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与旅游效率的耦合协调研究--以张家界为例

以旅游驱动型城市张家界为案例地,构建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空间城镇化、生态城镇化、社会城镇化与旅游效率的耦合协调指标体系,综合采用熵值法、Super-SBM模型、耦合协调模型、HP滤波法和Tobit模型等研究方法分析新型城镇化与旅游效率耦合协调发展的总体趋势、阶段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整体呈现出波动上升的发展趋势,其中空间城镇化增速最大,其次分别为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生态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旅游效率整体呈现出U型发展趋势,其中纯技术效率整体优于综合效率,是影响旅游综合效率提升的主要驱动因素;新型城镇化与旅游效率复合巨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整体呈现出波动上升的发展趋势,经历了低速发展、调整优化和共生发展等3个阶段;新型城镇化与旅游效率的耦合协调发展受多重因素影响,其中交通条件、政府调控和科技创新对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资源禀赋和基础设施则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据此提出,应进一步推动城镇建设以营造绿色和谐的旅游环境,促进技术进步以强化旅游的辐射带动效应,把握优势要素以助力旅游城镇的深度融合等,以期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有序协调发展。     

福建省城镇化发展与县域粮食产出--基于门槛模型的非线性影响分析

采用福建省58个涉农县2007-2019年的面板数据,基于动态系统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探讨城镇化率对县域人均粮食产量的非线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城镇化率对县域人均粮食产量有非线性影响,且存在双重门槛效应,门槛值分别为0.455和0.575,形成一个先升后降的倒U型曲线;城镇化发展水平不同的县域,农业财政投入对人均粮食产量的影响效应不同,高城镇化水平县域受到的影响弹性更大;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种植结构和县域公路密度等对县域人均粮食产量均有显著影响,且因城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而存有差异。鉴于此,在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同时,应针对不同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县域,因地制宜地制定保障粮食生产及安全的相关政策。     

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以滁州市为例

构建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2010-2019年滁州市各区县(市)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水平、空间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近十年滁州市乡村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水平整体耦合度处于上升趋势,协调发展态势良好;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耦合协调度亚类型也存在异质性;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受地理交通区位、区域人口素质、公共资源配置、生活消费水平、政府财政投入的影响显著,两两交互作用增强.     

中部六省环境规制强度与新型城镇化质量协调性分析

生态环境和新型城镇化存在协调互动的关系,环境规制作为人类调节生态环境的一种重要行为,能够对区域生态环境和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以我国中部六省为研究对象,分别测度中部六省环境规制强度和新型城镇化质量得分,发现中部六省环境规制强度和新型城镇化质量在时空维度上均存在上升趋势。中部六省环境规制强度和新型城镇化质量协调性类型进行划分,判断中部地区两者间的协调性关系,结论如下:1)中部六省环境规制强度和新型城镇化质量协调性不足,基本协调型数量只有一个,而严重不协调的比例占到了38%,二者尚处于拮抗状态;2)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和新型城镇化质量整体水平偏低,且协调性类型存在显著的时空差异。     

基于改进粒子群算法的装配序列规划研究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我国城镇化有积极的影响,且存在着显著的门槛效应。运用Hansen的门限回归思想,设计门限回归模型,并将2005—2013年我国31省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指标的面板数据作为门限变量值。测算结果表明：当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到一定水平,使其发展指标跨过某个门限值时,地区城镇化率增速水平显著提高。     

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的实证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以武汉市为例,选取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人均GDP三项指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分析城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影响。结果发现城镇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尤其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非常明显。经济增长通常会引起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上升,但是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却没有显著作用,这导致户籍人口城镇化滞后于经济发展,且滞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构建以城镇群为主体形态的新型城镇化模式,优化城镇空间结构,建立多元城镇群发展格局,大力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快速提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城镇化、工业化促进城乡收入差距收敛了吗?——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

基于Hansen的面板门槛模型,采用中国1997—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构造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可研究城镇化、工业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城镇化、工业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特征,在城镇化水平低于较小门槛值时,城镇化的发展会显著地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当城镇化水平越过较高门槛值,达到高城镇化水平时城镇化发展则会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低工业化阶段工业化的发展显著地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当工业化发展到高工业化区间时会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城镇化、工业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均呈现出"倒U"型关系,在初始阶段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提高终将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并且收敛效应会逐渐增强。     

