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电影三十年：神话的兴起与终结——关于第五代电影的文化反思与历史重估

以第五代为核心的中国新电影在1980年代辉煌崛起,构成了新中国电影从极端政治化向高度商品化转型的理想主义阶段,造就了人们对当代中国电影的基本想象。利用突出意象造型的现代主义电影语言,第五代电影缔造了新的电影神话、主体神话和家国神话,成就了其在文化大众化、商业化过程中的先锋身份与经典地位。第五代电影的崛起与陷落,表征了1980年代的新启蒙话语的悖论：启蒙与神话、先锋与媚俗、自由与禁锢的二位一体。追溯新时期中国电影的历史转折,重估第五代电影的文化价值,见证一个启蒙电影神话的兴衰起伏,可以更加辨证地理解、分析当代中国电影的现实状况与未来可能。     

论新中国社会主义经典电影体系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这种新,不仅意味着新的执政党、新的国家政体,对于民众来说也意味着新的生活、新的世界、新的理想。新中国电影与过去几十年不同,在体制上,从私营为主体转化成为了完全的国营;在性质上,从娱乐、教化、启蒙等多种功能的混合转向了以政治功能为主体;在传播上,从以城市市民为主要对象的流行文化转变为面向以“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政治文化。新中国电影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电影,它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电影承担着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重新书写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阐释中国社会走向、完成中国大众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建构主流意识形态权威性的使命。新中国电影在1959年和1962年前后创造了两个高潮,诞生了一批经典社会主义电影,形成了独特的电影意识形态和电影修辞系统。     

文化语境与新中国电影改编

在新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中,电影的改编是不可忽视的创作领域与独特现象,构成了新中国电影的壮丽景观。文学文本向影像文本的转换,不仅是两种不同文本在形式上的变化,而且明显体现出一种文化上的转型,一种受制于文化语境的欲望诉求。从新中国成立60年的道路来看,一般可以分成三个重要的语境,即政治化语境、人文化语境和消费娱乐化语境,它们对新中国电影改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新中国电影改编,也自然成为彰显中国文化语境变化的重要标尺。     

试论中国电影的后现代特征

后现代文化包括两个部分 :后现代性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文化。当代中国社会为中国电影提供了一种后现代语境。文章分析了后现代性电影与后现代主义电影的各自特点 ,指出后现代性电影是电影游戏 ,后现代主义电影是游戏电影 ,中国电影表现出了后现代主义的消解性特征。     

中国西部电影的回顾与前瞻

回顾中国西部电影20年来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分析和总结其艺术创作、产业化发展过程的得与失,其间包容了中国电影发展中不可回避的本质性问题,即如何使民族电影在全球化语境下迅速走上产业化道路.在西部大开发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新西部电影将在文化与产业化的有机结合方面得以长足发展.     

"韩国新电影"与中国电影"新生代"的平行研究

"韩国新电影"和中国电影"新生代"二者尽管外部形态迥异,但却具有相通的内在旨趣,即都呈现出边缘书写和主流皈依的分化态势.而大致相仿的社会文化语境及创作主体选择的个性化则是导致这种创作状况的主要因由.     

台湾“后新电影”与“新电影”运动互文性关系探析

新世纪初,台湾"后新电影"浪潮的崛起,不仅重新点燃了台湾影业的复兴之火,而且也极大激发了大陆、香港新生代导演美学观念革新的步伐。新世纪的台湾"后新电影"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新电影"运动呈现出相互指涉的互文性关系。笔者认为,台湾"后新电影"运动以"原画复现"的形式映现出"新电影"的艺术探索印痕,并以新生代的成长叙事表征着"新电影"的文化内蕴。台湾"后新电影"导演深受"新电影"导演创作观念的影响,体现为魏德圣、戴立忍、钮承泽、陈怀恩等导演对"新电影"核心导演创作经验的承续。台湾"后新电影"的"太超过世代"意义,体现为新生代导演在承续"新电影"经验基础上,实现了对"新电影"美学的整体超越。本文通过梳理三十年间台湾"新电影""后新电影"运动传承与流变的历史脉络,深入探析台湾"后新电影"与"新电影"运动美学经验的同异,以期为当代台湾艺术电影研究视野的拓展及当下"中国电影学派"的理论构建提供成果的参照。     

