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公共能量束"而非"公共能量场"在解决着我国"焦点事件"——《后现代公共行政》评述兼议我国"拐点行政"走向

话语理论代表了公共行政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在话语理论中,解决行政问题需要在"公共能量场"上完成.对近年来我国18起典型"焦点事件"进行定类统计分析,可以发现,后现代性在我国公共行政领域中已非常明显.但由于"拐点时期"管理情境的特殊性,话语理论在我国具有不同的运行规律,即零星对话→公共能量场→公共能量束→公共行政议程→结果,根据该规律,我国"拐点行政"有两种走向,即"审议行政"与"民意数据挖掘".     

政府微博与公共能量场契合析论

公共能量场是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的核心,其主旨是关心公共事务的公众和政府在这里平等对话,达成一致的公共政策.中国政府微博与公共能量场理论恰相契合,为公众利益的表达和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在网络信息化时代,以公共能量场理论为参考完善政府微博,从而使政府微博更有效地发挥公共能量场的效用,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实现民主行政.     

微博用户公共事件参与的因素探索——基于政治效能感与社会资本的分析

近年来在中国迅猛发展的微博不仅成为个人表达和展现的平台,也成为公众舆论和公民参与的重要渠道。尽管国内外已有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和政治效能感对于公民参与和政治参与有所影响,但鲜有实证研究从个体用户层面探讨中国微博用户自身的政治效能感和线下线上社会资本与其公共事件参与之间的关系。研究通过对329位微博用户的问卷调查发现,中国大陆微博用户在现实生活中的公共事件参与程度颇低,而在微博上参与公共事件的程度则相对较高。内部效能感与线下的官方交涉性参与、传播与动员,以及微博上的行动式参与、话语式参与呈正相关;外部效能感对参与行为的正向影响则主要集中于线下的官方交涉性参与和微博上的行动式参与。相对于桥梁型资本,粘结型资本对于线上和线下公共事件参与的预测力更为显著。     

微博用户公共事件参与的因素探索——基于政治效能感与社会资本的分析

近年来在中国迅猛发展的微博不仅成为个人表达和展现的平台,也成为公众舆论和公民参与的重要渠道。尽管国内外已有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和政治效能感对于公民参与和政治参与有所影响,但鲜有实证研究从个体用户层面探讨中国微博用户自身的政治效能感和线下线上社会资本与其公共事件参与之间的关系。研究通过对329位微博用户的问卷调查发现,中国大陆微博用户在现实生活中的公共事件参与程度颇低,而在微博上参与公共事件的程度则相对较高。内部效能感与线下的官方交涉性参与、传播与动员,以及微博上的行动式参与、话语式参与呈正相关;外部效能感对参与行为的正向影响则主要集中于线下的官方交涉性参与和微博上的行动式参与。相对于桥梁型资本,粘结型资本对于线上和线下公共事件参与的预测力更为显著。     

微博空间中“公众阅听人”的重构

以新媒体微博事件为例,分析了微博空间构建"新公共领域"的文化逻辑在基于微博空间而发展起来的新公共领域中,公共阅听人的思想与行为已经超越了传统"传—受"理论模式的受众概念及其经验,理解微博空间中的公共阅听人,要遵循公共领域的解释逻辑。进而认为,如何构建理性的公共阅听人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微博空间的治理之道,其根本是建构起新媒体时代所要求的理性的公众阅听人,而加强和发展媒介素养教育是达此目的的重要路径。     

微博、公共知识分子与话语权力

微博因其“平权”、“零散”与“再中心化”的技术特质,具有对公众“表达自由”的“赋权”能力.目前,一批知识分子正以微博意见领袖身份,回应微博技术的赋权,参与公共话语的表达.文章总结公共知识分子在微博空间行使话语权的表现；提出制约其话语影响力发挥的因素和关系；并进一步探讨如何将微博的技术赋权转化为自身的机遇.结论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微博生存存在多个方面的问题和隐忧；而微博“共景监狱”式的开放结构,让知识分子“虚妄的公共性”更为显性.为实现自我身份和公共价值的重新认同和构建,公共知识分子应积极介入、充分利用微博空间；秉持批判与道义传统,以特殊知识分子的身份,进行中观和微观政治话语的表达,彰显自身的中心话语权力；推动公民交往理性和公民社会的建构.     