城镇化、水资源消耗的动态演进与门槛效应

基于中国30个省市1998—2015年面板数据,综合利用核密度估计函数、非动态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系统考察城镇化与水资源消耗的动态演进过程和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全国城镇化率呈两极分化态势,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间城镇化受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而存在差异;全国水资源消耗得到控制,但东部、中部、西部水资源消耗高的省份存在增加趋势。（2）全国城镇化对水资源消耗影响存在显著的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门槛,并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东部经济发展门槛具有抑制效应,中部居民收入门槛具有促进效应;西部门槛效应与全国相同,且经济发展抑制作用阶段性增强。（3）居民收入、资本存量、人力资本与水资源消耗正相关,而经济发展与之负相关。     

新型城镇化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耦合协调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湖南省2011—2021年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湖南省14个市（州）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测算各市（州）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探讨两者的时空耦合协调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研究期间湖南省新型城镇化指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指数及其耦合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关系实现了“轻度失调—勉强协调”的跨越；各市（州）耦合协调度在研究期间皆有较大幅度的提升，除株洲和湘潭基本均衡发展外，大部分市（州）的新型城镇化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发展的进程并不同步，长沙市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长期滞后，其他市（州）新型城镇化滞后；土地与劳动力资源、产业结构、城乡收入差距会显著影响两者耦合协调发展。     

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产业结构优化是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选取2000—2017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区,运用基准面板模型分析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运用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验证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差异性。实证结果显示,无论是经济发达省份还是经济欠发达省份,新型城镇化和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均具有促进效应;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对经济发达省份和欠发达省份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影响差异较大;经济欠发达省份新型城镇化和金融发展存在后发优势。门槛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上升,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增强,而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阶段,金融规模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优于金融效率,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阶段,金融效率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优于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门槛效应不显著。     

基于二象对偶论的城镇化系统协调发展

城镇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如何推进城镇化系统协调发展,加快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是当前城镇化建设中的重要议题。基于二象对偶论,在完全空间下将城镇化系统设计为以城镇化水平表征的实象和以城镇化效率表征的虚象构成的二象系统。在对城镇化系统的虚实二象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利用协调发展度模型实证测度了2006-2014年中国各省份城镇化系统的协调发展度。结果表明:（1）考察期内,中国城镇化水平明显提升,中国城镇化效率则出现微弱下降。（2）全国范围和东部地区的城镇化系统协调发展度的演进大致呈"M形";中部地区城镇化系统协调发展度在考察期内变化幅度较小,并且呈微弱下降趋势;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系统协调发展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并且在整个上升趋势中又伴随着"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动态变化过程。（3）不同省份之间的城镇化系统协调发展度差异显著,并且呈扩大趋势。此外,各省份的城镇化系统协调发展度的变化具有明显的时序特征。     

环境规制、经济结构与资源型城市就业——基于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的对比分析

文章抓住资源型城市最突出的经济特征,从经济结构的视角考察了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劳动力就业的影响,认为单一的产业结构和偏国有的所有制结构抑制了环境规制就业创造效应的发挥.利用中国2005—2016年282个城市(包括112个资源型城市和170个非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对于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就业效应均存在明显的门槛特征;当产业结构越过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就业由促进转变为抑制作用,相反对于非资源型城市则由抑制转变为促进;当越过所有制结构门槛值时,无论是资源型还是非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都会对就业率产生不利的影响.在加快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背景下,做优做强第二产业,降低国有企业投资比重,是解决当前资源型城市再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     

公共服务供给、劳动力集聚与新型城镇化质量

本文实证研究了公共服务供给与劳动力集聚对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公共基础教育、公共医疗卫生、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及劳动力集聚均对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产生直接的积极作用。(2)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强化了劳动力集聚对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促进作用,同时,劳动力集聚受到公共医疗卫生的负向调节作用,公共基础教育加剧了劳动力集聚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的负向影响。(3)劳动力集聚、公共服务供给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影响通过人力资本门槛检验,实证结果证实劳动力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呈现出阶段性减弱的促进作用,公共医疗卫生的促进作用初步显现,公共基础教育的影响效应呈“U”型,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影响效应呈现倒“U”型趋势。     

