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迁在宋代经济重心南移中的影响

我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到南宋时已基本完成.在此过程中,北方战乱、封建王朝的有意识引导、生产力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两宋之际的气候变迁,也是影响这一过程的又一重要因素.宋代以降,北方气候日趋寒冷,导致北方农作物大受影响,从而又间接影响了手工业发展,进而波及商业;而南方由于地理位置等因素,所受波及较小.这一气候变化进程加快了经济重心南移的步伐.     

安史之乱前唐代经济重心在北方说

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的南移,是古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经济重心的南移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而唐代是这一发展过程的关键阶段。本文拟通过对安史之乱以前唐代南、北两大地区经济的考察和对比,确定该时期经济重心的所在,并探索经济重心南移在中唐以前所达到的程度,为进一步探讨这一转移的全过程提供一些线索,以求教于史学界。     

唐代江淮地域概念试析

中国封建社会自唐中叶以后,经济重心南移日渐显著,继至五代两宋,这一南移的行程大体完成,长江以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超越了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北方。经济重心的转移,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在地域概念上也必然存在着一个过渡地区。然而,当今史学界在研究唐代经济发展时,虽有众多的文章专著论述过江淮,但对江淮地域的具体规定,却缺乏一致的理解。这样,势必给唐代经济史的研究带来许多困难和混乱,因此,搞清这个问题,对于深入研究唐代经济及其重心转移的历史过程,无疑具有很大的意义。     

中国古代北方役重问题研究

我国古代北方地区长期以来是赋役并重,唐宋以来尤以劳役特别沉重为特色,而南方地区劳役相对较轻。这是历史形成的社会地域分工。北方役重的原因,主要是政治中心所在,各种社会活动和工程众多,又是防边备战的军事重心,国防、战争需要大量兵员民夫,加以黄河河患频繁,常年劳役着数以万计的沿岸人民。北方人民为社会历史发展提供了主要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劳役地租转换的经济、财政价值同样十分重要,并体现了与政府之间的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沉重的劳役严重影响了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为经济重心南移的主要原因之一。     

关于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研究与思考

经济重心南移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事件 ,也是迄今经济地理格局唯一的一次巨大变迁 ,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从上世纪 30年代开始 ,学术界对这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从而使经济史研究进一步立体化 ,拓展出新天地。但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如 :何时形成、何时南移、为何南移等众说纷纭。如何时完成南移 ,就有从魏晋到南宋差距千年的 9种观点。在许多概念、关键词、客观标准等方面还存在着误区和混乱。而且迄今还没有一部全程的、全面系统的专著予以总结。本文对此做了综述与分析 ,提出了一些个人见解。     

梅花象征生成的三大原因

梅花在两宋之际上升为崇高的文化象征，有着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的深刻背景，也与梅花自身的生物条件密不可分。两宋之际地主经济、私有园林的发展，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促进了艺梅赏梅的兴盛，这是梅花走向文化象征最基本的社会条件。同时，士大夫道德品格意识的高涨，带来了自然审美中普遍的“比德”倾向，梅花也由此获得深刻的思想意义，演绎出“清”“贞”和合的人格理想。梅之冬花凌寒、素色清香、幽姿野处等生物种性，是一种丰富多样而又有机统一的“有意味”形式，是宋代理想人格的最佳载体。正是这天时地利、人情物理的风会凑泊，成就了梅花这一道德人格的图腾。     

试论六朝家庭伦理观念的演变

试论六朝家庭伦理观念的演变刘振华六朝时期，一方面是南北分裂时间较长，全国的经济、文化重心逐渐南移；另一方面是社会动荡不安，思想相对解放。就婚姻家庭及其伦理观念而言，也经历了一个上承两汉、下启隋唐的演变过程，从一个侧面上反映了六朝这一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     

从明清东南海防体系发展看防务重心南移

继宋代经济重心南移之后，由于沿海客观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明代统治者开始在东南沿海建立海防体系，沿海设水寨、卫所、城堡三重防线。这是海防史上首次在沿海布下责任、分工明确的长期防御线。这是防务重心南移的开始。在明代海防基础上，清代东南海防进一步加强。水师营制更为完备，防守汛地也更为明确。逐步完成了防务重心的南移。从明代东南沿海抗御西方殖民者、平息倭患，到清前期统一台湾、平定海盗，维护沿海社会稳定的效果看，明清时期构筑东南海防体系的历史作用是应该肯定的。     

