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治立心——论卢梭社会政治思想在18世纪启蒙政治思想中的独特性及其意义

二百年前,磅礴的启蒙运动再度开启欧洲心智,一切现存事物皆不可回避地在理性法庭前接受无情审判.对此,康德曾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理智的广阔批判与建构极大地促进西方文明,但历史往往狡黠,经历重大浩劫与极权专治后,20世纪中叶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人物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在其代表著作《启蒙辩证法》中尖锐地批判启蒙(这里所说启蒙并不专指18世纪西欧启蒙运动),认为旨在征服自然和将理性从神话镣铐下解放出来的启蒙运动,由于其自身内在的逻辑而转到它的反面.     

启蒙与我们自身——一种历史本体论的福柯构思

康德启蒙观无疑成为福柯晚期的重要哲学主题，也是他从现代性探索转向古希腊罗马思想讨论的一个理论契机。在康德的短文《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福柯发现了“现在本体论”并对其加以丰富发展，进而提出“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努力建立“启蒙”与“我们自身”的内在关系。康德启蒙观具有奇特的“笛卡尔踪迹”，或者说，是笛卡尔哲学——旨在正确引导理性、寻找真理——的继续；启蒙的历史本体论明确指向“我们自身”，旨在认识其本质，“我们自身”这一概念在对启蒙的沉思中成为福柯考古学与系谱学的批判主题；启蒙的希望就是我们自身的希望，也意味着自由、独立、理性与现实。作为三维结构主体（知识主体、权力主体与伦理主体），我们自身处于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这一过程就是其存在方式的生成过程，也是其历史本体论的构思过程。     

论18世纪启蒙理性

18世纪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有着相同的精神气质;启蒙理性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开创了新的思想道路;它赋有浓厚的人文精神;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尤其是启蒙理性本质上是一种批判力量,这既是它运用于各思想领域的批判武器,更是启蒙理性内在的动力.如此,卢梭、赫尔德、康德等都是对启蒙运动的真正"自我征服".正是这种自我批判能力拓展了启蒙思想家的视野,体现了启蒙运动的真正价值所在.虽然启蒙理性主义早已成为消失了的历史背影,但那一时代所蕴涵的"独创力量",则至今令人着迷,也许这就是我们不断地回到启蒙时代的原因.     

启蒙与道德的变奏——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的道德界域

对霍克海默、阿多诺而言，启蒙的辩证法就是理性历史的辩证法。而对康德而言，人类理性的再次觉醒就是启蒙。可以说，整个近代西方的启蒙运动都是理性再次觉醒的过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以深层的文化批判精神为动力对启蒙以来的技术理性主义至上的文化价值观念进行批判和反思，进而得出结论：那就是神话就已是启蒙，而启蒙却倒退成为神话。启蒙精神不仅包含着从野蛮到文明的进步过程。同时也包含着由文明再次进入野蛮的退步过程。这就是神话与启蒙相纠缠、文明与野蛮相伴随的辩证法。     

启蒙在中国的艰难历程

正一、16世纪中国的明末发生过一场不同于西方"启蒙运动"的"启蒙思潮"康德(1724—1804)提出"要敢于运用理性"作为"启蒙运动"的口号。美国杰里.本特利和赫伯特.齐格勒在《新全球史》的《启蒙运动》一节中说:"牛顿(1692—1727)的宇宙理论如此完美和令人信服,以至于它的影响远远超过科学领域。他的成功让人们感到理性分析对人类行为和     

回望与守护--评张光芒著《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

启蒙 ,始终是 2 0世纪中国知识界挥之不去的情结 ,甚至成为走向现代的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根据。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学界对于近代以降启蒙思潮的流变进行了多种概括和多层面的反思 ,许多研究者做出了颇有影响的论断 ,并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果。李泽厚提出了“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的主题 ,作出了“救亡”中断“启蒙”的结论[1 ] ;姜义华认为中国启蒙运动是理性缺位的启蒙 ,“他们更多重视的是西方启蒙运动给现代文明提供的进化论、人性论、社会主义这样一些卓有效的具体效果” ,而忽视了理性作为启蒙精神的核心[2 ] ;汪晖则认为 :“五…     

