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理性：哈贝马斯的理性重建

哈贝马斯是在分析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的过程中建构起交往理性概念的。他是以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二元分立为基点,赋予交往理性以对抗工具理性的使命,通过“交往理性”这种新理性观的确立,解除了意识哲学的“先验主体”和“先验理性”的设定,摒弃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从而取消了主体中心主义的独裁,从根本上否定了狭隘的传统的“理性”观,也为现代人逃离现代性困境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     

交往理性规约工具理性: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论转型及其中国启示

现代性及其现代性批判在历史上一直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探究历史,无论是黑格尔对现代性的理性主义批判还是以尼采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对现代性所展开的非理性主义批判,都没有真正成为解决现代性难题的合理路径。哈贝马斯从现代启蒙理性的主体性出发,坚持现代性仍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进行了现代理性主义范式的哲学转换,真正从意识哲学范式走向了交往理性范式。对于现代性所呈现的多元价值立场基础上的统一理性规范基础缺失的危机,哈贝马斯提出以交往理性代替理论理性,进而为现代性的重新建构开辟了一条新的理论出路。对于正在以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的的中国现代化转型关键期来说,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思想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这也构成哈贝马斯交往理性思想的内在价值诉求和最为精髓、最富当代价值的内容。     

哈贝马斯交往理性下的生活世界概念

回顾20世纪的西方哲学走向,生活世界的重新阐释已成为多元主题中的重要一维。这其中,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的阐释是独具特色的,它以社会哲学为视角,将生活世界作为与交往行为相辅相成的概念,在交往理性下重建生活世界,使生活世界成为交往实践的背景和视域。文章试图从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的理论来源、意蕴及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等问题的阐述入手,系统地分析哈贝马斯交往理性下的生活世界概念及其生活世界理论对于批判传统意识哲学和建立新的哲学基础的意义。     

哈贝马斯的理性观探析

合理性问题是哈贝马斯关注的重要问题,为了探讨哈贝马斯的理性观思想,通过对韦伯理性观的分析,指出了传统合理性的局限之所在,并在以“生活世界——体制”的双重构架论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基础上,阐述了哈贝马斯以语言和生活世界的互动去构建其交往合理性的必然性。     

微博“交往理性”的现实性质疑

审视当下中国的微博交往,学界应以马克思的精神交往理论为指导来分析其“理性交往”的现实性;而哈贝马斯构想的“主体间性”和“理性共识”原则,则可以为研究者提供认知向度和理论参照.微博因其优于其他媒体的自由对话特性,正在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交往理性试验区;而存在重大冲突和非合理性的系统与生活世界、主体性与理性迷失的交往主体以及微博传播内在化的冲突等因素,共同滋生出了浮躁的微博交往行为.权力、资本以及传统文化价值观施加的深层次压力,使得初具公共领域特征的微博极可能丧失对话的功能.因此,哈贝马斯所言的交往理性能否在微博领域得到呈现,仍值得怀疑.学界需要重塑生活世界的合理性,以此建构理性交往和价值共识的社会基础.     

理性与宗理性与宗教间的角斗与协同——评哈贝马斯与拉辛格的辩论

本文论述哈贝马斯与拉辛格一场有关道德与政治的关系的辩论.尽管他们在实践的层面都寻求理性与宗教之间的对话和合作,但理论立场完全不同.对于哈贝马斯来讲,这一对话和合作的基础在于交往理性能够吸纳宗教的积极因素,而拉辛格认为理性与宗教需要互相制约和互相净化.     

对哈贝马斯理性重构的解读

论述了启蒙以来的理性曾带给人们现代性的乌托邦,但现实中资本主义的危机使人们对理性进行了深刻反思。本文指出,哈贝马斯没有放弃理性而是以交往理性重建理性,捍卫现代性。     

理性、行为与社会——论哈贝马斯现代性分析的三个向度

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工具理性行为和交往行为以及系统和生活世界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三对对立的基本范畴。哈贝马斯通过对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概念的区分,解释了合理的理性概念是如何可能的问题;通过对工具理性行为模式和交往行为模式的区分,解释了社会行为是如何可能的问题;通过对系统和生活世界的社会双重概念区分,解释了社会秩序是如何可能的问题。正确把握三对范畴之间的内在关系和发展逻辑,有助于我们理解交往行为理论的主题：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谋划。     

论哈贝马斯的理性观

如何获得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对于这个问题,哈贝马斯从对理性的重新阐释入手,提出“交往理性”,以补充“目的理性”的不足,力求拯救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类局限于单一的目的理性即工具理性而导致的异化现状。本文主要对上述问题作出分析。     

