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宪法的知识社会学解读

后发展国家的宪政建设之所以步履艰难,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学者缺乏对自身认识结构中的西方文化中心立场的自觉反思。传统研究者往往在主客体对立的认识结构中,强调对客体对象规律的把握,而知识社会学检讨了这种立场,主张必须结合认识主体及认识过程,方能全面认知事物。以此立场重新解读宪法,则宪法是一整套具有逻辑自在性的知识体系,这套知识体系由西方传入到我国,并与我国固有的文化进行整合。运用知识社会学这一有效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和研究当代中国的宪政实践。     

从全球着想，从本地着手：集体同意与知识生产的伦理

导言 由于存在不同的伦理框架,并且对伦理原则也存在不同的解释,为确保伦理的指导方针不负社区期望,需要在参与过程中考虑周密,并留出协商的空间。原住民社区正在挑战普遍性伦理建构在研究中的运用,因为它妨碍了根据运用,因为它妨碍了根据文化确定的决策机制。有人主张授权当地社区,由其确定这些伦理原则的恰当解释。一个这样的协商领域便是群体同意或集体同意。     

社会研究的伦理规范-历史、哲学与实践

社会科学研究的伦理问题在中国很少引起重视.在西方,发生在二十世纪的研究丑闻使得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责任成为研究伦理的核心.伦理规则和道德哲学虽能帮助研究者进行伦理判断,但在研究过程中,尤其是质性研究中,伦理问题常常是意外出现的,因情势而定,研究者常常面临伦理原则的冲突.中国文化的特质性使得研究伦理的应用更加复杂,需要更多的基于实践的探讨.     

知识传统批判与后知识话语之可能

后知识话语的建构首先必须面对合法化与伦理诉求问题,而这一切又无不与作为知识主体的知识分子的知识立场密切相关。如何谋求语用修辞、话语合法化以及知识主体的伦理立场的有效运作,是后知识话语建构的必要途径,也是后知识话语摒弃知识传统而建构自我所不可回避的挑战。     

从柏拉图的诠释史看晚期对话的地位与意义

考察柏拉图研究的学术史可以发现,现代柏拉图哲学思想之考察肇端于先验观念论,后者不可避免地构成了理解柏拉图的基本范式,这些洞见对于帮助我们接近柏拉图的思想世界而言极为关键,但在这种解读中,对理念的重视却模糊了对话的真正主题——伦理问题。可以说,在形而上学的、理论性的、超越的理念论之外,柏拉图还有另外的倾向,即历史的、现实的、实践的伦理面向;更为重要的是,这两种面向本身并非割裂的对立而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晚期对话虽然看似是对之前思想的反对与批判,但晚期柏拉图回归前苏格拉底的主题恰恰是将之作为理解理念论的基础。由于这个基础正是在理念论的前提下生发出来的,因而中早期对话与晚期对话互为根据与结果。     

多元化时代理论的危机与出路--"多元对话语境中的文学理论建构"国际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主办，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报、中山大学中文系、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文化研究网等单位参与主办的“多元对话语境中的文学理论建构国际研讨会暨中     

学术的浮沉与学者的角色定位——以舒芜、钱理群的周作人研究为个案

新时期以来的周作人研究的关注点、言说方式与时代思想、文化潮流保持着密切联系,自有思想史、学术史价值,这变化中又隐含着研究者不变的思维方式与立场.研究者借助研究对象参与到时代思想、文化大潮中,隐含着潜在的政治与事功诉求;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时代转型中,知识分子参与现实的观念、方式几经调整,但舒芜、钱理群的周作人研究始终保留泛政治化特征,体现一代中国学人仍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徘徊.中国学人积极的事功心态和非学术本位的学术观念,在周作人研究中有迹可寻,二者学术研究中隐含的自我社会角色认同的困境与偏颇,体现的乃是一代中国学人的文化症候.     

日益模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图像——20年来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反思与检讨

20年来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经历了研究立场和研究主题的两大转型过程,从而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转型,加深了人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但在当前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图像却呈现出日益模糊的特征.体现在学术界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理论性质、研究目的和意义等问题还难以形成共识.我们应当通过严格规定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采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中、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对话和互动.     

从文艺伦理学到叙事伦理——兼论文艺学的知识生成

文艺伦理学是跨学科生成的现代文学知识话语，其知识理路与话语结构显示了中国现代文艺学的知识生成特质。作为文艺伦理学知识成果的叙事伦理话语，其知识整合、意义言说与对话言路呈现了新语境中文艺学的言说问题、言说方式与知识质态。     

回到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的尝试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已近百年.反思历史,有三大问题未解决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空间扩张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资源的运用.这种状态,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陷入研究困境,典型表现是被学术边缘化.走出研究困境的前提是在学科层面上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自身,这里同样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轻视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背景和知识背景,后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占据正统中心地位.诸多问题的解决,有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路径的创新.创新方式有多种,唯一正确者是回到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创新性路径有两层含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根本在于把经典著作研究置于中心位置;中心位置靠研究范式保证和体现,具体内容包括社会历史背景、知识背景、核心范畴、分析框架、价值立场、思想方法和历史衍化等七个方面.由此,使研究路径的创新具有可操作性.     