从理性的高扬到理性的反思——启蒙运动背景下近代理性主义宗教的兴衰

启蒙运动和启蒙精神曾是17～18世纪西欧社会的主旋律,而启蒙运动的核心价值就是高扬人的理性。正是在高扬理性这一核心价值的深刻影响下,近代理性主义宗教成为这一时期宗教思想的主流趋向。然而,伴随着启蒙运动的深入展开,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逐渐形成对理性自身权威地位的自我反思,而深受启蒙运动影响的近代理性主义宗教也逐渐由盛转衰。从理性的高扬到理性的反思,不仅仅勾勒出了近代启蒙运动的自我深化和自我发展,而且也串联起了近代理性主义宗教的兴衰历程。     

理性启蒙的历史命运与未来走向 ——从康德与柏拉图理性观的比较看

近代从西方兴起的理性启蒙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其历史命运和未来走向值得当今正处于各种危机中的人类深入探究。在理性的发展史上，康德和柏拉图分别在近代和古代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康德通过对柏拉图的理性的批判开启了理性启蒙，这一启蒙表现为从盲目到自觉，从禁锢到自由，从理想国到目的国。康德与柏拉图的理性观之间存在着关于人的理性平等与天性差异，普遍法治与等级秩序的对立。康德试图通过唤醒和发展人的理性能力实现人的独立自主，建立一种完善的公民宪政。康德的理性启蒙既有不容否认的历史进步意义，同时又有其难以解决的问题。对理性启蒙的反思要求我们超越柏拉图的理性与康德的理性的对立以及理性与意志的对立，借鉴东方哲学，将理性启蒙发展为一种全新的智慧启蒙。     

情感欲望——师陀长篇小说对情感/欲望启蒙的坚守

情感/欲望启蒙是中国理性启蒙的原点,又是文学启蒙和思想启蒙的钮结点。“五四”以后,由于文化运动、政治运动对启蒙运动的裹挟,总体上模糊了文学叙事与启蒙精神的联系,尤其是与情感/欲望启蒙的联系。师陀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无望村的馆主》、《荒野》和《马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试图恢复这个联系,为建立他自己的情感/欲望叙述的。在对这个问题的执着坚守中,文本呈现了欲望的内涵,模拟了欲望的形态和出路,以及欲望的激发和释放给启蒙带来的问题。     

康德的先验自由观及其在近代哲学史上的地位

一人的意志自由问题是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中心议题之一。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关于自由的学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实践理性批判》是论述自由的专著,而问题的提出和关键性的说明,却是以《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一章开始的。康德认为人的认识能力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三种形式。其中理性是“整理直观材料从而把它放在思维的最高统一之下的一种最高能力”。理性的概念是理念,属于现象之外的物自身,是我们可以思想,但不能认识的东西。理性要求认识无条件的绝对的统一体,但却永     

《呐喊》、《彷徨》对于启蒙主体的反思与拷问

作为20世纪启蒙运动的重要收获,《呐喊》和《彷徨》以其惊人的思想艺术高度,震聋发聩地揭示了思想启蒙的必要性,更以无与伦比的思想穿透力,展现了启蒙的悲剧况味,表达了对于启蒙可能性的质疑。尤其是对启蒙主体自身精神弱点的反思与拷问,再一次显示了鲁迅作为启蒙先驱者强烈的自审意识和同时代人无法企及的思想深度。     

康德的先验自由观及其在近代哲学史上的地位

人的意志自由问题是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中心议题之一.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关于自由的学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实践理性批判》是论述自由的专著,而问题的提出和关键性的说明,却是以《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一章开始的.康德认为人的认识能力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三种形式.其中理性是"整理直观材料从而把它放在思维的最高统一之下的一种最高能力".理性的概念是理念,属于现象之外的物     

“先验人类学”是对康德哲学的恰当刻画吗?

康德哲学诠释史中有一个十分强大的传统是将其批判哲学整体上视为“先验人类学”或“哲学人类学”。支持者们基于《纯粹理性批判》写作与康德人类学兴趣的高度相关性以及康德自己对“人是什么?”这一根本哲学问题的发问而持有这一立场。近年来,学界对科学院版《康德全集》中讲义部分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这一诠释路径在康德本人的语境中难以充分证立。成熟时期的康德完全弃用了“先验人类学”这一称谓,并特别在其批判体系中指派了“实用人类学”的部分。康德的思想资源重新诠释人类学视角与先验哲学的关联与差异,对我们今天反思“人是什么”也有特别的意义。     

