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吉""凶"论的辩证关系与现实价值

<周易>包括两个部分,即<易经>和<易传>.<周易>是一部哲学书,又是一部卜筮书,是中国最早的学术专著.<周易>其神妙可以预知未来,其智慧可以隐藏过去.<周易>告诉人们要趋吉避凶:<周易·系辞>曰:"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陷,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1](P301)"正,终吉";"不正,终凶"[1](P266).     

易象:《周易》的诗性话语及其象征

中国文化是用诗性的话语来表达的.<周易>之象、<诗经>之兴、<春秋>之笔,是中国文化诗性话语的三种表现模式.其中,易象用以寓理,诗兴用以抒情,史笔用以叙事.易象包括卦爻象、卦爻辞两部分,后者是对前者的解释,但不是抽象的逻辑的哲学阐释,而是直观的形象的诗性描述.从整体上说,易象是隐喻,是象征,易象所蕴涵的道理是宗教的,哲学的,但表达方式是文学的,象征的.<周易>以"立象尽意"的方式传达出对世界诗意解读,易象也就成为隐含<周易>易理的诗性载体.     

《哈姆雷特》主题之辨

隐喻是构成悲剧的关键成分,决定着一出悲剧的情节发展和情感升格,表征主题的隐喻意象则明晰化了隐喻的这一重要作用.以某一意象为主隐喻的隐喻系统反映了其所表征主题的语言内部结构.以此为观照,考察学界长期争论的<哈姆雷特>主题归属问题,通过分析"悲"主题的"疾病"意象主隐喻系统和"仇"次主题的"狩猎"意象主隐喻系统,分析<哈姆雷特>主题误读的原因,从而有力地证明了<哈姆雷特>主题的悲剧性本质.     

论钱钟书文学创作与《周易》研究之关系

作为一代国学大师,钱钟书先生博通经史,深谙<易>理.从<周易·渐>卦与<围城>结构、构思的互渗互证,到重视修辞的文艺批评,再到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化阐释,总体来看,钱钟书的文学创作与他对<周易>这部中华原典的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钱钟书以自己一系列新颖的创作和研究成果,推进着易学研究的现代性进程,为确立<周易>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和文化史上应有的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     

试论英语词汇中的概念隐喻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亚里士多德就在<论修辞>一书中提到了"隐喻"一词,但隐喻作为修辞的一种,还仅仅是为了服务于说辞演讲.到了20世纪初期,新修辞学的最重要理论家之一Richards提出隐喻就是从一种事物(本体)的思想中抽象出来一种特征,然后把这一特征(喻义)附加到另一事物(喻体)的身上.隐喻并非像亚里士多德所说是"天才的标志",它是无所不在的.在本体论上,隐喻的地位被大大地提高,人们已经从一种语言修辞现象上升到认识和思维的一种内在的,本质性的结构层面上来重新认识隐喻.20世纪80年代以来,隐喻不再仅仅被看做具有文学意义上的审美功能,它所特有的科学认知功能也逐渐被揭示出来.     

《汉书》、《后汉书》之政论文引《易》考论

两汉历史风云变幻,是我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重要的时期.自西汉设五经博士,武帝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措施后,儒家学术思想特别是经学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传统的主流,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我们发现两汉书中政论文里有许多引用<周易>的例子,如<汉书>中约有53处,<后汉书>约123处,若对其进行认真地考察,我们会对这部位列"群经之首"的经典典籍的学术价值、社会地位以及两汉时期的人们对<周易>思想精髓的接受和当时的文化背景有更深的了解与把握.     

语境变化:比喻发生的原因——以《周易》古经中三个军事卦为例

选取<周易>古经中"角"、"虎"和"以杞包瓜"为个案,考察它们从甲骨文、金文到<周易>卦爻辞中所处语境的转变,发现它们在甲骨文的占卜语境和金文的祭祀语境中或为人名,或为地名,而转入<周易>的军事语境后,都产生了比喻义.可以说,汉语中比喻的产生正是语境转变的结果.     

通行本、帛书、上博简《周易》卦名辨异

卦名是<周易>语言文字系统的第一项内容,不同词性的卦名,也就是以形象名卦还是以意义名卦,可以表现出<周易>在形成及发展过程中思维方式的演进.从这个角度出发,一方面我们体会了<周易>"立象以尽意"的古老的象征表现,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相信帛书、楚竹书<周易>在年限上确实早于通行本.     

20世纪的《周易》古歌研究

自20世纪20年代起,郭沫若等前辈学者开始从诗学角度对<周易>进行探索.到20世纪70年代止,这一研究主要限于以<周易>的一爻为单位,运用比兴理论与<诗经>等先秦诗歌进行比较.20世纪80年代末期,傅道彬等在前代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应以全卦为单位对<周易>古歌进行解读的理论.这些研究开拓了<周易>研究的新领域,对先秦诗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论《周易》对元明戏曲的影响

元明戏曲的创作是受到<周易>义理及<周易>卜筮文化影响的.在元明戏曲中,有不少对于<周易>及<周易>卜卦事象的描写.从内容上说,它是社会生活中沉淀了<周易>文化因素而在戏曲创作中的必然反映;从艺术上看,戏剧家们采撷<周易>及卜卦事象进入戏曲描写,也并非闲笔;它有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心理映带等多种作用.下面笔者从具体作品出发,对上述现象略加考论,以求教于<周易>学及戏曲学界的同仁.     

