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与唐代文学

汤显祖之所以能写出《牡丹亭》）这部不朽杰作，除了其他因素外，还与他受唐代文学的影响有关。唐代文学对汤显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情”、“奇”、“神”、“丽”四个方面。所谓“情”，是指唐代文学重视抒发真情；所谓“奇”、“神”，是指唐传奇重视情节构思的新奇、重视人物刻画的传神；所谓“丽”，是指唐诗特别是晚唐七言律绝重视语言的工致婉丽。汤显祖对唐代文学极为熟悉和喜爱，他写作《牡丹亭》时有意在以上四个方面继承借鉴唐代文学，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明清时期的茶马贸易

<正> 茶马贸易互市之制,最早始于唐代。但当时唐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换取马匹之物,并非全用茶叶,有时用金,有时用帛。唐初,还以大量金帛易取马匹。唐代宗时“回纥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与中国婚姻,岁送马十万匹,酬以缣帛百余万匹。”(《新唐书》卷五十一,《食货志》)直到唐德宗贞元末年时,才正式以茶易马,“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新唐书》卷一九六,《隐逸列传》,《陆羽》)但其时唐王朝还缺乏专官以管理边地茶马贸易之事。     

鲍照和江淹

<正> “江鲍”并称大约始于隋末的王通,他在《文中子·事君篇》中说:“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王通是一位思想家,他对鲍照和江淹的评价纯系就思想倾向而言,并非对他们的创作风格进行评价。相反地,在梁钟嵘《诗品》中评论江淹时,却只是说他“诗体总杂,善于模拟”,并未提到他学鲍照,倒不如评沈约时,还提到一句“宪章鲍明远”。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来,江淹的诗,实在远比沈约之作接近鲍照。这一点,似乎唐代人早已看出。如:杜甫在《赠毕四曜》一诗中说:“同调嗟谁惜,论文笑自知·流传江鲍体,相顾免无儿。”日本遍照金刚在《文镜秘府论·集论》中也提到“搴琅玕于江鲍之树”的     

唐人选唐诗第一人孙季良生平事迹考

孙季良,盛唐时期河南洛阳偃师人。他是名儒尹知章的门生,又与著名诗人张说、贺知章等人同列“开元十八学士”。孙季良的传世诗文作品极少,在整个唐代文学史上湮没无闻,但在唐诗选本史上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他编选的《正声集》是第一个唐人选唐诗的诗歌选本,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他还擅长书法,并且参与了唐代大型官修类书《唐六典》和《初学记》的修撰。     

“五言长城”原自诩

唐刘长卿诗“诗调雅畅,甚能炼饰”(《辛文房《唐才子传》),胡应麟在《诗薮》中评述“七言律以才藻论……中唐莫过文房(长卿字)”,而关于他与“五言长城”称号的公案,则向有歧说。 《唐才子传》说他被“权德舆称为‘五言长     

唐代印纸并非“雕版印制”的“商业发票”

近读杨希义同志《唐代印纸考》一文,谓“印纸,即印刷之纸也”,“唐代印纸,乃是唐王朝用雕版印制的、用以征收除陌钱的凭证,是我国最早的商业发票”。其实,唐代印纸既非“印刷之纸”,也不是什么“商业发票”。 最早将印纸看作是印刷品的。是著名的印刷史专家张秀民先生。他在《中国印刷术     

李白、王昌龄的绝句艺术比较探索

五、七言绝句,虽然起源于南北朝,但最终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中近体诗的重要体裁之一,并固定了表现形式,却在唐代.唐人绝句,在唐诗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大,在唐诗中都是名列前茅的.南宋洪迈在《唐人万首绝句》的序中说:“唐三百年以绝句擅场.”清代王夫之更是说:“不能作七言绝句,直是不当作诗.”①在唐代绝句诗的创作中,名家辈出,风格迥异,呈现出一个姹紫嫣红、百花齐放的局面.     

