唯一的特殊用法,“兮“也并不具有楚地特色;“楚声“一词真正的涵义,不全在于地域性而言。另外,赋、骚也具有共同的文体特征。     

文学史视野下的赋、骚关系诠辨——兼说“楚声”与“兮”

历来对赋文体的具体定义或界说，存在难以言说清楚的悼难，至于赋、骚亦各持异说：然历来对于骚、赋分体的理由，大概主要集中于带“兮”字的特殊句式或“楚声”的地域性特征。然而从两者来看，“兮”字并非当下《楚辞》唯一的特殊用法，“兮”也并不具有楚地特色；“楚声”一词真正的涵义，不全在于地域性而言。另外，赋、骚也具有共同的文体特征。     

论楚歌的体制特点及对汉乐府的影响

楚歌是《诗经》之后,五言诗产生之前,广泛流行的一种诗歌形式,其体制特点是句中用“兮”字,句式参差灵活。由于句中“兮”字的使用,楚歌体制中包含着三言、五言、七言等句式发展的可能。从诗史来看,楚歌的主要意义即在于它对乐府三言、五言、七言等诗歌形式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楚歌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历史意义值得重视。     

《诗论》考释的意见分歧以及相关问题

~~是有以上释文 ,这并不算错。是否妥当 ,则可以讨论。至于“乎”字 ,《诗论》“乎”字四例 ,分别见简 1、6、7、9,除本例外 ,余三例马氏均释为“乎”。本例释“呼”的确不当 ,笔者亦无意于为马氏辩护。附带说一句 ,姚氏引《毛诗》“百” ,阮刻本、朱熹《集传》作“百辟” ,“百”是笔误 ?付印校对之误 ?或者另有版本依据 ?笔者所见有限 ,谨此质疑。姚小鸥又云 :　　本简释文考释较为严重的问题在于整理者误读古书而将“无”训为“乍”。《诗经》中“无”凡五见 ,现以其在《毛诗》中出现的顺序徵引如下 :《大雅·抑》 :“无维人…     

从“兮”字用法看楚辞《九歌》的音乐特性

楚辞中的“兮”字的用法是很特殊的语言现象 ,这在《九歌》中尤其明显。本文结合先秦时代诗歌作品的大量材料 ,从《九歌》中发掘出充足的内证 ,揭示了诗、乐、舞三位一体的《九歌》中“兮”字的音乐特性 ,指出它具有迂徐舒缓、浩荡宛长的效果 ,而这又是与《九歌》作为民间祭神乐歌的性质相一致的。《九歌》中“兮”字的用法 ,所以不同于其他来源于荆楚民间一般歌谣的楚辞作品 ,其根源也在于此     

是“浊上变去”还是“上去通押”——与池曦朝、张传曾二同志商榷

<正> 《切韵》《广韵》中的全浊上声字,后来在北方话里一般都变为去声,这是大家早已公认的事实。音韵学家把这一变化称之为“浊上变去”。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歌中,有不少全浊上声字与去声字押韵,这也是不少人已经看到的事实。从《中原音韵》看,“浊上变去”在北方官话中,至迟在十三四世纪已经完成。那么这一演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白居易诗歌中全浊上声与去声相押,是否就能证明当时“浊上变去”已在变化之中呢?对这一问题,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看法。     

论《毛诗序》的美学思想

《毛诗序》,是《诗毛氏传》前面,《国风·周南》第一首诗《关睢》题下的一篇序言。这篇序言的作者是谁?有无大小序之分?现在均尚无定论。但是,这篇序言却继承和发展了春秋、战国以来儒家的诗歌、音乐理论,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诗经》的创作经验,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独特见解,成了汉代经师们传诗的一种最新美学理论,对后世的诗歌和文艺评论,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很有必要加以深入的讨论。因此,我就想从这篇序言常用的“风”这个美学术语入手,论述一下《毛诗序》的美学思想。     

李白笔下之月

咏月,在我国文学史上源远流长。《诗经·陈风·月出》写道:“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借皎洁之明月表达男女相悦而思念之情,开我国古典诗歌望月怀人之先声。之后,咏月日盛,情思愈广。曹操的“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浅谈屈原与《九歌》

<正> 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但不少问题仍有争论。我仅就《九歌》研究中的问题谈点看法。《九歌》是什么性质的作品?这是讨论《九歌》的出发点。屈原在《离骚》中写道;“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偷乐。”他还在《天问》中写道;“启棘宾商,《九辩》《九歌》。”由此可知,《九歌》应该是古代乐歌的名称。所谓乐歌,也就是     

论“周南”和“召南”

一《周南》和《召南》的命名在《诗经》十五国风中,只有《周南》和《召南》的命名历来颇有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南”字的理解各有不同,其影响较大的有五种意见。 (一)南化说。《毛诗·关睢序》说:“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郑玄《诗谱》说:“周、召者,禹贡雍州岐山之阳地名。……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国也。”陆德明的《毛诗音义》也说:“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阳而先被南方。”孔颖达《毛诗正义》,朱熹《诗集传》等,均从此说。 (二)南音说。《吕氏春秋·音初篇》说:“禹行功,见涂山氏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命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此说到了宋代颇为流行,王     

国风──男女风情的世界

国风──男女风情的世界冯耀初《诗经》“国风”这部分诗歌通常叫“风诗”。为什么这部分诗歌叫做“风”特呢？以往有的认为，“风”是“风格”的意思，《诗经》分风、雅、颂三个部分，这是根据音乐风格来划分的，“风、雅、颂”所配的乐调风格不一样。“风”是什么乐调呢...     

