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江阴”视阈下的社区教育问题研究

阐述了发展社区教育的必要性，认为社区教育是提高市民素质的重要形式和有效途径，对建设“幸福江阴”目标的实现更是有着重要意义。在分析江阴社区教育的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了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措施。     

苏南乡镇企业的"凤凰涅槃"——以"江阴现象"为例

关于“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纷论在理论界由来已久,而实践却不管理论怎么说,径直走着自己的路,因而有了“新温州模式”;作为“苏南模式”的典型——江阴,则因其拥有10家上市公司,形成中国股市独具魅力的“江阴板块”,被称之为“华夏A股第一县”;以其占全国1/300的GDP,显示出“江阴板块”旺盛的生命力,被称之为“江阴现象”,亦可谓“苏南模式”、苏南乡镇企业的“凤凰涅（?）”。一、敏锐决策奠定发展基石“村村点火、处处冒烟”中成长起来的乡镇企业,以小见长,所谓“船小好调头”,然而,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小舢板”却难抗风浪,新形势下的敏锐决策,奠定了乡镇企业新发展的基石。     

“幸福广东”：一种社会政策学的解读

“幸福广东”的提出标志着广东省委省政府在施政理念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将有力地再造新时期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文章从社会政策学的视角对“幸福广东”进行解读，认为“幸福广东”首先是广东人的幸福，但目前碎片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并不存在一个社会意义上的广东人概念。因此，必须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为实践路径加快福利广东建设，建构统一的省域公民身份，从而为“幸福广东”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为建设“幸福广州”建言献策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了建设“幸福广东”的目标，提出以人为本、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生态环境，建设宜居城乡，改善社会治安，畅通诉求表达渠道等建设“幸福广东”几大重点工作。2011年初召开的中共广州市委九届十次会议上，市委书记张广宁提出“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州”的核心任务，把建设幸福广州作为“十二五”改革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如何理解“幸福广州”的内涵，如何提高社会的和谐度和人们的幸福感来建设“幸福广州”？广州市第14期非中共处级干部进修班学员结合理论学习和工作实际，畅谈了对“幸福广州”的理解，积极为建设“幸福广州”建言献策。     

幸福、道德与至善——康德关于幸福与道德的二律背反

至善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在提出了“至善是幸福与道德的统一”的命题时，康德发现了纯粹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追求幸福的欲求是德行准则的动因”和“德行准则是幸福的原因”。康德通过纯粹实践理性的两个“悬设”即“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解决了幸福和道德的二律背反，把道德及作为道德主体的人推到了崇高而神圣的地位。     

凝聚侨力促发展——赣榆县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江阴有海外华侨华人4100多人、新移民600多人、归侨13人、侨属近2万人,侨资企业900多家。我们始终围绕经济建设中心,挖掘发挥海内外侨务资源优势,凝心聚力,引智引资,开创了江阴侨务工作新局面,先后荣获“全国侨务系统先进集体”、“江苏省侨务工作先进集体”、“无锡市侨务工作先进集体”等称号。     

"三个代表"与精神文明建设

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指针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具体实践 ,以及“三个代表”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 ,并按照“三个代表”要求说明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论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是一种把幸福与道德结合起来思考的、强调奉献的德性幸福观,大学生的幸福观教育应该以它为导向和归宿。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在章节结构上应该包括“幸福与大学生的成长”、“树立正确的幸福观”、“在实践中创造幸福”等教学内容,主要观点强调“精神幸福高于物质幸福”、“创造幸福高于享受幸福”、“社会幸福高于个人幸福”。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兼有幸福教育和道德教育的特点,它应该坚持主体性、引导性、实践性的原则,可以采用“理论解释法”、“情感体验法”、“实践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此外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还需要发展的社会经济、公平的社会制度、良好的社会环境等方面的保障。     

“幸福”的生成与阐释——基于《青鸟》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考察

1908年，莫里斯·梅特林克发表了剧本《青鸟》。1913年，乔治特·莱勃伦克将其改写为童话。童话《青鸟》消解了原作“青鸟”意象的多义性与含混性，凸显其与“幸福”的关联。1921年，童话《青鸟》传入中国。“青鸟象征幸福”之说正好契合了茅盾等人将象征主义与“为人生”理念相调和的文学主张，顺应了当时儿童读物的教育意图。此后，《青鸟》被译介、改写乃至重写的历史，也是“青鸟象征幸福”不断生成与阐释的过程。“追寻青鸟”的历程多被简化为“追寻幸福”的教育实践。随着童话《青鸟》被视作儿童文学经典，“青鸟象征幸福”之说更是被固化为“常识”传递给儿童受众，大量副文本围绕此“常识”而被生产。这种遵循语文课程标准改编名著的实践，虽然契合了市场消费的需求，却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剧本《青鸟》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用“幸福感”称出和谐的份量——解读“幸福”锁金系列报道之一

在南京市锁金村街道，“幸福”的气息无处不在。随着一部“幸福指数”评价标准的出台，锁金村街道在全国率先将人们的生活感受与政府工作绩效挂钩，将百姓的满意程度与和谐社区的建设挂钩，真正实现了政府从行政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 从本期起，本刊推出《解读“幸福”锁金》系列报道，与读者一同感受和谐社区、幸福锁金的魅力，从锁金的实践中领悟“幸福”与和谐的真谛。     