试论唐代有关南诏的诗歌——兼谈边塞诗评价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唐代边塞诗的评价问题开展讨论,不少同志认为:边塞诗包括描写民族关系、边塞战争、边疆风物、行旅离别等多方面的内容;边塞诗派,是伴随着唐中后期的民族矛盾而逐渐形成发展的。而盛唐至晚唐的民族矛盾,据《新唐书·突厥传序》称,当时与唐王朝抗衡的有:“突厥、吐蕃、回鹃、云南”。这里的云南,指当时的南诏政权。由于种种原因,有时它单独与唐发生矛盾,有时,又与吐蕃联合对抗唐王朝,成了唐王朝的西南劲敌。因而,在唐王朝与南诏的民族斗争中产生的诗歌,是唐代“边塞诗”的有机组成部分。     

高适是唐代诗人之最达者吗?

高适是唐代诗人之最达者吗？刘乃亮刘继儒《旧唐书·高适传》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此虽一家之言，但影响颇大，几成定论，时至今日，仍有多种文学史教材及专著在论及高适时加以引用。然细加考察，发现此说殊难成立。古汉语中，“达”字有多层含义。《...     

谈《水浒》反不反皇帝的问题——兼与吕致远等同志商榷

近两年来,报刊上陆续发表一些文章,再次提出了一个大家关心的《水浒》反不反皇帝的问题。这个问题提得好,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一九七五年评《水浒》运动时,主要是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引起了对《水浒》这部作品的不公正的评价。但在文学史上,屈原也好、杜甫也好、曹雪芹也好,都没有“反皇帝”,却并未受到上述的指责。很显然,对《水浒》的要求,是偏于苛刻了。 大约是“反其道而行之”吧,一些好心的同志为了强调《水浒》的价值,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水浒》既反贪官也反皇帝的观点。江苏《雨花》一九七九年第五期上金实秋同志的《<水浒>不反皇帝吗》、辽宁《社会科学辑刊》一九八○年第二期上牛玉生同志的《<水浒>不反皇帝吗》以及河南《学术研究辑刊》(现名《中州学刊》)一九八○     

齐梁文风的北传及余绪

齐梁文风的北传及余绪周建江田守勇批评太宗世民文学者，常将其同齐梁陈隋之文学相联系。《新唐书》卷２０１曰：“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糜相矜。”而煽起唐初浮糜的齐梁文风的“风流教主”即太宗皇帝，《新唐书·虞世南传》解释说：“帝（唐太宗）尝作宫体诗，使赓和...     

《长恨歌》主题研究述论

白居易的《长恨歌》是唐代诗歌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但在诗的主题思想方面一直存在争议,主要有“爱情说”、“讽喻说”和“双重主题说”等看法。本文总体上分为“述”和“论”两个部分:述的部分并非“述而不作”而是以“述”为主,“述”中有“论”,“述”“论”结合的形式,论述了学术界有关《长恨歌》主题两次论争情况;“论”的部分则在“述”的基础上从“长恨说”中推演出《长恨歌》“永久遗憾说”。     

唐代的三司推事制

三司推司是唐代刑部、御史台、大理寺三大司法机关派员组成的临时性联合审判机构。这项制度见于杜佑的《通典)卷廿四:“其事有大者,则诏尚书刑部、御史台、大理寺同案之,亦谓此为三司推事。”意即遇有重大案件时,要由尚书省的刑部、御史台、大理寺派员组成临时组织联合办案。凡被派充三司联合审判组织成员的官员,都叫“三司使”。三司使又有不同的规格。据《唐会要》卷78载:“有大狱即命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卿鞫之,谓之大三司使。又以刑部员外郎、御史、大理寺官为之,以诀疑狱,谓之三司使。”按《唐会要》所说,由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寺卿组成审判组织时,被称为“大三司使”;由侍御史、刑部员外郎、大理寺其他官员组成时则称“(小)三司使”。按《唐六典》所说,“三司,御史大夫中书、门下”相应地说,后二者该是由     

