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钱学森之问”——从培养杰出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谈起

杰出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怎样培养？关键要有大智慧。从与钱学森院士接触中感悟到智慧来自：钱学森重视理论联系实际;钱学森重视科学文献讨论班,以群策群力,不断钻研领会人类在发明创造知识过程中的智慧;钱学森重视渊博结合,以促进学科交叉;钱学森重视教学相长,科学研究上的好多启发是从学生来的;发掘研究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中的祖先智慧。     

从“钱学森之问”看当代中国教育的缺失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一时成为全国各界关注的焦点。通过简单解析＂钱学森之问＂,分析中国教育现状,给出如下观点：高校体制改革,开设创新教育课程,创新思维模式培养、渗透,是解决问题直接而较简单的办法,但仅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正确的社会价值取向和良好的社会制度导向将是解决问题的有效策略,具有深远意义;但从教育的本质来看,从人类心智的发展规律来看,学术自由,启发心智培养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解决问题之道。     

探解“钱学森之问”：教育问责制的视角

在解析教育问责制的产生、含义和功能的基础上,对教育问责制探解＂钱学森之问＂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进行了探讨。教育问责制在确保政府及相关教育主体责任履行,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确保公共教育资源的有效使用,控制权力滥用、预防教育腐败,改善政策和管理的透明度和回应性等功能效应方面为求解＂钱学森之问＂提供了可能;坚持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的科学教育观,真正实施素质教育的基础教育制度改革;探索人才选拔新途径的招生制度改革,以及让更多人对教育质量负责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方面,对教育问责制如何求解＂钱学森之问＂提供可行性论证。     

破解“钱学森之问”：来自家庭教育的反思与可为

钱学森之问形成原因复杂,家庭作为杰出人才生活的重要基地,为其成长提供原初的环境和持续的动力,在破解钱学森之问时,也应该对家庭教育进行反思和可为的尝试。当前,家庭教育目标功利化扼杀了孩子远大的理想和探索求真的欲望,纯考试知识化的家庭教育内容抑制了孩子想象力、兴趣等的发展,伪科学的家庭教育方式与杰出人才的冒出渐行渐远。破解钱学森之问,家庭教育应坚持顺其自然的原则,有所为,有所不为。     

科学回答“四个之问”的理论价值与根本遵循

“四个之问”是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四个之问”各有侧重又互相联系和渗透转化,其辩证统一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实践中得到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四个之问”的洞察、剖析和回答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回答“四个之问”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使命,要以“六个必须坚持”为根本遵循,增强回答“四个之问”的主动性,从时代大潮流、世界大格局中谋求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     

我国政府与大学关系研究之评析

明确政府与大学关系,是我国政府行政职能转变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是我国大学变革的核心要素。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是我国教育管理理论界1994—2003年探讨的核心问题,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政府角色定位研究;二是办学自主权研究;三是教育中介组织研究。这些研究还有待深入之处在于:一是政府与大学关系的本质问题;二是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具体化问题;三是教育中介组织生成的环境培育问题。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思路与对策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根本在于将传统的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只有通过塑造“以民为本,依法行政”的政府服务理念,明确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角色定位,构建“顾客导向型”的政府服务模式,完善政府部门绩效评估体系,才能建立廉洁、勤政、高效、便民、负责任的政府。     

科学和教育视域下的“钱学森之问”求解

钱学森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人民教育家。他在临终时对中国教育前景的担忧被提炼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它与“李约瑟难题”一样,对中国的科技和教育工作者都有深刻的启发意义。钱学森以他的求学和教育科研经历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发展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才能培养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人才。     

从“元治理”理论视角构建服务型政府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党、政府和学界的共识。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新的公共治理体系,以适应社会变迁,使政府的公共服务更好地满足公众需要,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根本要求。论题从我国今天的社会现状出发,从“元治理”理论的基本视角,探讨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本路径。     