“与”在《礼记》中的介词用法研究

以《礼记》为研究语料,采用穷尽式定量统计的研究方法描写了＂与＂在该典籍中的介词用法,根据语义对其用法进行了分类分析,考察其句法结构及语序,归纳其介词结构使用的语法格式,总结出＂与＂作介词在《礼记》中的使用特点是以充当状语占绝对优势。但《礼记》中还出现＂与＂字介词结构做补语的用法。通过与相近时期专书＂与＂的介词研究进行比较来看,《礼记》＂与＂介引的语义类别趋于减少,且《礼记》的语言相比较而言更为严密。     

“民间信仰”的重新界说

在对＂民间信仰＂的研究中,应将＂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区别使用,尽量使用＂民间信仰＂这一学术术语而不要采用具有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封建迷信＂一词,应主要采用＂民间信仰＂来概括现代社会中的民间仪式活动但又不要否认其中可能存在的巫术遗留或巫术倾向。＂民间信仰＂可以重新界定为：与制度型宗教相对应的一种宗教类型,由广大民众（包括城市和农村民众）基于对某种超自然力量（祖先、神、鬼及风水、阴阳、命运等神秘力量）的信奉而进行的祭祀、崇拜、占卜、禁咒、灵魂附体等各种形式的仪式活动,这种仪式活动可以发生在家庭、祠堂、登记或未登记的宗教场所内。在＂民间信仰＂这个大概念基础上应提炼出更具分析性和指导性的＂小＂概念。只有经历一个类型学比较研究阶段,才能最终完成认清中国民间信仰的真实图景之宏愿。     

“Discourse”的含义及其汉译

“Discourse”是一个西方学术界广泛使用的术语,其含义非常丰富。这不仅表现为其含义在不同学科中有所区别,也表现为同一学科中（如语言学中）不同学者对其不同的定义。本文将讨论“discourse”的这些不同含义,并在此基础上讨论“discourse”的汉译问题。文章建议,“discourse”这个术语可根据其不同的含义汉译成“篇章”、“话语”、“言语”、‘话篇”等汉语术语。     

从文化层面探析湛约翰对《道德经》的诠释

从文化层面来探析湛约翰对"道""德""阴/阳"之文化内涵的诠释,对其如何诠释及诠释的缘由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作为一名传教士的湛约翰翻译《道德经》的目的是传播基督教文化,即:言说"自我",但最终的结果是促进传教的同时、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西传,即:言说了"他者"。     

浅议高校学生干部的角色冲突和角色定位

学生干部是高校学生工作的基础,是联系老师和同学的纽带。但由于教育管理上的漏洞和实际工作中的矛盾冲突,一些学生干部出现了"学生"与"干部"角色错位及"干部"与"服务者"、"执行者"之间的角色内冲突,使其难以成功实现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的角色转换。有鉴于此,笔者认为要矫正和解决上述角色的错位、冲突,就必须转变观念,完成学生干部由"管理型"向"服务型"、由"部门型"向"全局型"、由"守旧型"向"创新型"、由"片面型"向"全面型"的转变,使其更好地发挥学生干部的作用。     

思想史视域下的宪政主义——兼议“constitutionalism”的译法

＂宪政＂是否有一种＂主义＂,目前在国内尚存争议,但从思想史或概念史的角度去审视＂宪政＂的英文对应词＂constitutionalism＂,在＂制度＂和＂思想史＂两种维度上将＂constitutionalism＂分别译为＂宪政＂和＂宪政主义＂既科学合理,也符合学界的一贯用法。并且,理解作为一种思想观念的宪政主义也能辨识作为制度实践的＂宪政＂在我国政治或法律进程中的历史方位。     

民心何足恃——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中的一个解释困境

"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从属于儒家民本思想的一个通俗表述,得到了学界和民间的普遍认同。然而,这个理论在中国历史中却很难被证明。尽管官方和儒生极力鼓吹,但是"民心"与政权得失之间并不存在明确对应关系。在暴力和强权面前,"民心"往往呈现出扭曲的状态,很难考量。"得民心者得天下"可以被看作是儒家一种难以实现的美好理想,这也客观反映了儒家信条在中国古代的实际地位。     

农村互联网的拥有和使用:有关发展的思考

通过对有关信息通讯技术与发展的一些主流观点的回顾以及对农村互联网拥有和使用的现状的微观社区调查,认为“数字鸿沟”并不是简单的物理上的二元“拥有”或者“没有”概念,而是一个关涉到行动者与技术之间互动并产生意义和结果的层次差异的概念,因此所谓的“鸿沟”并不是单纯的技术设施或产品能够消除或者弥合的;而目前“技术促进发展”与“消除数字鸿沟”等概念本质上更多的是“发展”大旗下的技术增长与技术消费。     

论李安电影的“性”和谐

对李安导演的电影文本剖析,认为李安电影呈现了多元文化下的"性"和谐特征:在"性"与伦理的冲突与调和中,呈现了人与自然、人自身、人际关系的和谐,并借生命的逝去达到"性"与伦理的调和,以包容、妥协及理智达到"性"与伦理的和谐。     

“实践存在论美学”的理论实质与思想渊源——对一种反批评意见的初步回答

“实践存在论”是近年出现在美学、文艺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本体观。这种本体观曲解和泛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并将其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相等同,由此组合成“实践存在论”。“实践存在论美学”建立在“实践本体论”或“主体性实践哲学”基础上,与西方“实践派”理论和国内“实践美学”有着内在关联,其本质在于以西方存在主义存在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及其历史观。以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具体成果和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突破,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