朱熹视阈中的《周易》"本义"

朱熹的易学易学集中体现在对<周易>"本义"的回归.在朱熹的视阈中,<周易>"本义"分为"精"和"蕴"两个层次,"精"是圣人本意,体现为"理一"."蕴"是"精"的发用和流行,体现为"一理".朱熹通过区分"四圣易"和借用"占筮"之法对<周易>"本义"进行解读.无论是对<周易>"本义"的理解还是解读,朱熹都显示了一个学者的敏感和创见.     

论商周文化对《周易》的影响

任何文化现象的产生都与当时文化背景存在多方面的联系;任何文化现象的发生与读解都存在时代、作者、作品、读者四要素的逻辑关联,故读解<周易>要掌握正确的方法,<周易>发生在商末周初,我们要把<周易>拉回到它发生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去考察才可能接近作者的本意.文章从四个方面考察<周易>发生的文化背景及其与<周易>的关联,认为当时天人合一的哲学观衍生出<周易>"推天道明人事"的思维方式、论证方法、天人合德的道德观、天人和谐的理想社会;等级森严的宗法制衍生出"法先王"的观念;以天为师的道德观衍生出借助上帝的权威引导君王向善;主文谲谏是当时文化以及<周易>的政治目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目的.     

从《周易·临卦》看儒家的政治观

<周易>作为儒家经典,包含着丰富的、极具儒家特色的政治思想.通过研究<周易·临卦>,本文既借助此阐述儒家"为政以德"思想的事理逻辑,又在"保民"和"民本"两个具体维度上探寻临卦的深层政治意涵.     

隐喻认知观对中国《哈姆雷特》翻译研究的启示

在隐喻认知观看来,翻译实际上就是使意义在原语和目标语不同认知语境中的转换.以此为观照,可以发现作为莎士比亚戏剧的杰出代表作之一的<哈姆雷特>在中国译介、研究众多,但却较少从两种语言文化积淀的角度,加以深入剖析.若对剧中的隐喻加以量化分析,找出其背后隐藏的隐喻构建和解读处理背后的认知理据,即在一个还原了的认知语境中对语义加以再现,将有助于发现<哈姆雷特>在语言和戏剧艺术上的真实面貌.     

天人合一易儒交融——论《周易》与儒家精神

<周易>本来是用来卜筮的工具,但是其中蕴含了体认天道的直觉思维,这是天人合一状态之下的必然表现.先秦诸子无不由此产生法天的思想,但是各有不同.儒家大胆地剥离了<周易>卜筮的一面,系统地对<周易>进行哲学阐发,建立了自己的天道观,这才使<周易>最终成为万世经典;儒家将其理想化的人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均寓于其中,这才使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必然选择.     

《洞天玄记》的隐喻系统与杨慎"游神物外"之宗教意识

作为杨慎创作的一部"阐明老氏之旨"的"宗教感化剧",<洞天玄记>继承了道教丹鼎派鼻祖魏伯阳<周易参同契>所开创的隐秘晦涩、古奥神诡的宗教文本语言风格,通过大量使用隐喻性语言描写形山道人收昆仑六贼、降东蛟、捉金虎等一系列故事情节,从人物设置、情节敷演、意象选择、语言表述等层面罗织了一个诡谲怪诞而又寓意深远的隐喻体系.对这个精心构建的隐喻体系进行深入的剖析,不难挖掘出杨慎思想领域中浓郁深厚的"游神物外"之宗教意识.     

王弼《〈周易&#183;彖〉注》“时”的观念探略

王弼对<易传>"时"的观念进行创新和升华,主要集中在对<周易>十二卦<彖辞>"时"的阐释上.王弼对<颐>等四卦<彖>之"时"的理解是紧紧围绕"君子有为"这个思想脉络的,他把"时用"之"时"辩证理解为某种较为复杂甚至糅相反含义为一体的原则,从而提出"用有时也"的观点,显示了其<易注>深邃的哲学义理层度.在王弼看来,"时义"的深旨就是<周易>体现出的有为的政治哲学.     

语篇幽默中的隐喻阐释

在当代认知科学如火如荼的发展下,隐喻这门古老的学问重新绽发了新的生命力.从修辞学研究转向认知语言学,隐喻成为"人类语言无所不在的原理".本文试图以莱可夫的"映射理论"为基础,从认知的角度,描写并阐释了隐喻是人类概念范畴建构的基础,是人类创造性地把不同义域并置在一起,从而产生了一种新颖地认识周围世界的方式.文章并通过分析文本<拜年>,论证了语篇中隐喻性幽默的产生,扩展了我们对隐喻幽默功能的认识.     

"隐喻"概念与弗莱的文学批评

"隐喻"是弗莱的神话一原型批评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弗莱通过探讨<圣经>的隐喻性,将原型与文学联结起来,并指出在由神话所构成的思维框架中,"隐喻"是惟一的表达途径.弗莱对<圣经>及其隐喻的系统研究,既是其批评理论的重要基石,同时也体现出他对"隐喻"这一概念的多重理解与运用,对理解当代文学批评的"隐喻"概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王弼《<周易·彖>注》"时"的观念探略

王弼对<易传>"时"的观念进行创新和升华,主要集中在对<周易>十二卦<彖辞>"时"的阐释上.王弼对<颐>等四卦<彖>之"时"的理解是紧紧围绕"君子有为"这个思想脉络的,他把"时用"之"时"辩证理解为某种较为复杂甚至糅相反含义为一体的原则,从而提出"用有时也"的观点,显示了其<易注>深邃的哲学义理层度.在王弼看来,"时义"的深旨就是<周易>体现出的有为的政治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