论网络公共话语空间的政策价值及其制度培育的必要性

公共话语空间是指公众就社会事务展开自由、集中的理性讨论,并藉以形成共识、产生公共意见的话语平台。当代中国通过"行政吸纳政治"的制度培育路径,来构建网络公共话语空间的政策价值在于,借助以网络为载体的"部分人的对话",强化公共政策问题构建的合法性,不仅有利于决策者对公共政策问题做出界定和判断,而且有助于生成一种"有管理的自治"的话语平台,来解决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难题。     

“失衡的舆论场”：微博场域中的政府、民众与媒体的角色路演及话语表达——以“7·23甬温动车事故”为例

在新媒体时代的公共事件中,微博往往成为不同利益群体争夺话语权的场域。本文以“7·23甬温动车事故”为例,分析了政府、民众和媒体在新浪微博的差异化明显的话语表述和角色呈现,研究解释了作为利益关联者的民众、作为事件观察者的媒体以及作为事故处理者和信息管控者的政府在微博中的话语表述方式。由于三者无法形成良性互动,微博场域中舆论失衡,最终使得讨论难以走向理性交流。     

主体特质与话语表达:基于“能量场”的政策体制探析

公共政策是整合分化社会与分化利益的有力工具,制定一项良好的公共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一项良好公共政策的制定一方面基于各参与主体的特质情况,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政策产出的体制.关于公共政策主体的分类与分析,国内外学者仍是“仁者见仁”.在后现代话语理论方兴未艾的情势下,公共政策在“公共能量场”中的制定与修订以及政策制定过程中抗辩、博弈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难民、秉持公共精神的管闲事者、相关的政府机关、不可触犯的上级权威等四类公共政策主体的特质.而政策主体的特质在“公共能量场”中的能动性,既取决于政策主体的主体特质的话语表达,也取决于在解构传统公共政策体制的基础上建构基于后现代话语理论以“公共能量场”为场域的新的公共政策体制的平台搭建.     

微博对突发公共事件舆论引导的演进

文章认为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通过传媒进行一律性的舆论引导已成为一种“制度化”的风险应对策略，但也存在因运用失当带来的“制度化”风险。微博因低门槛、即时的交互化传播及多种传播方式综合等特点，带来了社会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也使舆论从一律走向多元。文章探讨了微博对突发公共事件舆论引导带来的变化及如何建立健全机制以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基于手机媒体公益传播的和谐公共话语空间构建与舆论引导

在分析新媒体语境中公益传播所涉及“物质”、“话语”两个层面的基础上，提出了手机媒体公益传播的概念；对比分析国内外公益传播研究现状及趋势。基于话语理论，考察了手机媒体话语传播力的形成过程，探讨了手机媒体公益传播与公共话语空间构建、手机交谈与舆论扩散的关系等内容。研究发现手机媒体强大的话语传播力，为人人参与公益传播开拓了渠道；手机媒体公益话语传播对公共话语空间构建，公共舆论引导有重要影响；手机等新媒体公益传播联通了“个人思想空间”与“公共话语空间”，开辟了构建“和谐公共话语空间”的路径。     

危机状态中的公共参与和公共精神——基于公共政策视角的厦门PX事件透视

本文立足于公共政策视角,通过对厦门PX公共危机事件的案例分析,认为要科学、合理的应对不断爆发的公共危机,必须实现从传统的政府危机"管理"向现代的公共危机"治理"转型.所谓公共危机治理,在其浅层意义上,追求的是通过构建政府与公众互动、彼此沟通的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治理系统,从而能够找到化解公共危机的最优路径;而在其深层意义上,则是通过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造就具有公共参与能力和公共精神的公民和公民社会,从而最终实现权力向社会的回归.这无疑是当代政府治理的人文指向,也是走向新文明的历史底蕴,因而格外值得中国公共管理者重视和深思.     

