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的“和平纪念”与和平建设--以日本和平博物馆为中心

受二战后反战和平运动的影响，日本设立了众多的和平博物馆，其中一些重要的博物馆组成网络，形成“和平博物馆运动”。日本和平博物馆设立的目的旨在悼念战争死难者、祈祷永久和平，对战后日本的和平教育起到了一定作用，其中立命馆大学国际和平博物馆最具代表性。但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右翼势力的干扰，广岛和平纪念馆和长崎和平纪念馆等日本的和平博物馆在展览内容设置方面较少涉及日本侵略历史，过于强调日本的“被害”意识，这部分体现了日本政府和民众对二战历史记忆的片面性。日本和平博物馆的设立目的符合和平学的要义，但并未真正实现揭示真相、彰显正义的重要作用。重视对恢复性正义的思考和关注，运用和平学的视角审视中日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才能构筑充满希望的中日关系。     

中国和平形象的构建：和平共处和而不同和平崛起和平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际上为确立中国和平形象．邓小平提出了和平共处的思想。新形势下，江泽民提出了和而不同的思想，巩固了中国和平形象。面对新的时代要求，胡锦涛提出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的思想，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和平形象。     

浅析教育与和平之间的关系

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必须强调教育在实施和平发展战略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平与教育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和平环境对教育有促进作用，教育又是和平发展的基础和重要保证。为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必须加大我国教育的发展力度。     

和平学与全球化时代的和平建设

和平学分为和平研究、和平教育与和平活动三大领域。和平不仅是没有战争,而且意味着消除饥饿、难民、污染、歧视等问题,从而创建一种和谐共生的全球环境。全球化世界的特征之一是跨文化、跨宗教和跨民族,政治行为和管理措施面对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挑战,其基础主要是人际交往的共同文化。在全球化时代,人类可能做到既承担责任又远离暴力。     

文事与武备——中国和平崛起的内在辩证关系

中国和平崛起因为是内驱的，因而具有和平性质。但对世界情势的客观分析说明，文事者必有武备，以武备而行文事，以强大的国防建设而为和平崛起的强有力保障，是和平崛起的重要内涵，也是和平崛起的内在辩证法。     

论我国新时期和平观的价值取向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 ,邓小平、江泽民及我国新一届国家领导人提出了大量关于和平的思想观点。这些思想观点具有明确的价值取向 ,主要包括 :我们的和平观追求的是工具性和目的性统一的和平 ;是积极的、真实的热和平 ;是建设性、创造性的和平 ;是公正的、共享的和平 ;是理性、持久的和平。明确这些价值取向 ,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我国和平的对外政策及和平崛起发展战略。     

试析旅游业的和平外交性

本文试图对旅游业的和平外交属性进行探讨。文章认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深厚的和平底蕴是和平旅游外交的基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和平旅游外交的本质,广泛的“人流”与关注是和平旅游外交的途径,无边界发展和民间特色是和平旅游外交的空间。旅游业是完全意义上的和平外交产业。     

中国和平形象的构建:和平共处和而不同和平崛起和平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际上为确立中国和平形象,邓小平提出了和平共处的思想.新形势下,江泽民提出了和而不同的思想,巩固了中国和平形象.面对新的时代要求,胡锦涛提出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的思想,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和平形象.     

世界和平:池田大作的价值追求

世界和平是池田大作的价值追求。他控诉战争的灾害，认为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以及民族偏见和不信任感是世界和平的障碍，而消除障碍的途径是国家和人民的沟通和了解，特别是人性革命。他的世界和平的价值追求与个人经历和时代背景有关，而理论基础则是人本主义的哲学观，反对暴力的东方价值理念和众生平等的佛教思想。他通过广泛的对谈和沟通，创办教育及文化教育交流，发展创价学会等活动实践他关于世界和平的价值追求。     

李烈钧等与冯玉祥在30年代初的反蒋抗日活动

察哈尔抗日，是本世纪30年代初中华民族抗日潮流起伏中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但对于活跃在上海地区的李烈钧等反蒋派与该事件的关系，学术界迄无研究。本文依据历史资料揭示，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军侵略的深入以及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李烈钧等上海反蒋派与冯玉祥频繁接触，酝酿反蒋抗日活动。冯玉祥移居张家口后，李烈钧等积极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持冯玉祥筹备举兵抗日。     