生态电影:中国西部电影的新内涵与新使命

西部电影曾经是中国电影艺术化探索的主力军,也创造过走向世界的辉煌,但是新世纪以来西部电影逐渐衰落.西部电影如何重新崛起与振兴?需要从传统的地域范畴与类型范畴,乃至上升到“生态文明”这样一个艺术美学高度和意识形态高度,将生态电影作为其振兴发展的新内涵与新使命,致力于推动生态文明的建设,传播生态文明的思想,培育生态文化,打造健康有益的中国生态电影文化特色.     

李安电影对中国电影国际文化传播的启示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东西方文化碰撞、冲突、交流及影响正向纵深方向发展。电影作为文化软实力在21世纪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中国电影在国际化进程中存在的诸多发人深思的问题亟待解决。李安电影的巨大成功为华语电影走出去提供了启示。让中国电影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平等对话异质文化,用电影语言创造民族文化,可以进一步缩小东西文化鸿沟,逐渐走向融合。     

旧市民电影：1930年代初期行将没落的中国主流电影特征--无声片《银幕艳史》（1931）简析

旧市民电影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左翼电影为代表的新电影出现之前中国电影主流的唯一代表,其文化传统性、道德教化性、低端娱乐性以及社会批判立场的保守性等方面的特征和体现,使得它在成为鸳鸯蝴蝶派文学电子影像版的同时,又是后来一切新电影形态生发和各自前行的基础。前两年才向民众公映的《银幕艳史》再一次证明,明星影片公司1931年出品的这部无声片是旧市民电影行列中的又一个新证据。     

"六书"新解

"六书"即象形、会意、指事、形声、转注、假借六种造字方法.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认为"六书"之中象形、会意、指事、形声是造字之法,转注和假借不是造字之法,而是用字之法.将"六书"一分为二,一部分称为造字之法,另一部分称为用字之法,这种观点是建立在把汉字仅仅看作是文字--同拼音文字一样的文字的基础上的,依据这样的汉字理论研究"六书",必然得出"转注" 与"假借"不是造字之法,而是用字之法的结论.根据汉字的性质和"六书"本身的特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六书"不仅是汉字的造字之法,同时亦是汉语的造词之法."转注"和"假借"虽然没有形成新字,但却形成了新词,根据汉字字词合一的特点,"转注"和"假借"既是造词之法,又是造字之法.从这个角度看,"六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把"转注"和"假借"看作是"用字之法"而排除在"六书"之外是不合适的.     

关于中国新诗的两种"传统"

中国新诗具有两种"传统":其一是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其二是新诗自身的传统。一方面,新诗从情感、趣味到语言形态等全方位地与古典诗歌建立着联系,另一方面,新诗从坚实凝固的"传统"中突围而出,建立起自己新的艺术形态。新诗在创作主体、文本、形式等方面均已获得自由、独立的形态。     

比较文学视野下的华语电影诗学的整体建构

由于研究方法的局限,近30年的华语电影研究存在主体性和审美性的不足。因而,华语电影诗学应坚持以审美为中心,从美学、文化和产业跨学科比较研究的角度对华语电影的独特类型、主题模式、文化传统、身份意识、审美传统、产业模式等进行总体的和整体的研究。因为存在迎合西方、片面追求票房和偏重散点运作等方面的问题,华语电影产业进军海外市场并不理想。我们应立足华语社群,重点发掘泛亚电影市场;积极培育产业链;成立“华语电影产业集群”。讨论李安等的武侠电影的成功之处,是一个关乎全球化时代华语电影发展的重要问题。《卧》等影片成功的一个关键在于叙事策略的转变。它们不再满足于刀光剑影生活的奇观化呈现,而是通过叙事主旨的“去江湖化”、叙事方式的个性化和叙事内容的人文化,策动了一场华语武侠电影叙事策略的变革。     