公共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民主":现实抑或乌托邦?——基于对南京市"话语民主"实践的实证分析

近20年来,当代主流学科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公共行政领域亦不例外。90年代,一些学者基于后现代社会的某些视角,提出要以公共政策中的话语理论来取代传统的行政模式。话语民主理论的研究视角使我们看到"公共能量场"的形成、多元价值观念的融合以及通过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形成"话语"的共同治理等对于公共政策过程的重大意义。然而对于未曾经历过现代性之洗礼的中国而言,充分实现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民主究竟是现实的民主图景还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幻景呢?由此本文通过对南京市的实证调查,对公共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民主实践进行实证层面的解析,分析后可以发现由于某些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当前充分实现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民主实践似乎还比较理想化。因此本研究尝试对影响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民主实践的因素进行剖析,期望可以为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民主从"乌托邦"走向真实的图景提供一些可行性的数据支持和建议。     

中国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有效治理的理性路径论析——一种基于公共理性的研究视角

近年来一系列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频发,暴露了我国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尤其是基层治理模式存在着较严重的问题.我们应在深刻反思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基础上,把各地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个案经验汇聚成制度化成果,从地方治理体制、机制上积极探索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理性路径.走向现代公共治理是有效应对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公共理性之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多元社会主体制度化参与公共治理过程,并在完善公共治理的基础上,构建"地方公共治理、跨区域的府际合作治理、官民合作治理、社区公民治理"四者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的"大治理"模式,是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公共理性诉求.     

公共新闻实践的可行性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从理论角度讨论了公共新闻实践的内涵与边界问题,并通过典型公共事件论证中国媒体已具备公共新闻实践模式,即在公共冲突性的事件报道过程中,在新闻监督的基础上为冲突双方提供间接表达与参与、协商的实践平台,从而为公共问题提供决策或决策辅助。     

从需求侧发力推动农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文章从分析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现实情况出发,指出了政府主导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单向供给模式的弊端,提出要从"需求侧"发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需求侧模式,以人民群众的实际文化需求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建设依据,通过机制构建、活化内容、尊重主体来促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公共管理视角下农村公共产品需求机制的构建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公共产品供给上的巨大差距逐渐凸显。进而致使农村公共产品结构不协调、供给效率不高。文章全方位解析农村公共产品需求机制所存在的具体问题;在对农村公共产品界定的基础上,提出解决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和供给之间矛盾的方法,文章重点分析了中国农村公共产品需求构建的影响因子,最终在公共管理视角下确立实施绿色公共管理,健全村民委员会,不断完善农村村民自治制度,提高农民文化素养与转变地方政府理念,构建基于民主选举之公共产品需求机制,进而有效化解在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所存在之矛盾。     

公共领域理论范式何以可能

公共领域虽然是在市民社会理论的羽翼下生长壮大起来的话语系统,但却具有超越市民社会理论范式的理论特征和学术价值:不仅公共领域理论话语克服了市民社会理论范式的社会历史局限性,而且,公共领域及其理论本身既具有独立于市民社会的理论规定性和理论内容,又具有自己独立的问题域和学术演变历史。因此,把公共领域从市民社会话语中离析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范式予以专题研究并探讨其学术意义,既是完全可能的,又是十分必要的。     

文化与社会视域中的微博传播——兼论微博的内在矛盾

近年来,微博的风靡引爆了一场互联网革命。微博所具备的开放、平等、互动等特征,极大地释放了个体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使得"人人都是传声筒"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微博成为文化构建和社会变迁的重要推动因素。然而,微博存在着多种内在矛盾。在传播角色上,微博既是媒体平台也是社交工具,并且,精英微博和草根微博拥有不同的话语实践,引发了微博传播的矛盾冲突。微博传播构建的草根亚文化,既是对主流文化的仪式性抵抗,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犬儒主义。而作为推动社会变迁的重要能动力量,微博也会受到政治与经济力量的制约。     

中国公共投资项目层层转包的诱因及农民工欠薪问题

中国公共投资项目中出现的"层层转包"和"农民工欠薪"问题时有发生,但目前对这一问题还缺少理论分析。文章通过构建一个两种"异质群"的演化博弈模型,采用动力学方法研究了一级承包商与中间承包商"层层转包"的问题。文章认为,对终端雇用人员采取不同用工制度形成的超额收益及其他压缩成本的超额收益是影响公共项目"转包"的重要因素。随后,采用演化博弈的研究方法解释了在"层层转包"模式下农民工劳动报酬得不到充分偿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