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的伦理建构——伦理法治国的历史、逻辑和前景

实证主义的兴起导致国家的去伦理化,国家成为中立的法治体系。从历史上看,法治国表达了将统治形式予以理性化的理想,并且分别完成了与道德和政治的分离。法治国若缺失道德与政治的维度,单纯立足于"国家—个人"二元对立形式的自由主义取向,现代国家建设难以完成国家团结和价值整合。检讨施米特和黑勒的法治国理论,法治国必须同时完成与政治和道德再次综合,也就是应该和伦理概念相结合。利用实证的法语句和伦理性的法原则两个概念方能将社会伦理在法治国中予以合理安顿。中国因其拥有深厚伦理传统,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应尊重伦理性的法原则对法治国的构成性作用。在结合伦理和法治国的前提下,现代国家才能完成其伦理建构。     

中国神话古史与"国家"传统

汉语"国家"概念体现出传统中华国家以亲属制度比附国邦行政组织和公民契约社会的政亲合一特色。依据中国神话古史和历史传说,上古三代建构起天下国家宗法体制,实现行政社会与亲族群体整合,完成行政权力与亲族权力归并。对于建立以平等、公正为必要前提的现代市场经济、民主社会和法治国家,对于人们形成与此相适应的健全社会人格和社会信用来说,中华家国社会文化传统恰恰存在着先天不足之处。     

东亚发展型国家的转型：缘起、目标和前景

东亚发展型国家在完成追赶西方国家的历史任务后必须实现国家治理的转型,即由发展型国家转变成为平衡型国家,实现国家、市场、社会三种力量的协调与平衡。东亚发展型国家的转型,是一个延续时间较长的过程,其关键在于以法治重理国家、市场、社会三者相互之间的关系。这种转型,对当前我国国家治理及经济、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中国建设

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中国建设都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目标和新任务,正确理解和把握二者的关系,对于全面深化改革任务的完成至关重要。文章从分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两个向度出发,进而提出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并进一步论述法治中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走向。     

国家形象视阈下的我国外宣翻译研究

外宣翻译是一国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的窗口,对提升国家软实力意义重大。目前我国外宣翻译错误较多,影响了外国受众对我国国情的认知和理解,影响了对外交流和传播效果,还不同程度地损害了我国的国家形象。坚持外宣翻译原则,重视国际话语权,政府予以高度重视并大力培养外宣翻译人才,以及将系统的外宣翻译研究纳入国家语言发展战略是十分必要的。     

法治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

以法治国家为目标 ,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突破 ,也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明确了方向。法治区别于法制 ,在其内容、功能、实现条件等方面较法制有着更深刻的内涵。法治国家的建设是适应一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建设。我国法治国家的目标在其形成和实现过程中有着自身的特色。确立法治国家目标 ,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础上 ,为根本解决社会转轨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而进行的制度创新。在实现法治国家的目标过程中 ,从人治走向法治 ,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基本内容 ,要发掘和利用人治传统中的积极因素 ,实现从人治向法治的过渡。法治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始终必须处理好推进法治和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关系。法治建设也是一个改革和开放的过程 ,要处理好法制的统一性和法律实施多样性的关系 ,处理好学习、借鉴外国法治经验和坚持我国特色法治道路的关系。     

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的法治道路

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和社会演进型法治道路各有其合理性和局限。独立的市民社会是国家权力的制约力量,因而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条件。根据马克思主义法学关于国家和社会在法律发展中地位和作用的理论,我国法治化道路应当是国家和社会双向互动的发展模式。国家应当通过法律制度的变革积极促进市民社会的发育、成长。     

网络言论传播与国家形象 在年轻一代的良性内构

国家形象建构的整体链条中，一国公众作为主体对国家客体的多元感知形成了国家形象最基本的以“个体”为单位的主观认知存在。基于公民必然的社会人属性，每一个独立的认知存在会与其他个体的认知存在发生交互作用，在社会生活的不同维度进一步相互影响和建构，形成一个社会宏观意义上国家形象的内构。而在形成或影响个体基本的国家形象认知的诸多因素中，媒介使用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具体到当今的网络时代，网络言论作为社会观点的载体能够直接对个体的社会认知产生影响。现时代公民特别是年轻一代公民网络接触的普遍性使得这种影响凸显出前所未有的价值。同时，年轻一代的心理意识特性使之呈现出更为强烈的可塑性。今天的年轻一代将成为未来国家建塑的主力人群。通过网络言论传播影响和构建年轻一代心目中国家形象的良性完形，则有可能进而藉由这一特定社会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影响未来整个社会国家形象的建构。     