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研究

以2008—2018年为研究时段,以中国31省份为研究区域,在测算基本公共服务与城镇化质量时序特征的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分析和门槛回归模型诊断基本公共服务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及非线性门槛特征。结果表明:1.中国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总体呈现波动上升,东部有所降低,中部相对较低,西部增速较快;城镇化质量不断提高,东部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2.基本公共服务与城镇化质量的关系极为密切,关联度指数大都在0.85以上,医疗卫生服务与城镇化质量关联度最高,文化体育服务与城镇化质量关联度最低。3.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时,基本公共服务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基本公共服务对城镇化质量的促进作用越强。     

新型城镇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影响的空间效应和门槛特征

研究新型城镇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具体影响对指导农业低碳发展以及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采用1997-2018年中国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构建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空间计量模型和面板门槛计量模型,分析农业碳排放强度的空间分布和集聚状况,探究新型城镇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效应和门槛特征。结果表明,各省区间农业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且空间集聚状态较为平稳;新型城镇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负向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碳排放强度之间存在以农业产业结构、农业机械化程度为门槛变量的单一门槛效应,跨越门槛值后新型城镇化的减排效应有所下降。     

城市低碳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研究——以中国低碳试点城市为例

基于2011年中国国家发改委确定的34个低碳试点城市的截面数据,构建了城市碳排放-新型城镇化系统评价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和熵指数计算得出城市低碳发展-新型城镇化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并进行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模型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低碳试点城市碳排放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低碳试点城市碳排放-新型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上总体水平不高;第二,城镇化过程中,人均CO2排放量、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环境水平不同程度地对低碳城镇化产生影响;第三,系统的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上表现出较强的空间地域性;第四,系统的协调度与协调发展度总体来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第五,系统在新型城镇化水平、协调度、协调发展度指标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强的对应关系,而城市碳排放系统、协调度、协调发展度指标与区域经济的关系并不明显。     

国际视野下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动态演进的几点思考

目前,我国城镇化率虽然已超过50％,但城镇化的质量并不高。城镇化与工业化水平不协调,土地财政主导下的“造城运动”和二元户籍制度下的“半城镇化”尤其明显。在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应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在城镇化转型期的经验,对城镇化模式进行适时调整和转型。据我国城镇化所处的阶段与特征,结合国内实际,从“服务导向”、“创新导向”、“就业导向”和“环境导向”几个方面提升“城市化质量”,以促进我国未来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普惠金融视角下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门槛效应

金融资源的可获得性、城乡收入差距的状况与城镇化进程存在必然的关联影响。基于我国31个省市2009~2014年的面板数据,采用模糊评价法构造区域普惠金融发展程度的门槛变量,使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进程的动态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普惠金融发展门槛下,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影响呈现"U"型,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严重阻碍该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门槛下,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影响呈现倒"U"型,但是结果并没有获得统计上的支持;在城镇普惠金融发展门槛下,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影响是非线性"U"曲线,且结果在统计上高度显著。同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第二、三产业占比以及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都会推动地区城镇化进程。面对较长时期金融资源配置中严重存在的城乡地域非均衡问题,经济发展"新常态"时期非常有必要通过恰当的政策干预矫正金融资源配置格局和实现金融普惠性发展,并最终为实现普惠金融促进城乡收入提升和助力新型城镇化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城镇化转型路径研究

当前中国正迎来新一轮的城镇化浪潮,如何提高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走出一条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中国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首先探讨了中国城镇化进程面临的资源环境挑战;然后从城镇化率、人类发展指数和人均CO2排放三个重要且相互关联指标的变化趋势,论证了中国城镇化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意义;最后对能源使用、建筑和交通三个重点领域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可能路径进行分析,并提出中国城镇化绿色低碳转型的几点建议。     

低碳路径下推动西部城市群新型城镇化的研究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就是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为了实现城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走低碳发展路径,强调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是长效、可持续发展的可靠模式.文章在分析了西部城市群低碳城镇化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运用STIRPAT模型对产生此现状的原因进行分析,得出城市经济规模是影响能源消费碳排量程度最深的因素这一结果.最后针对原因提出加大城乡规划的引导作用;创新地方政府考评制度;优化产业结构;建立健全碳排放交易体制;倡导低碳化生活方式等合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