中西妓女题材小说比较研究

<正> 十九世纪法国著名作家小仲马在《茶花女》中说:“每一个时代的思想家同诗人都向娼家女子奉献过他们的慈悲,有时还有伟大人物用他的情爱和名誉恢复了他们作人的资格。”(夏康农译本)《茶花女》是以歌颂妓女为主的小说。西方类似的著名小说还有法国莫泊桑的《羊脂球》、俄国托尔斯泰的《复活》等等。在这些小说中,作者无不以热烈真诚的爱,赋予那些苦难的妓女以无比圣洁伟大的形象,以致令人涕泪纵横,难以忘怀。中国以妓女为题材的小说也是如此。唐传奇《霍小玉传》、《李娃传》,宋传奇《谭意     

唐·唐人·大唐街——读史札记之一

宋代以后,下迄近世,外人习称中国为“唐”,“唐人街”之称,更为世人所熟知。宋人朱或《萍洲可谈》卷二说,“汉威令习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崇宁间,臣僚上言,边俗指中国为‘唐’、‘汉’,行于文书,乞并改为宋。”又说:“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诸国人至广州,是岁不归者,谓之‘住唐’。”不但外人称中国为“唐”,即中国人在海外者亦自称为“唐”。宋人赵汝适《诸蕃志》卷上说:“交趾……王系‘唐’姓。”所谓“唐姓”即中国姓。又说,“占城……‘唐人’被土人杀害,追杀偿死。”所谓“唐人”即中国人。交趾、占城皆东     

《茶经》成书时间考

唐代陆羽的《茶经》成书于何年,学界一般认为在公元756——780年之间,跨度长达二十四年之久,未免笼统。考《茶经·八之出》载:“……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因此,弄清“浙西(浙江西道)”的设置时间和区域,当能有助解决成书时间。据新《辞海》载“浙江西道,唐乾元元年(758)置”,《中国历史大事年记》中唐乾元元年十二月条下有“置浙江西道节度使”之记。当时的浙西道管辖那几个州呢?《旧唐书》三十八卷有具体记载“浙     

唐代关中无丝绢说质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二辑中《试论唐代丝纺织业的地理分布》一文(以下简称《分布》),根据《唐会要》和《册府元龟》两条材料,认为唐代关中的京兆、同、华、岐等州府以及整个关内道“皆不产绵、绢,皆从外州市买。”笔者认为,这个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实录究竟起源于何时?

实录是我国封建史学中的一种重要史体。《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均注录梁代实录三部,武帝时两部:周兴嗣撰《梁皇帝实录》三卷,《梁太清实录》八卷;元帝时一部;谢吴撰《梁皇帝实录》五卷;过去不少学者据此认为:我国古代实录产生于梁代,唐以前的实录也仅此三部。     

《端溪 端砚考》——关于《辞源》“端砚”注释考证

<正> 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房四宝之一的端砚,从唐代开始就闻名于世,到现在已1350多年历史.何谓端砚?根据1981年的《辞源》修订本(北京版)“端砚”条的注释是“以广东德庆端溪产石所制之砚,自唐以来,即为人重,唐刘禹锡《刘梦得集》四《唐秀才赠端州紫石砚,以诗答之》诗中已有‘端州石砚人间重’之句,李贺《歌诗编》三《杨生青花石砚歌》有‘端州石工巧如神’之句.入宋名益盛,鉴别之法,亦渐以精密”.     

略谈唐诗中“凉州”的特定含义

历代研究唐诗的学者们,在评论七言绝句中的优秀作品时,王之涣的《凉州词》是属于“压卷之作”的。但是,这首名作在历史上曾被人妄改过——将诗题换成《出塞》,将第一句改为“黄沙直上白云间”,这无疑是“点金成铁”,有悖于诗人的原意。究其根源有三:其一是对“凉州”的地理沿革未弄清楚,特别是对唐诗中“凉州”的特定含义未弄清楚;其二,对“玉门关”及“孤城”在唐边塞诗中的特定含义未弄明白;其三,对唐代七言绝句的特殊要求——“风调”不理解。史铁良同志《也谈王之涣的“凉州词”》(《文学评论》1980.6.)和李飞平同志的《是“黄河远上”还是“黄沙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