社会的形成及其发展

几十年来,我们的历史研究一直是遵循唯物史观,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规律运行的。实际上,这是经济史观。近几年,学术界已有人对"唯物史观"提出质疑,认为把复杂的历史进程简单化了。历史科学的理论不是结论,而是观察人类社会历史的取向和视角,对社会历史的研究应从多角度去观察。事物具有多面性,从不同的角度看事物,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本文冒昧地试图从社会的角度来观察人类的历史发展,从而对某些历史问题有不同的理解,兹就教于史界同仁。     

生产力自身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基本规律

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根本任务,集中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重心转移。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论上也有一个相应的重心转移,从注重研究生产关系的革命变革,转向研究生产力自己运动的客观规律和内在机制。这里按照“系统结构——内在动力——发展规律”的逻辑顺序,对生产力的十个基本规律作一初步探讨。 (一)生产力是一个历史地发展着的开放系统,层次、要素是不断增加着的。     

六朝城市经济的特点及其在新经济区发展中的作用

城市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地域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的集中体现。我国古代的城市大都因政治军事需要而创建,抑或是自然发生,都是以一定发展水平的地域生产力的经济区为依托的,因而它作为该区的中心城市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日益显著。在大体上沿秦岭、淮河二线以南的地区,城市从产生到定型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对城市形成的具体过程虽众说纷纭,然而春秋战国时代以吴楚蜀国都为代表的古代城市的典型发展,这是无疑议的。在此基础上,伴随着六朝政治中心的南渐和社会经济区域的大变动,南方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普遍性的城市兴起与城市经济繁荣的局面。建康、江陵、成都、广州四大都会城市及其各自的城市群基本上是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内发展扩大的。因此,对于六朝时期以四大城市为区域性中心的经济发展问题的探索,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南方经济开发史的认识,并对进一步揭示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真正原因也是大有裨益的。     

元代南方水利灌溉事业的成就

元代的统一,出现了一个较为安全的社会局面,为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较好的条件。淮河以南的广大南方地区,到两宋已成为我国经济重心所在。元代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和水利灌溉事业,继两宋之后,又取得了新的较为显著的成就。     

论生产力标准的内在规定性

<正>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来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标准是检验一切事业成败的标准.提出并坚持生产力标准,对进一步解放思想,搞好改革开放,促进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促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具有重大意义.这是因为,只有把一切"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列宁选集》第1卷第8页),才能揭示整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既然生产力标准是检验一切事业(包括改革开放)成败的标准,而社会生产力又是一个经济学的范     

一部全面展示7000年浙江地域文化和文明的巨著--评金普森、陈剩勇主编的《浙江通史》

浙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以来形成的浙江地域文化,是中国最有特色的地域文化之一;隋唐以后,随着全国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的南移,特别是南宋定都杭州以后,浙江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社会经济和文化的重镇.深入研究和发掘浙江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从学术的层面说是中国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现实的意义说,这一工作将有助于当代的浙江人更深刻地认识浙江省情,总结浙江经验,弘扬浙江精神,从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创造出新的辉煌.     

郑樵学术精神的时代价值

郑樵生于宋徽宗熙宁三年（1104年），卒于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享年五十九。这近六十年介于南北宋多事之秋，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社会危机十分严重。这六十年的历史，我们首先要从两宋变化出发来思考，也要把辽金历史与未代历史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再扩大一点，还可以从世界文化的波动来思考。如果这样说不错的话，那么可以看出这个时代表现出的特点：社会处在大动荡之中；民族的斗争与民族融合双相的结合，中华民族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在文化上是新儒学的理学的出现，学术的新因素的形成与对理学化的教条的反抗，随着经济重心…     

