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效应研究--以南太5岛国为例

基于2009—2017年中国对南太平洋5岛国的直接投资和贸易数据,借助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对南太平洋5岛国直接投资对其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发现,中国对南太平洋5岛国的直接投资存量和流量与其贸易额呈正相关关系,即中国对南太平洋5岛国的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且直接投资存量比流量,产生的贸易效应更为显著.但同时研究也发现,直接投资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存在一定的时滞性.因此,应适时优化中国对南太平洋岛国的直接投资,以增强中国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促进效应,更好地提升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的双赢效果.     

中国—东盟热带水果贸易强度及潜力分析

基于贸易强度视角分析CAFTA框架下中国—东盟热带水果贸易效应,运用ARIMA模型与引力模型检验了中国—东盟热带水果贸易潜力及出口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早期收获计划”使东盟成为中国热带水果最大的进口来源地与出口市场,区域内热带水果贸易互补性较强。CAFTA的建立能在短期内促进双方热带水果贸易流量增加,但长期作用不明显,自贸区外贸易转移效应短期内亦不突出。经济规模、人口数量、双边直线距离等因素对中国与东盟热带水果出口贸易流量有显著影响,未来区域内热带水果贸易潜力巨大。     

OFDI促进了中国的出口吗？ ——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系统GMM检验

基于2003—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数据,选取41个样本国家和地区的双边数据,建立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采用动态面板模型系统GMM估计,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分组来看,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替代效应仍然存在,且发展中国家组更为显著;进一步以2008年分时间段进行检验发现,在2008年以前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没有显著的影响,但2008年以后表现出显著的替代效应。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研究

梳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运用2003—2017年中国对东盟十国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能显著促进出口贸易,即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出口贸易互补;在进一步研究中国对东盟不同动机OFDI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中发现,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存在效率寻求和市场寻求两种动机,并且随着效率寻求型OFDI和市场寻求型OFDI的不断增长,中国对东盟的出口贸易不断增长;最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中国的出口贸易.     

中国与东盟中间产品贸易和我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分析

中国与东盟中间产品贸易在双边的贸易中增长较快,地位稳定上升,是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发展的重要力量.采用1995-2005年中国与东盟中间产品进出口贸易额和中国GDP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协整检验,对中国与东盟中间产品贸易和我国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双边中间产品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并且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投资政策对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研究

中国与东盟有巨大的合作潜力,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优势的不同,增加了中国不同产业、不同行业对其进行直接投资的机会,从而提升了中国与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水平。但从中国与东盟的投资结构来看,两地在投资的产业结构、国别分布、投资主体、投资占比等方面还存在结构不平衡的现象。如何完善和健全中国与东盟的投资政策,优化两地间的投资结构,使双方都获取长期的投资收益,从而更好的促进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是两地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     

中国与东盟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实证分析

从G&L产业内贸易指数对中国与东盟近20年来的大量贸易资料进行证实分析中表明,中国与东盟之间存在产业内贸易比重不断提高的趋势.这种状况主要是受双方日益提高的人均GDP和外国直接投资FDI、产品差异化程度、我国与东盟的地缘优势,尤其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     

中国-东盟国家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动因分析

随着中国与东盟各国贸易的发展,双方产业间互补优势的产品所占双方贸易额的比重不断下降,双方产业内贸易的比重不断上升,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逐步从产业间贸易走向产业内贸易。中国-东盟国家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动因:外国直接投资是中国-东盟产业内贸易的推动因素;制造业的规模经济是中国-东盟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产业基础;各国人均GDP的持续提高及消费结构的逐步优化是中国-东盟产业内贸易发展的拉动因素;地缘优势是中国-东盟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促进因素。     

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浙江省是我国的“资本输出大省”,对外直接投资一直保持着较快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浙江省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贸易区域的拓展、贸易利益的合理分配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运用引力模型对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进口贸易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是贸易互补效应,与进口是贸易替代效应;从长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对天津市进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天津1990-2009年的年度统计数据,运用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分析了进出口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对进出口贸易额均具有累积效应,同时对出口具有滞后效应。短期内,外商直接投资对天津的出口贸易具有替代效应;长期看,FDI对出口贸易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累计值对出口和进口均具有明显的带动效应,而对出口的作用多于进口。     

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浙江省是我国的"资本输出大省",对外直接投资一直保持着较快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浙江省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贸易区域的拓展、贸易利益的合理分配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运用引力模型对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进口贸易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是贸易互补效应,与进口是贸易替代效应;从长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居民收入——来自中国农村的经验证据

选取了1999年至2008年我国30个省市农村数据,分别构建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分析模型,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短期内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能够产生直接的经济效应,促进农民增收;动态面板数据的结果则表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所带来的农村交通设施条件的不断改善,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民收入的长期稳定增加。进一步地,将两类模型的估计结果予以对比分析发现,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加的短期效应将高于长期效应。     