浅析我国和平崛起的有利条件——以当今国际形势为视角

当今的国际形势对我国和平崛起有着较为有利的因素。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我国和平崛起的前提条件;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为我国实现和平崛起提供了重要契机;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为我国和平崛起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政治环境。     

从外交话语看中国外交中和平观念的演进

60多年来，中国外交话语从改革开放前的主权独立话语与国际斗争话语，到改革开放后国家发展话语与国际合作话语的变迁，反映中国对“主权独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负责任大国”多重身份变化的动态认知，体现了中国外交中“共处和平观”、“革命和平观”、“发展和平观”、“合作和平观”在不同时代主题与国际格局下的总体概况。     

台各界对胡总书记报告的反应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10月15日在十七大开幕式发表政治报告，呼吁台湾执政党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     

如何看待人文主义与世界和平问题--评克莱斯·瑞恩《异中求同》

本文从三个方面评述了克莱斯·瑞恩提出的世界和平与人文主义精神的关系一是只从西方传统而非全球范围来谈世界和平问题;二是使用一个被理性主义者一再滥用的"普遍性"作为世界和平的哲学基础;三是抽象地谈论人文主义与世界和平的关系而没有就其现实性展开讨论.总的来说瑞恩有意无意回避世界和平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由西方文明所带来的,寻找和平的基础又忽视了东方民族和平文化的价值.笔者认为非西方的和平民族力量的增长才是抗衡与抵消霸权主义、促进世界走向和平的根本,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举世公认的中华民族平和品格及其发展对于克制西方文明中的霸气的积极意义.     

和平也是政治的继续——论和平崛起(和平发展)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选择

和平也是政治的继续,和平崛起(和平发展)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选择。和平崛起是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选择,是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和平崛起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历史过程,还需要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等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     

论20世纪世界和平运动的特点

20世纪世界和平运动的特点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从斗争矛头来看，是以反对霸权主义为其目标的：第二，从其地域来看，是以欧洲地区为中心的；第三，从参加者来看，和平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欧盟安全治理的挑战

关于欧盟是否是一个有效的安全行为体,可以通过安全的三个职能:冲突预防、强制执行和平／维持和平、缔造和平,以及和平治理的三个核心组成部分:协调、管理、调节来评估。安全治理是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它可以用来研究各种不同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且对于概念化的欧盟安全政策制定也具有重要意义。     

论和平函数与和平系数——关于和平程度的计算法

任何交往体的和平程度都是可计算的。影响交往体和平程度的两个基本参数是规则与执行,即如果交往事件被合理规则(x)限定得越多,或规则执行程度(y)越高,交往体的和平程度就越高,其函数为P=f(x,y)=xy,xy的值就是和平系数,亦即和平值。在运用和平函数时,虽然会因调查、统计的误差而产生初始数据与计算结果的误差,但它适用于一切交往体与交往事件;能反映交往体秩序受哪些条件制约;能为定量计算与预测交往体秩序提供基本公式;能反映交往体的有效组织程度与和平程度;能强化论证法治建设的重要性;还能描述社会转型期与国际政治的和平程度。     

中国“和平发展”话语权探讨:争论与反思

中国"和平发展"的话语,如何得到国际社会更大的认可,是中国外交面临的重要问题。目前,"和平发展"的话语实践在解构"中国威胁论"上起到一定作用,催生西方更新对中国的话语。这一话语已被西方使用,进入西方议题设置中。西方虽然欢迎和认同"和平发展"的目标,但对"和平发展"是否可以实现的认同度较低。中西论证"和平发展"的理论视角存在很大的差异。中国"和平发展"要转换成话语权力,不但需要借鉴西方理论,更需要中国进行理论反思和创新。提升国际话语权,中国需要更多地表示中国和平发展的善意,而不应过多地陷入争论中。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与世界和平

孙中山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但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带有国际主义倾向；孙中山反对列强侵略，但他又带有和平主义倾向，追求世界和平、社会大同和“天下为公”。所以，他坚持对友好邻邦“益增睦谊”的原则，主张扶持弱小民族，抵抗世界列强。他强调用中国固有的道德、和平作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孙中山将其一生奉献给世界和平，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对世界的稳定与和平具有不可磨灭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