宋室南渡与文化版图的重组 --以宋代文人及其文学活动为切入点

前贤关于宋室文化重心南移时间的争论,表面上是因衡量标准的不同而引起的,但他们的共同缺失在于对历史现象的复杂性估计不够,尤其是忽略了各种文化因子的动态发展.因而,乐观地认为在北宋之际文化重心已经南移,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只有在宋室南渡以后,因着空前的革命性变化,大规模的人才流动最终得以完成,南北方文人数量极其悬殊,北宋的以开封、洛阳为文化重镇的"点"状分布格局被打破,并且从精英荟萃的江浙一带到化外之境的岭南,北宋时南方尚存的一些文化空白进一步被填补,至此,南方的文化优势全方位地凸现出来,一场争论才真正划上了句号.     

生产力标准的涵义与特征

生产力标准是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九年之后提出来的,是党的工作重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的实践的总结。它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进一步具体化,其检验范围不局限于思想认识领域,而且可用于对一切工作的评价。同时,社会实践和社会现象有无进步性,都要由生产力标准来作终裁。所以,生产力标准是实践标准的深化与发展,是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强大武器。认识生产力标准的本质和特征,探讨其评价方法并克服贯彻这一标准过程中的思想阻力,是一个新的课题。     

《历史哲学》序言

佘树声同志的《历史哲学:关于人类历史演化的过去、现在及未来的思考》,很快就要和读者见面了,这是他对历史理论的研究成果的结晶。 我翻读了这本书稿,觉得很高兴。这是一本有特色、有新意的书。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生产力起着决定性作用,是这部书稿的核心。作者认为,不应把生产力的决定性作标签化、简单化,应当结合历史的实际,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给以有血有肉的论述。这或许就是这部书稿的主旨吧。     

儒学的地域化与江南儒学

儒学的发展过程既经历了时间中的历史展开,也涉及空间中的地域分化。随着中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心南移,儒学也出现了某种地域上的变化。与经济文化的南移相联系的是江南地区的地位逐渐突显,后者在儒学发展过程中的意义之一,是所谓"江南儒学"的出现。江南儒学作为儒学的地域性形态,无疑包含儒学之为儒学的普遍品格,但同时又呈现了自身的发展趋向,并有其具体的个性特点。同时,正如广义的儒学需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取得新的形态一样,江南儒学也并非仅仅是以往的历史陈迹,而是面临在当代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这种发展既基于时代的具体背景,也以不同学术观念和取向之间的互动为前提,后者不仅关乎儒学自身不同取向之间的交融,而且展开为儒学与其他学派之间的对话与沟通。     

中国地域方位话语嬗变与东亚大陆天地生背景

从历史时期中国地域方位话语的嬗变规律中发现嬗变与自然和社会的响应关系明显.中国历史上早期“西土”、“东土”、“北土”、“南土”、“中土”使用较多,多为地域坐标指示词.在传统社会后期,“南人”、“北人”、“南方”、“北方”的概念使用频繁,贯穿了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国历史上作为地域文化认同指示词使用得更多的是南北方位用词,多用“南方”、“北方”、“南人”、“北人”并称比较,地域文化认同色彩明显.宋以后的南北概念更多的是指东亚大陆文明东移后华北地区与东南地区意义上的南北概念. “西北”、“东南”、“东北”、“西南”等交叉方位词在中国历史上都有使用,但作为地域文化认同词汇多是将“西北”与“东南”并称比较.宋元以来,“西北”与“东南”更多是特指华北和江南地区,往往作为另一种中国南北文化认同的方位词.从天地生综合研究角度分析这种响应关系背后更宏观的天地生背景,发现历史上东亚大陆气候的周期性变化、气候大陆度增加、生产力背景变化是东亚大陆文明东南推移的环境背景.历史上从早期的“东南西北”并重到宋以来“南北”话语强势,再到近代“西北”、“东南”话语内涵嬗变的轨迹,显现宋以来话语中的南北概念实际是指在整个东亚民族活动舞台东移背景下的南北概念.所以,客观来讲以前提的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实际应该是中国经济重心的东移南迁.从更宏大的背景来看,中华文明的南移实际应该是中华文明的西北向东南方位的推移,此所谓“文明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