关系资产与中非间贸易:基于40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非间长期友好关系是否产生贸易促进效应是双方外交关系可持续性及各自应对外部冲击能力的重要支撑，基于中非间较同质化的外交关系资产背景，通过引入弱惩罚和强惩罚机制的关系持续期和以外交关系等级衡量的投资强度变量来测度关系资产，以克服外交活动与贸易间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纳入冲突力对中非间关系的影响，并利用2001～2017年非洲40国贸易数据构建面板校正误差模型，考察中非国家间关系资产对双边贸易及细分初级产品和制成品贸易是否存在促进效应。研究表明，关系资产对中非贸易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存在两个相反的关系资产对贸易影响机制，即关系持续期作为非纯公共产品的贸易促进作用和对较大经济规模国家的贸易摊薄效应；中国经济增长对中非双向出口贸易有较强带动作用，对非洲国家关税减免政策具有互惠特征，对中非双边贸易均有明显促进作用，但对不同细分品类具有差异化影响；中国和非洲国家应合力提升关系投资强度，以进一步发挥惯性力和国家间关系的贸易提升力作用，以贸易促进支撑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     

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的风险及应对策略研究

我国与东盟在经济贸易方面有非常多的合作,东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起着连通南北、贯穿东西的重要作用。通过对中国企业在东盟的投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有助于透析中国对东盟地区投资风险的类型及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建立以政府保障为前提、行业参与为基础、企业应对为根本的三位一体风险应对机制,将对风险的防范、管控和应对贯穿于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全过程,为中国企业在东盟地区的投资和发展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基于外商直接投资视角的中美贸易不平衡分析

从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角度，基于1983-2006年的数据，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对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会扩大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而中国对美国的进口会促使美国资本进一步流入中国；虽然在短期内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对其出口具有替代效应，但是长期来看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对其出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官方发展援助对东盟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与传导机制——对基础设施渠道的评估

近年来,官方发展援助与外商直接投资成为东盟地区外资流入的主要类型。在东盟样本国中,官方发展援助显著扩大了受援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互补性生产要素官方发展援助与外商直接投资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物质资本官方发展援助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并且在收入水平更高的受援国中,物质资本官方发展援助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电力、通信以及网络基础设施是官方发展援助作用于外商直接投资传导机制中的重要渠道。因此,东盟国家的主要援助方应加强援助合作,努力扩大投入东盟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规模,同时充分发挥基础设施的渠道作用,帮助东盟国家改善投资环境,进而提升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     

内向型FDI的贸易出口效应与区域差异——基于1994-2007年省际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逐年递增的内向型FDI对贸易出口和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论文以我国28个省市1994-2007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对混合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比较分析的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贸易出口促进效应显著,且为同期效应,贸易出口效应的区域差异较大,东部地区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进而对实证检验结果给出了符合我国外资外贸发展现状的经济解释.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研究

对于投资国来说,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对投资收益和潜在收益有较大影响。为了研究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对中国产业的影响,本文基于比较优势,构建发展中国家OFDI决策模型,通过构造评价指标以及构建回归模型,并利用2005-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出口数据、行业相关数据对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作为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两个重点产业,第二、第三产业可以为提高本国对应产业的比较优势提供支撑;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美国自身的产业比较优势、其他国家对中国直接投资、中国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各行业从业人员数均有助于提高中国产业比较优势;由于中国内部约束和外部约束的原因,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对提升中国产业比较优势的作用还不明显。     

农业科研投资增收效应的空间溢出与阈值特征——以山西省市域面板数据为例

科技进步依赖于科研投资,农业科研投资为农业科技发展提供了直接、稳定和长期的动力,而知识或技术的外溢会造成农业科研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布格局不一致,进而影响农业科研投入对农业经济的作用机制以及相关调控对策的深入研究。基于2015—2018年的山西省市域面板数据,综合采用空间面板回归和面板阈值模型对财政支农的三个重要部分,亦即农业科研投资(ARE)、支农支出(SAE)和农业基本建设支出(ACC)与农村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异质性检验,考察农业科研投资与促进农民增收的非线性空间联系。研究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系统地研究农业科研投资对农民收入增长的溢出效应和阈值特征。研究表明,农业科研投资的增收效应明显,但不同地区差异显著;农业科研投资的增收效应存在空间溢出的特征,解释了农业科研投资与农村居民收入在空间上的非均衡分布。农业科研投资的增收效应存在阈值特征,即农业科研投资的增收效应随农业科研投资额增加而减弱,随着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的提高而增强。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增长主要因素的实证分析

通过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影响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增长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与年度进出口额、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具有长期的稳定关系,年出口规模与外汇储备规模之间具有单向因果关系,是造成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外商直接投资和外汇储备规模具有正向相关关系,但影响强度较弱,而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汇储备有负向相关关系,影响强度最弱。提出采取平衡贸易项目收支战略是化解当前外汇储备规模过多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