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关照与德性回归——亚当·斯密德性伦理思想管窥

情感是亚当·斯密解决道德问题的万能钥匙及其伦理学出发点,德性则是其伦理思想的归宿.斯密晚年集中研究德性,同时辅以早期的同情共感、合宜性等原理,构建了以情感自制为主的完美德性论.他的德性论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动态形成过程,有着鲜明的特点,在内容、作用、评价标准以及与财富、幸福等关系上都展现出了不同于前人的独特见解.     

德性伦理的启蒙话语——休谟德性理论探析

休谟在其德性理论中贯彻经验论,批判理性主义伦理学,推进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道德情感论传统。他认为以同情为源泉的道德感是德性区别的根据,功利是德性价值的来源,进而提出了他的德目体系和归类标准。休谟以自然情感和理性的关系为基本线索,提出的具有进化论特征的德性伦理学,秉承了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开创了现代德性理论的新范式,对审视现代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规范伦理学的局限性和西方伦理学的未来走向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追寻“德性/virtue”的源始涵义——兼论中(儒家)西方古典德性论学理方法的差异

“德性”的源始涵义是指一般自然生命的生生力量,与作为导向生命坏死的“恶性”相对;通过属人的德性伦理学的内在转化,德性则被用来描述人之向善厚生的那种行为动因和道德能力;中(儒家)西方古典德性论伦理学的学理思路分别建之于人之纯粹情感能力和纯粹理性能力之上,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德性论伦理学的话语体系.西方古典德性论伦理学是基于主客对立的认识论方法和物理—生物学的学科背景而构建的,并通过人的那种具有超时空抽象能力为实现个体自我生命的独立繁荣而提供了一种学理理想.儒家古典德性论立足于主客不分和生命体验的方法论建制,根据人之现世生活的“情感积淀”和人之“此在”状态的生命“境界凝聚”而提供了一种学理理想,并且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自发形成”.当代西方德性复兴运动中,从情感角度和情感主义路径构建德性论已成为德性伦理发展的一个“新方向”,与中国儒家伦理思想多有汇通之处.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是西方德性伦理的源头 ,它对伦理学的重大贡献就在于 :一方面他坚持了道德的理性本质 ,反对道德学说中的反理性倾向 ,另一方面 ,在道德问题上他却不是诉诸“建构理性” ,而是主张一种“教化理性” ,即与情感感受、行为相交融的理性 ,认为在道德上 ,理智德性表现在它能为行为提供正确的原理 ,能进行实践的思考、推理、谋划 ;伦理德性则表现为由风俗熏陶而成的情感的中和和行为的合宜     

传统德性论的困境及其出路

应用伦理学领域的伦理问题远远超出了传统德性论的理论视野,这既是传统德性论被边沿化的原因之一,同时也为德性论的复兴创造了新的契机。在此境遇中德性论的出路在于,从德性现象论、德性本原论和应用伦理学的视角重新反思德性,自觉地把传统德性论提升为应用德性论,进而探求应用德性论的性质及价值基准——人权。     

两种德性知识论:争论与融合

德性知识论可以分为德性可靠论和德性责任论,前者准确地把握了认知能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却忽视了人类认知的能动性,后者通过把德性解释为品格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但是很难解释知觉知识这样的低级知识。两种德性知识论在知识的德性解释的可能性、理智德性与知识的关系等方面存在很大的争议和分歧,但是它们之间存在融合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基础就在于两种理智德性实际上是同一个德性的两种解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德性与技术的偏离:道德增强技术的德性伦理批判

从身体到精神的自我解构、自我重组、自我增强一直是学界热议的话题.一种诉诸药物、神经刺激、基因编辑以及人工智能等用以增强人类道德的新兴技术手段——"非传统道德增强技术"悄然到来.新兴技术革命为德性论的复兴创造了新的契机,却也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将会引发传统德性论的多重困境:颠倒道德根基、稀释德性价值、偏离德性育养路径、导致德性评价错位.在新兴增强技术背景下,应当倡导技术与德性的良性互动,使德性与技术共生共荣,从而推动人类道德文明的发展进步.     

论王廷相德性论的转型与重构

王廷相的德性论是对朱子理学、阳明心学的转型和重构。王廷相的德性根源论从德性纯善转向德性善恶,德性实现论从内圣主静转向内外交养,美德标准论从德性唯一转向德才兼备,政治伦理观从为政以德转向德法并用,政治评价观从守法不变转向政治通变。王廷相德性论的转型对明清哲学伦理思想的重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德性伦理与企业伦理

企业伦理不能化约为个人伦理,但包含德性伦理。德性伦理以行为者的德性为核心,以其幸福为目标指向。企业伦理既包括规范伦理,也包括德性伦理,其中德性伦理是企业家和员工所应具备的经济美德,其德性观、实践论视野、团体论视野、幸福观和成功观都有力地支持着企业伦理,但德性伦理还需要规范伦理作为副本,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德在利他行动——一种基于胡塞尔现象学视角的新型德性观的建构