理性与宗教间的角斗与协同——评哈贝马斯与拉辛格的辩论

本文论述哈贝马斯与拉辛格一场有关道德与政治的关系的辩论。尽管他们在实践的层面都寻求理性与宗教之间的对话和合作,但理论立场完全不同。对于哈贝马斯来讲,这一对话和合作的基础在于交往理性能够吸纳宗教的积极因素,而拉辛格认为理性与宗教需要互相制约和互相净化。     

理性缺位的总体性批判——论哈贝马斯对《启蒙辩证法》的批评

哈贝马斯用“总体化”批判来概括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启蒙理性进行的反思,将其视作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极端化。总体化批判本应完成对启蒙的启蒙,但不幸的是,总体化批判不仅摧毁了批判的理性基础,使批判陷入尼采式虚无主义,而且将启蒙反思变成反启蒙,使其在自我指涉的反思中迷失方向。对于哈贝马斯的批评,学术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究其缘由在于,哈贝马斯与霍克海默、阿多诺使用相同的概念,如“理性”、“启蒙”、“现代性”等,但却做出了不同的理解,而研究者出发点的差异又无意识地扩大了理解上的歧见,使得共识更难达成。     

论哈贝马斯的“重建交往理性”及其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构建和谐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也是我国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现实课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从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入手,分析、探究了当代社会现代化病症及根源,提出要化解现代社会的危机,实现社会和谐,根本出路在于"重建交往理性"。哈贝马斯的"重建交往理性"思想对当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权威之法与合法之法——拉兹与哈贝马斯法治观之比较

面对法治这一法哲学的核心概念,拉兹与哈贝马斯的研究路径各有千秋。拉兹以实践理性为法治的理性论基础,秉承传统分析实证主义的形式法治观,并引入法律权威概念来阐明合法性问题。哈贝马斯则以交往理性为理性论基础,在批判形式法治观基础上提出了程序主义法治观,认为只有经过特殊的民主立法程序,法律才具有合法性。     

技术与科学何以为意识形态?——哈贝马斯意识形态论探析

技术与科学如何作为“意识形态” ,哈贝马斯认为其内在根据在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理性的片面发展 ,即工具合理性压抑了交往合理性的发展 ,合理性标准被狭隘化为目的理性活动系统的工具合理性标准。在此基础上 ,哈贝马斯试图揭示技术与科学作为理性的产物是如何作为意识形态排斥其现代性基础 ,努力把人类从偏见中解放出来的理性为何并未必然导致人类解放的秘密 ,从而找出现代化合理实现的具体道路     

现代性哲学基础的反思——哈贝马斯对意识哲学范式的拒斥

哈贝马斯把理性看作现代性的基础,但理性在发展中发生了扭曲,使现代性产生了难题。为了寻找解决现代性难题的途径,哈贝马斯考察了西方近200年来现代性批判的两种传统,认为以往哲学家们之所以未能解决难题,是因为他们的思路局限在意识哲学范式内。他分析了在意识哲学范式内无法解决难题的原因,认为意识哲学的范式已经枯竭,解决难题必须拒斥意识哲学,重建现代性的哲学基础。     

哈贝马斯的理性批判与现代性问题的方法论重建

现代性问题一直是哈贝马斯批判理论关注的焦点。从黑格尔到德里达 ,现代性问题由确立到受质疑以至被解构 ,其根本原因在于 ,理性批判只是主体自我的反思性批判。这种批判不能真正实现对中心化主体的突破和超越。为了克服这一错误 ,哈贝马斯把主体中心化的理性转换为交互主体性的沟通理性。主体中心化的理性是以个体自我认同为基础的 ,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认同是不可能的 ;而沟通理性是以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接受为基础的 ,就主体自我的存在而言 ,主体间的要互理解既是必要的 ,也是可能的。哈贝马斯把理性重建在生活世界和交往行为的统一活动中 ,为现代性问题奠定了新的生长基点和方法论基础     

商谈法律理论视野下中国立法反思

在多元化背景下,如何寻求公平的立法以输出分配正义、建立集体价值共识,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哈贝马斯从交往理性入手,通过商谈法律理论为立法公平找到了正当性基础。因循哈贝马斯的理论,完善我国立法商谈机制,就应当树立主体际的立法观念,保障公民政治参与权,以合理化目标规范商谈程序。     

哈贝马斯论公共领域政治功能的实现

哈贝马斯理想的公共领域就是“市民阶级的公共领域”,或自由主义模式的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详尽分析了市民阶级公共领域获得政治功能的历史进程,并据此论述了市民阶级公共领域之政治功能所具有的实践意义它保证理性地解决政治问题,而不再诉诸赤裸裸的暴力,以社会交往的理性化促成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的理性化;它赋予市民社会自我调节机制以规范化了的地位,并以自身坚持的公共性原则,成就了一种适合市民社会需要的国家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