如何通过媒体语言传播来提升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是一国在世界中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主要外在体现。随之全球化与信息化的不断加速与融合,国家间经贸、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有效保持并提升国家形象已成为多数国家的重要战略目标。随之互联网等新媒体的飞速发展,各类媒体作为信息传播交流的载体对于国家形象具有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而高效、规范、得体的媒体语言传播更是媒体工作建设的核心。因此针对我国媒体语言传播中规范性不强、渠道较窄、国际化水平低等问题,建议采取的措施包括:构建完善国家形象战略,完成媒体语言传播规划;规范媒体语言的使用;拓展媒体渠道、增强影响力、提升话语权;通过媒体语言传播文化教育间接提升国家形象等。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图谱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是依法而为的治理,国家治理体系体现为法治体系,国家治理能力意味着法治能力,相应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表现为法治体系和法治能力的现代化。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新时期,国家治理之法治图谱的描绘必然能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法家的国家信用观及启示

《管子》、《商君书》与《韩非子》三部法家经典著作蕴含丰富的国家信用观。法家呼吁建立国家信用,认为国家信用是国家法律得以贯彻的基础,对于国家建设、外交攻防具有重要意义。法家提出信先于法、法高于权、权为法用的原则,以及立法树信、执法固信、普法表信的国家信用建设方法。法家的国家信用观对当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推行依法治国具有借鉴意义。     

法治视角的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改革研究

2018年3月我国推出国税地税征收体制改革方案,明确社会保险费由国家税务机构统一征收,改革带来社会保险费征收主体、征收程序、征缴管理等方面的一系列调整变化。改革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产生深远影响。通过法治方式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费征收体制,是国际上法治发达国家的常见做法。社会保险费作为一种准税收,涉及数亿人切身利益,以法治方式推进我国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建设很有必要,建议修改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立法明确税务机构征收社会保险费的职责和征收程序,完善征收争议解决机制,设立试点劳动社会保险法庭等。     

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与地位

全球治理的新形势给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带来了新挑战。当前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新兴发展中国家以及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现状决定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可以总结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推动者与国际法治的维护者。未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关键路径是提升制度性话语权,根本方式是法治。而提升制度性话语权的关键是提升法治话语权。为此,中国必须致力于运用法治话语来表达自身的立场和诉求,充分利用通行的国际规则来实现全球治理体系的创新完善。     

德法合治探源——从社会共同体与人性的角度切入

社会共同体是人们彼此信任、认同、团结互助,在共同的价值观之下有着凝聚力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把人与人粘合在一起的,一是利益,二是情感。但是面对利益冲突,仅靠公平来维系利益之间的粘合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社会主体之间的情感纽带,让个体体会到自己是共同体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中可以发现,中国国家治理所致力的是建立社会共同体。全社会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凝聚社会共识,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实现一个共同的社会目标。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中,法治和德治具有互补和互助的作用。法治是赋予法律至高的政治地位,使其具备权威和能量来进行治理的一种治理方式。而德治则是赋予道德崇高的价值地位,使其具备权威和能量来进行治理的一种治理方式。法治着重于在社会分化中确立秩序,德治则努力弥合社会分化中的感情疏远和价值裂痕,二者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里发挥出相互补充的作用。法治和德治还存在互助作用。第一,法治为德治保底。法治保障了道德的底线,也使德治有了可靠的保障。第二,德治为法治固本。通过德治可以维系和强化社会道德纽带,进一步巩固法律的道德根基。法治和德治的结合不仅是社会共同体治理的最佳组合,同时还存在着人性的基础,而这种人性基础也能被大脑的心理机制所证实。根据现代心理学和大脑神经科学,大脑存在两个系统,一个负责进行逻辑运算,是不带感情的理性系统,另一个是接受外界刺激直接生成情绪和情感的系统。这两个系统既分工合作,又相互制约。由于法律调整利益关系的功能,它需要依赖大脑理性系统。德治则依赖大脑情绪性系统,也进一步调整情绪性系统,强化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纽带,从而实现一种秩序。中国传统德治就是调整人的情绪系统而进行的一种社会治理。在一个共同体中,个体和共同体存在着精神上的同构关系。作为有机体的国家如同个体的大脑系统一样,有两大系统。对应个人理性系统的是国家理性系统,对应个人情绪性系统的是社会共同情感系统。在国家治理中,应当依据个体和国家的精神同构关系,把个人理性和国家理性协调一致,把个人情感和社会共同情感协调一致,实现国家层面的理性系统和情感系统的共同发展和相互平衡。在个体和共同体的精神同构中,法治的作用在于推动个体理性和国家理性的一致,德治的作用在于推动个体情感和共同情感的一致,最终把个体精神系统和共同体的精神系统连接在一起。在这种精神同构中,国家和个人产生出精神上的交互作用,国家从个体那里获得了巨大的精神能量,个体从国家那里获得了安全感、价值感以及针对外部世界的力量感。同时,德法合治有助于共同体和个体二者的理性系统和情感系统产生出平衡关系,使共同体和个体的精神系统得到健康发展。     