李安、王家卫、吴宇森与华语武侠电影的叙事策略转变

由于研究方法的局限,近30年的华语电影研究存在主体性和审美性的不足。因而,华语电影诗学应坚持以审美为中心,从美学、文化和产业跨学科比较研究的角度对华语电影的独特类型、主题模式、文化传统、身份意识、审美传统、产业模式等进行总体的和整体的研究。因为存在迎合西方、片面追求票房和偏重散点运作等方面的问题,华语电影产业进军海外市场并不理想。我们应立足华语社群,重点发掘泛亚电影市场;积极培育产业链;成立“华语电影产业集群”。讨论李安等的武侠电影的成功之处,是一个关乎全球化时代华语电影发展的重要问题。《卧》等影片成功的一个关键在于叙事策略的转变。它们不再满足于刀光剑影生活的奇观化呈现,而是通过叙事主旨的“去江湖化”、叙事方式的个性化和叙事内容的人文化,策动了一场华语武侠电影叙事策略的变革。     

华语电影产业海外市场拓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由于研究方法的局限,近30年的华语电影研究存在主体性和审美性的不足。因而,华语电影诗学应坚持以审美为中心,从美学、文化和产业跨学科比较研究的角度对华语电影的独特类型、主题模式、文化传统、身份意识、审美传统、产业模式等进行总体的和整体的研究。因为存在迎合西方、片面追求票房和偏重散点运作等方面的问题,华语电影产业进军海外市场并不理想。我们应立足华语社群,重点发掘泛亚电影市场;积极培育产业链;成立“华语电影产业集群”。讨论李安等的武侠电影的成功之处,是一个关乎全球化时代华语电影发展的重要问题。《卧》等影片成功的一个关键在于叙事策略的转变。它们不再满足于刀光剑影生活的奇观化呈现,而是通过叙事主旨的“去江湖化”、叙事方式的个性化和叙事内容的人文化,策动了一场华语武侠电影叙事策略的变革。     

“新民”与“新国”：关于梁启超民族主义的内涵

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者，梁启超民族主义充满了理性的色彩，少于种族和情绪的冲动，更多的是对国民性的深层思考和重新建构，通过对具有理想人格的“新民”的设计，而使中国终达至“新国”的目标，即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它为最上之团体，具有优先性。“新民”与“新国”及其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构成他民族主义的主要内涵，这一思想也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主流。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新文学”本位观质疑——以学衡派的定位为例

为了在1930年代证明五四“新文学”的合法性,《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在编纂《文学论争集》时,通过否定“旧文学”来强化其“新文学”立场,但将学衡派这样的现代性矛盾统一体贬为“复古派”,暴露了这种二元对立模式的排他性和策略性,《大系》也因此割裂了自己和传统的联系,窄化了“现代文学”观念,这种遮蔽和重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6年:有声片《新旧上海》读解——中国左翼电影转型、分流后现存唯一的新市民电影

《新旧上海》是"明星"公司始终贯彻的新市民电影制作路线的结果,它在思想和艺术上不同以往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左翼电影转型、分流和突破时期的滋养和补给。新市民电影最大的收获就是以它一贯平和的方式、从市场卖点的角度吸纳和借鉴左翼电影元素并且世俗地表达,所以它更热衷和擅长展示与张扬温情的一面,最后的结局通常是皆大欢喜。新市民电影借助左翼电影的诸多元素进入1936年后,终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左翼电影有深度但相对没趣味、新市民电影又单纯注重趣味却常常缺失思想的症结。     

比头发还乱的一代——从管虎看中国"第六代"导演的个性

“第六代”只是一个概念虚拟的标签。从影像风格、电影题材、导演历程和人生经验来看,“第六代”是一批乱发般的多元常变电影工作者,20世纪80年代所使用的中国电影断代法不再适合改革开放后中国电影发展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