“湘江北去”不是“滚滚向北流去”

毛泽东同志《沁园春·长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梏子洲头。”“湘江北去。”许多注释者释为“湘江的水滚滚向北流去。”“滚滚”二字不准确。“滚滚”乃激浪奔流之状。“不尽长江滚滚来”,与“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可以说是类似的景象。夏季的湘江,也是翻波涌浪,滚滚北流。屈原《怀沙》:“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浩浩沅湘,分流汩兮。”而这首词所描绘的是寒秋的湘江,     

从《离骚》和《九歌》的节奏结构看楚辞体的成因

《离骚》和《九歌》虽然看似两种不同的句式类型, 但通过《离骚》几种基本句式的分析,可以发现其包含三种基本节奏音组, 与《九歌》的基本节奏结构相同。楚辞以虚字作为句腰, 主要原因是为了改造从《诗经》延续下来的以单音节词前置的散文构句方式, 解决诵读节奏和词组自然顿逗不一致的问题。其三种节奏音组中的虚字大部分都不是为构成散文句的需要, 而是为诗歌节奏的需要而添加。以“兮”字连缀二言、三言等词组以加长句子的做法, 与虚字为句腰的节奏结构乃至语法意义都相同, 这种句式是在春秋战国以来韵语体普遍要求加长句式的趋势中出现的。屈原顺应当时语言的发展, 借鉴诗经体的节奏构成原理, 发现并提炼了以基本节奏音组为主导来结构诗行的规律, 这是楚辞体继《诗经》四言体之后兴起的基本原因。     

“学而优则仕”中的“优”

首先从词义学的角度看。先秦“优”字无“优秀”义。“优”字在《论语》中:“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及子曰:“孟子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三个“优”字,杨伯峻先生都讲成“优裕”是很准确的。《孟子·告子章句下》:“好善优于天下,而况鲁国乎?”联系上下文,“优”也当“优裕”、“有余力”讲。《诗经·大雅·瞻印》“天之降罔,维其优矣”。高亨《诗经今注》云:“优,厚也。”也是“优裕”义。只不过是天降灾荒,百姓的灾难丰厚,也就是灾难沉重罢了。《国语·周     

古代怀乡诗繁富成因初探

在卷帙浩繁的古典诗歌中,以抒发怀乡感慨为题材的作品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不少怀乡诗句,如“不我以归,忧心有忡”(《邶风·击鼓》)、“王事靡,维嗣我日”(《小雅·杕杜》)。汉魏六朝的乐府民歌及以后各代的民间歌谣中,这类怀乡诗也是屡见不鲜,如汉乐府中的《悲歌》、《古歌》,北朝乐府中的《紫骝马歌》、《琅琊王歌》等等。在文人诗作中,怀乡之作更是比比皆是,如《离骚》中有“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之语,     

歌谣源于祭礼

法国著名学者葛兰言先生在《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指出一个事实:《诗经》中的情歌来源于仪式。我们不禁有个问题《:诗经》中《国风》以外的诗歌是不是也是来源于祭礼吗?就这个问题,本文试着从原始宗教、图腾崇拜和巫术三个方面来探讨它们与诗歌的关系。     

楚风与楚辞

一、诗经不收楚风,并非楚地无风可采《诗经》十五国风不收楚风,引起了许多推测,其中就有楚地无风可采的假说。此说能否成立?考诸先秦典籍,此说大有问题。《左传·襄公十八年》载晋国乐师师旷自述“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以南风之歌对楚言,则南风即楚风。《淮南子·览冥训》》载“昔者师旷歌《白雪》之音而神物为之下降。”《白雪》即楚曲。又《成公九年》载晋景公命楚囚钟仪奏乐,钟仪“操南音”,受到晋大臣范文子的称赞,说他“乐操土风,不忘旧也。”可见春秋前期,北方诸侯不但知道有楚风,而且还能欣赏楚风,甚至会唱楚曲。     

元代《诗经》学的特征及历史地位

元代《诗经》学侧重朱子之学,崇尚"朱传"成风,除马端临、李公凯等少数几位《诗》家外,其他《诗》家的著述几乎全部是围绕《诗集传》而作。元代《诗经》学几乎成了朱熹《诗集传》的一家之学。元代《诗》家继承了宋代《诗经》学的求实精神,博采众家之长,在音释、训诂、诗旨、诗歌艺术手法等方面对《诗集传》都有很大的阐扬发挥,但较之宋人,怀疑精神已经大大减弱,观念略显保守。元代《诗经》学处于《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之间,一方面它继承了《诗经》宋学的求实考据之风;另一方面,元代《诗经》学影响了明代《诗经》学的发展走向,对清代《诗经》学也有一定的间接影响。元代《诗经》学,是连接《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的纽带,它在《诗经》研究和《诗经》学的延续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说《诗经》中的“言”

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通论部分把“言”全都解释为“句首语气词”或“动词词头”。查余冠英《诗经选》,新近出版的《辞海》,杨树达的《词诠》,北大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也都是解释为助词的。对此,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诗经》中的“言”,不全是助词,在句中的“言”有不少应解释为代词“我”,而在句首的“言”则全都应理解为代词“我”。理由如下:(一)《小雅·彤弓》:“彤弓召兮,受言藏之。”《诗经注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