理性缺位的总体性批判——论哈贝马斯对《启蒙辩证法》的批评

哈贝马斯用“总体化”批判来概括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启蒙理性进行的反思,将其视作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极端化。总体化批判本应完成对启蒙的启蒙,但不幸的是,总体化批判不仅摧毁了批判的理性基础,使批判陷入尼采式虚无主义,而且将启蒙反思变成反启蒙,使其在自我指涉的反思中迷失方向。对于哈贝马斯的批评,学术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究其缘由在于,哈贝马斯与霍克海默、阿多诺使用相同的概念,如“理性”、“启蒙”、“现代性”等,但却做出了不同的理解,而研究者出发点的差异又无意识地扩大了理解上的歧见,使得共识更难达成。     

论康德的形而上学观

“形而上学究竟是可能的吗?”康德的整部《纯粹理性批判》都在解答这个问题。《批判》的根本任务是判定形而上学是否可能并规定其源流、范围和界线。《批判》之成为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就在于通过对形而上学的本质、价值和功能的深刻考察,开拓了未来形而上学发展的方向。本文试图再现康德关于形而上学的反思,以期从中引出一些有现实意义的认识。     

康德的道德教育思想述评

康德(1724—1804)是欧洲伦理思想史上伟大的伦理思想家.他在批判经验主义和宗教神学的道德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理性主义伦理思想体系,其内容十分丰富.康德伦理思想的基本问题是“研究纯粹理性是否以及如何能有实践力量”,但是道德教育问题在康德伦理思想体系中也占有十分显要的地位.在他的最重要的伦理学著作《实践理性批判》.中专门研究了道德的“培养与练习”问题,这就是与该书第一部《纯粹实践理性的原理论》并列的第二部《纯粹实践理性的方法论》.     

哲人言辞中的城邦——卢梭与莫尔、培根的理想政制

西方思想史上提出理想政制设计的哲人不少,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直至近代的莫尔、培根乃至卢梭,隐然有一条或明或暗的问题线索。身处18世纪启蒙大潮之中的卢梭,一方面承继了古典政治理念,与启蒙智识人阵营针锋相对;另一方面,他又悄然背离了古典哲人的政治教导,为启蒙时代的欧洲设计出与古典原则相异的理想政制,对这一古典原则的背离始于16世纪莫尔的《乌托邦》、17世纪培根的《新大西岛》,但尚有存续,及至卢梭,则彻底背离并推进了现代性的进程。解读卢梭思想的两面性以及他对启蒙复杂而暧昧的态度,正是研究者重新反思18世纪启蒙运动的最佳门径,由此进入西方思想史上的重大问题:理想政制是否可能。     

无限好客与永久和平——与德里达一起思考勒维纳斯与康德在和平观上的对立

当代世界,地区冲突此起彼伏,文明对抗愈演愈烈,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理性所倡导的和平理念似乎与今天的人类渐行渐远,难道理性乃至启蒙理性出了问题?勒维纳斯起而反思康德的和平观。归纳起来看,勒维纳斯和康德在和平观上存在四个方面的尖锐对立:在和平的起点上,康德认为和平始于公民社会,而勒维纳斯则诉诸前自然状态;在和平的根据上,康德认为其基础在于理性和自然的合目的性,而勒维纳斯则归之于脸和他者;在和平的实施与人的道德(善)之间的关系上,康德认为人类的进步与道德的提升没有任何关系,而勒维纳斯则指出,没有善就无所谓和平;对于和平的核心概念,如相邻性、好客等等,康德将其认作有限的权利,而勒维纳斯则把它们视为无限的责任。如果换个角度来看,这些对立与其说是对立,不如说是补充和深化。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把勒维纳斯的“好客”理论变成康德“和平论”的基础,是否就万事大吉了呢?文明之间是否会从对抗走向对话?从解构理论的立场上剖析,勒维纳斯的和平观也蕴涵着另一种危险。     

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重新评价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是由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与“百科全书派”的思想组成。它们是同一思潮的两种形式和两个发展阶段,从一方面说,唯物主义是“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从另一方面说,启蒙思想家都是《百科全书》的积极支持者和撰稿人。虽然启蒙学者在18世纪前半期基本上都是自然神论者,但他们都是唯物主义者。所以,恩格斯说:“唯物主     

新启蒙运动的现代思考

20世纪3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以对"五四"启蒙精神的继承为理论出发点,试图实现一种新的超越。它强调理性与知识和新文化的建设性,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为旨归,因之也具有了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与革命色彩。由于受到中国特殊语境的深刻影响,新启蒙运动被裹挟在救亡、革命的外套中,自由始终被遮蔽着。新启蒙运动作为本体论事实是不应忽视的,深入把握新启蒙运动从兴起到失败的过程,对于全面认识启蒙的复杂性、艰难性,对于未来启蒙的策略、走向、期待都是不无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