德性是人性的直接或间接表现,其本质在于利他行动。德性行动不是由主体的理性所制导,而是由主体的意志所决定,而意志是主体理性与情感互作的最终结果。德性由行动主体而构建,却只能由公共舆论来定义。德性行动能激起定义者强烈的自由情感,它在表象上呈现为利他性,实则是一种利己行为。德性分为生活德性和职业德性,两者活动于不同的社会空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有共同的本质。上述德性观借助于胡塞尔现象学认识途径而发现,较之功利主义德性观、直觉主义德性观和契约论德性观具有更大的普适性和更强的阐释力。     

论亚当·斯密的仁慈德性

作为18世纪著名的道德情感论者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阐述了其关于仁慈德性的观点。他认为仁慈应当是自由的、崇高的,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应当是适度的。A·斯密关于仁慈德性的矛盾观点有其内在原因。     

亚当.斯密的自然观 ——-对《道德情操论》中nature的解读

自然是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关注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亚当.斯密道德哲学的一个基 本命题。当时强大的自然法传统对斯密产生了重要影响,体现在斯密的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中。此书 对nature一词的不同区分和多重思考,反映出斯密试图建立所有国家法律一般准则的自然法理学的努 力,以及他不同于同时代其他哲学家的较为独特的自然观。这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斯密的道德哲学具有 重要的意义。     

心性：亚当·斯密伦理思想的本原

心性在亚当·斯密的伦理思想体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商业心性”和“同情心性”都是商业社会中的人之本性。追根溯源，心性不仅是亚当·斯密建构其价值体系的基础，还是其人格理论形成的内因，是其全部伦理思想的本原。从“心性”这个新的视角出发，有利于我们全面正确地把握亚当·斯密的伦理思想。     

斯密国际贸易理论的动态分析

斯密从国民经济发展的角度探讨国际贸易及其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其国际贸易理论具有动态分析的特点。他在其著作《国富论》中表达了比较优势的基本思想,强调“后来获得的”要素及运输成本对一国优势地位和对外贸易的影响,认为不发达的农业国可通过学习和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获得优势,主张按具体情况对不同产品实行关税政策和渐进式的自由贸易政策。     

亚当.斯密和文明社会的四个隐喻

亚当.斯密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居于什么位置,这是一个尚未得到充分讨论的问题。借助“公正的旁观者”、“经济-理性人”、“看不见的手”、“守夜人”等经典隐喻,亚当.斯密提出了一个有关未来文明社会的乌托邦。这些隐喻影响深远,黑格尔的“理性的诡计”、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德沃金的“赫拉克勒斯”、罗蒂的“自由反讽人”以及诺齐克的“最小国家”等观念都可以在那里找到思想源头。不同于克罗波西、罗尔斯等人的消极评价,斯密应当在政治哲学史上占据某个核心位置。就“斯密的启蒙困境”而言,斯密从哲学伦理学向政治经济学转向,既符合其思想发展的历程,也符合其思想发展的逻辑。尽管他后期对《道德情操论》多有修订,但尚不足构成推翻其基本主张和从政治经济学向哲学伦理学倒转的条件。     

亚当·斯密与弗里德曼的比较研究

只有把《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结合,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学说.亚当·斯密主张经济人要有道德自律,努力使公平与市场经济结合,承认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弗里德曼号称20世纪的亚当·斯密,但他提倡的完全自由放任、个人自由和私利至上、否定政府干预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想,却误读和曲解了亚当·斯密学说.     

对亚当·斯密价值论的理性分析

亚当·斯密是英国工场手工业时期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成功地将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尤其是他的价值理论,在今天看来,都还有些合理的成份。而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正是他对亚当·斯密价值论研究基础上创新而发展起来的科学理论。本文将阐述亚当·斯密价值论的合理内核和缺陷。     

人性、市场机制与道德--亚当·斯密经济伦理思想分析

斯密是西方最早对经济活动与道德伦理的内在关联作过深入思考的思想家.他从道义上肯定人的自利心的正当性,同时又认为必须从道德上法律上加以约束,通过"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从而可以实现利己与利他、富国与富民相统一的经济伦理思想,不但有益于我们对他的经济理论的深化理解,而且对于推动与我国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建设也是一种很好的借鉴与启迪.     

孟子德性伦理的逻辑层次

孟子的伦理思想是典型的德性伦理形态。其理论的逻辑层次非常清晰：德性是人存在的依据；外在的道德规范是内在本性的外化；真正的道德行为必然合乎内在本性的要求；到达至善之境是其伦理理论的逻辑归宿。这四个方面环环紧扣，构成了孟子德性论的有机整体。     

同情、美德与秩序——亚当·斯密同情概念析论

在所谓"斯密问题"的理论定势中,同情往往被读解成一种行为动机,斯密却赋予同情概念以颇为特殊的含义.公正旁观者的同情作为一种普遍性的道德评价尺度,不仅成为道德赞许或责难的基础,也诠释了美德的本质及其特征.而其所内涵的对合宜性的道德诉求,更体现了对保持社会秩序与和谐的崇高冲动,这对当下社会和谐与市场社会的道德需求而言,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