墨西哥移民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1965年移民法的颁布极大地改变了美国自有移民法以来的传统格局,亚洲和拉丁美洲取代欧洲成为主要移民地区。墨西哥移民因其不同于美国其它移民团体的鲜明特点在争议中逐渐突显出来。9·11事件以后,美国学术界对墨西哥移民问题讨论更是从以往社会经济层面上升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层面。本文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墨西哥移民对美国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社会文化安全的影响。     

浅论国家赔偿费用管理

完善的国家赔偿制度是民主法治的标尺和安全阀,是国家对公民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和标志。国家赔偿费用管理是实现国家赔偿的重要保证,直接关系到赔偿请求人能否最终获得赔偿。本文旨在分析研究我国现行国家赔偿费用管理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并提出相关完善建议。     

论我国政党内部治理的宪法规制

政党内部治理的宪法规制是指政党内部的各级领导机构及其领导成员与普通党员在宪法的框架内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等共同参与、上下互动的方式,依照宪法和法律民主管理政党内部事务的政党建设过程。随着政党入宪的日渐普及和政党政治法治化的发展,许多国家的宪法性文件不仅对政党依宪治理外部事务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而且对政党依宪治理内部事务也作了原则性规定,普遍确立了现代政党内部治理活动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原则,如民主原则、法治原则、人权保障原则等,极大地促进了政党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和人性化。在当代中国,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宪法规定的民主、法治、人权原则就必须在国家治理层面和政党内部治理层面得到切实有效的贯彻实施,政党内部治理与政党治理国家社会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关系。为了防范政党对国家社会治理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域外许多国家都把民主原则、法治原则、人权保障原则规定为政党内部治理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宪法原则。我国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应该在宪法中规定政党内部治理必须遵循上述原则。     

国家尊严与人的尊严

在法西斯统治之下,人被异化为国家实现权力集中的手段,进而成为被独裁者操纵的暴力工具,“国家尊严”“民族尊严”成为践踏个人尊严、实现独裁统治的道义力量和煽动口号。在当代法治中,“人的尊严”是人类汲取战争教训的积极成果,并已成为国际法准则和许多国家的宪法原则,成为所有人权的价值依据和伦理基础。国家尊严与人的尊严之间是一种既相得益彰、又相互拮抗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对法治国家和公民行为都具有指导意义,警示我们既要维护国家尊严,也要严格保护个人尊严。     

科学发展观与民族法治建设关系研究

科学发展观与民族法治建设具有共同的法理基础和价值追求。实践证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加强法治建设,尤其是加强民族法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民族法治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符合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单一制国家结构的宪法精神和价值取向。民族法治确定并构筑了在法制统一性原则下,以现行宪法、法律为基本渊源;以丰富多彩而独具特色的多民族法文化及民族习惯法为特质;以建立完备的我国社会主义民族法律体系及其监督机制为目标的法的精神价值和治国方略。     

社会管理创新视阈下民族地区司法公信力研究

司法公信力是在法治社会中树立法治权威的必备要素,也是促进提升社会管理效能的优质资源。司法公信力不足在制度架构上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的不合理有关,也在深层次上反映出对于司法理念与法律适用的调试需求。从民族地区法治建设的长远规划来看,应当在维护法制统一,保证国家法律在民族地区得到普遍适用和严格执行的基础上,重视民族习惯法在司法中的地位,在法律适用上顾及关乎民族群众心理情感,有利于化解矛盾纠纷的民族习惯。通过创新与落实司法为民理念,提升民族地区法治建设中的司法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