“钱学森难题”与研究生教育观念的世纪反思——纪念钱学森诞辰100周年

钱学森在2005年提出了“钱学森之问”或“钱学森难题”。“钱学森难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教育命题,求解它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联系目前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重新反思大学的本质、研究生教育的特性、研究生读书治学的态度等这样一系列根本问题。革新研究生教育观念是求解“钱学森难题”的关键环节和必然要求。     

“以钱养事”：农村公共服务机制新探索

国家＂以工补农,以城支农＂及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战略的实施,乡镇政府逐步由管治、汲取转向服务,这迫切需要改革既有乡镇事业单位体制,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农村公共服务机制。湖北省咸安区的＂以钱养事＂改革正是对农村公共服务机制改革的大胆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总结其改革经验、发现其改革不足、提出后续改革对策,对全国其他地区的乡镇事业单位改革亦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钱锺书诗《乡人某属题〈哭儿记〉……》的本事

文章考索了钱锺书《乡人某属题〈哭儿记）,儿从军没缅甸,其家未得耗,叩诸乩,神降书盘曰：“归去来兮,胡不归？”》一诗的本事：1942年6月,时任叙昆铁路副工程师的胡敬侃（即诗题中的“儿”）死于随征战印缅战场的中国远征军撤回国内的途中,当时连尸骨都无法收殓。其父胡粹士得闻噩耗后,作《哭儿记》征请亲友题咏,钱锺书因有此作。而诗中“四万义军同日尽,世间儿子漫纷纷”,则是将胡敬侃之死事,放到一个更阔大的背景上,抒写了更为深广的沉痛之情。     

顺应论视角下的“甄嬛体”语用研究

受电视连续剧《甄嬛体》的影响，近来不少人在日常生活中采用“甄嬛体”来陈述观点、传达信息、表达感情。语言顺应论可以为这种语体的理解和创作提供理论基础。日常生活中出现的“甄嬛体”在语音、词汇、句法、风格等方面具有一些特点，体现出人们对心理世界、物理世界和社交世界等语境选择的顺应。分析得出结论，“甄嬛体”的使用反映了人们对当前社会、心理语境的顺应，体现出追求语用和谐的社会心理。     

“卢仝体”艺术特征简论

卢仝以其独树一帜的奇险怪异、滑稽幽默的诗歌风格在唐诗史上自成一家。“卢全体”的艺术特征主要在其题材的怪异性,主旨的批判性,语言的趣味性,风格的怪异滑稽等方面。     

浅析“海西”视域下政府职能的定位

海峡西岸经济区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布局中处于重要的地位．在国务院大力扶持下,其独特的有利宏观环境,使之在面临重大机遇的同时,也面对诸多的挑战。因此,在新的战略环境下“海西”经济区应从影响地方政府职能定位的背景分析出发,立足于本地实际重新进行职能定位区分,以充分满足实现“海西”经济区先行先试、跨越发展的要求。     

以土族“纳顿”谈民族传统节日的凝聚功能

以青海省三川地区的土族“纳顿”节为例，从传统节日的民族性、农事性与组织性等方面，分析了传统节日凝聚功能形成的基本要素，并指出当前挖掘民族传统节日凝聚功能的现实意义。     

孔子的“戒色”说透视

春秋时期女性外在容貌特征的审美意识日益觉醒,并成为男性追求女性时所极为看重的条件之一。在此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孔子坚持“男女有别”的礼制规范,能正视男性在青春期对女性容貌所产生的爱慕之情,提出了“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的“戒色”说。以此为视角,试图透视孔子对待“色”之态度,并以此来观孔子的女性观。     

从“邓玉娇案”看媒体审判

"邓玉娇案"再次促使我们思考媒体与司法的关系。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理念和原则,司法独立对于防止权力滥用、保障自由和实现社会公正具有重要意义。在司法过程中,媒体对于防止"冲突私域化"的图谋和抵制制度外势力的干预,保障当事人获得中立、公正的审判,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媒体报道也会对司法独立产生诸如"媒体审判"等的消极影响。我国的媒体审判问题有其特殊性,不宜照搬国外因应媒体审判的对策,而应在改革相关制度、推进司法独立、树立司法权威的基础上制订相关的具体制度,以实现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