借后现代眼镜看中国学者的西方意象

近代以来从西方到中国单向输入为主的理论旅行，促成了体制化的西式基础学科、西式国学和中式的西学，其中存在着必然的文化误读和文化重写，并由此形成体制内外中国学者特有的西方意象。故此，给中西学术的“文化间性”赋予必要意义，对学术符号本身作后现代式的去魅，可能有助于在不乏主体性和主观性的文化意象中，定位当前中国社会思想的各派理论，进而寻取活性的立场。     

乾嘉学派与清中叶曲学——以扬州为中心的考察

扬州既是乾嘉学派崛起的大本营之一,也是清中叶南方的戏曲活动中心。乾嘉学者与扬州曲家之间关系错综复杂,焦循、凌廷堪等以治经手法治曲,促进了学术研讨与戏曲创作的互动,推进了该时期的曲学建构。具体表现在:将考据精神渗入传统曲学,推动了肇始于元代的历史学曲学蓬勃发展,开启了近代王国维等的治学路径;在曲学观念上,主张戏曲要攸关风化,因此推尊元曲,当行、本色、谨遵曲律等成为传奇创作准则。     

诸子学与论理学:中国哲学建构的基石与尺度

清末学术界对诸子思想的重估,使诸子学在清末成为真正独立的学术存在。诸子学被认为与西学相通,是承接近代西学的一座桥梁;西学中源说亦提高了诸子学的地位。诸子学的复兴,与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此外,日本的学术资源的双重价值,也促进了中国哲学作为学科的建构。日本学者对中国学术缺乏“系统”、“组织”、“体系”的评论,和对论理学(即逻辑学)作为哲学不可或缺特征之一的推崇,深刻地影响了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章太炎、胡适等一代学者,使他们脱离无批判地吸收外来知识资源的被动状态,开始用新的知识典范来定下中国哲学的内涵与外延。     

文化研究语境下的性别研究和怪异研究

女权主义早已从初期仅仅对妇女社会地位和权益的追求发展到对女性与男性之差异的认同以及对女性自身独特身份的建构。在全球化的时代,民族的迁徙和文化身份的模糊更加为性别研究的多元发展提供了条件,当代性别研究的前沿课题就在于对女性同性恋现象以及由此而来的怪异现象的研究。这两个理论课题的研究目前已经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并有可能结合国内的现状而开展相应的比较研究。     

白族人的族性与白族研究学术史

本文将白族研究置于中外学术史中,对一个世纪以来的白族研究学术史进行评述。认为学术研究具有生产白族人族性知识的能力。白族人的族性在学术史中是流变的,因研究者的身份、知识以及所处的历史环境差异而对白族的族性提出相异的判断和阐释,它让我们看到政治与学术同样是构建族性的基础元素。     

试论国家身份及其建构路径

国家身份是国家自我理解、表达以及他者对此所反馈的一种"意象",包括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两个层面。本文侧重分析后者,即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角色以及与他国的关系定位。作为国家利益的指向标,国家身份的建构主要通过外交政策的实施以及国际规则的约束这两条路径进行。身份差异带来了大国关系处理的难题,中国作为崛起中大国,也面临国家重塑身份的挑战。如何在各种不同的国际"规则"之间选择性参与,并进行再诠释与再塑造,直接体现了中国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态度,也是再塑国家身份的关键。     

论历史知识生成及性质判断上的二元对立

长期以来,关于史学本质问题的各种认识存在着一种知识实在论的误导,即认为历史知识的性质是某种既定事实的客观性,只是有待人们去探索和揭示,并最终能够认识它。然而,历史知识在生成和被接受过程中,却表现为一种不断＂异化＂的特征：在由个人生成中,体现的是不同知识属性;而在社会生成上,则表现了对知识接受者的依赖性。事实上,从这一全部过程来看,关于历史知识性质的判定更取决于后者对它的重新规定。     

从世界历史和中国问题理解全球化：知识、话语、体制的主体性思考

全球化是中国向西方求知识、求理论的一个重要学术领域。但全球化概念的背后存在着发源于西方学术的庞大理论群,而西方的理论是西方学者从他们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处境中发现和思考问题,并在他们的利益取向上提出的。中国学者应当保持敏锐的中国问题意识,研究全球化在中国的发生史和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问题史。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以自己的利益判断和思想方向实行改革、推进开放,才能以共同体的力量参与新时代的全球化竞争,而避免文化主体缺损的被＂全球化＂或后殖民化。     

建构21世纪中国哲学的走廊--论哲学创新的原则与方向

创建一条跨学科、重问题、共话语和自觉沟通与配置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各学术资源的哲学走廊是21世纪中国哲学应对挑战走向创新的战略性选择.中国哲学走廊应当是一种启发性哲学、交往性哲学、对话性哲学,它的作用在于鼓励不同领域的思想者、行动者参与对话,并在对话中发出自己有创见的声音,通过对话扩大和促成交流、创造和共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建构哲学走廊也就是建构中国哲学新形态的话语系统.     

贵和精神与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建构

贵和精神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观念。这种精神注重不同事物之间的和合关系。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之间正是在这种融合的氛围中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中国政治认同的构成具有复杂性,其基础是关系认同。在这种认同中,既保证了权威的存在,也保证了不同族群之间的整合。中国的贵和精神奠定了人际关系的网络基础和认同基础,但在现代化的条件下却面临着功能论和现代法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