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淑真咏秋景作品中的女性抒情形象

朱淑真咏秋景作品中主要塑造了两类女性抒情形象。一个愁肠百结的悲情女形象;一个秉性刚强的烈女形象。愁与愤的主流情感的交织与喷发彰显抒情主体人生的悲辛。     

李白诗歌的抒情艺术发微

李白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歌是唐诗中的一块奇葩,其诗歌作品不仅数量多,内容题材广阔,而且在抒情的方式和途径上、主观思想感情的表达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独创性和个性,也更具特色。李白的诗歌作品强调个性化抒情,突现自我主体意识,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攀越的一座高峰。     

论中国古典艺术的审美主体间性特质

在全球化思潮与反思现代性危机的双重语境中,审美主体间性理论是我们考察中国古典艺术特质的一个新的视角。中国古典艺术的审美主体间性特质主要体现在浑融感知的艺术体验性、辩证对举的艺术张力性和艺类融合的文本互渗性等三个方面,蕴含这种审美主体间性特质的中国抒情美学、抒情艺术同西方表现主义艺术、表现主义美学虽有些许关联但判然有别。前者必将会对未来的世界美学有所助益,它能够成为也应该成为世界美学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李白诗歌的抒情艺术发微

李白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歌是唐诗中的一块奇葩,其诗歌作品不仅数量多,内容题材广阔,而且在抒情的方式和途径上、主观思想感情的表达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独创性和个性,也更具特色.李白的诗歌作品强调个性化抒情,突现自我主体意识,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攀越的一座高峰.     

朱熹对《诗经》文学性的深刻体认

朱熹对《诗经》的文学性有深刻的体认,体现在:1 朱熹对《诗经》作品的抒情主体有明确确认;2 "《国风》里巷歌谣说"的立足点是对以个人情感为核心的抒情精神的深刻体认;3 朱熹对《诗经》作品的文学表现手法有清醒的认识;4 《诗集传》以"赋"、"比"、"兴"分配《诗三百》每篇各章,完全是从文学修辞学的角度出发。     

中国古代妇女感伤文学的艺术品格

与妇女文学特定的生活、情感内容相联系,才女们的创作在艺术上也呈现出一定特色。本文试从作品的基本构成及总体风格人手加以分析考察。一、以优伤的情思为审美思维的形象脉络古代妇女的文学作品出自不同时代的不同作者之手,她们采取的具体表现手法也有种种差别,但就其艺术构成的基本方式而言,大体上是以忧伤的情思作为贯穿整个作品审美思维的中心线索,她们作品的抒情主体形象以及艺术氛围都是围绕着这一中心线索建立起来的。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抒情主人公的“瘦”、“病”“愁”古代妇女作品对抒情主人公形体的描绘大都比较简略,远不…     

抒情作品创作谈

写好成功的抒情类作品,不仅要有独特的语言艺术、生活的积累,学识的修要,还要有一颗敏感的心。细节是抒情类作品的一颗珍珠,而情人情感是引起读者共鸣的法宝。     

严文井童话创作论

严文井是继叶圣陶、张天翼之后最有中国特色的童话作家之一。其作品浓郁的抒情韵味和哲理色彩,上接叶圣陶早期的童话创作,下启新时期抒情派童话,代表了中国童话作品的一种形态。其创作的特色大致可以概括为:师长的"严"与"爱";诗人的"抒情"与"哲理";寓言倾向。     

《诗经》行役诗的情感结构及抒情策略

《诗经》行役诗具有两层情感结构.行役之苦,家国责任感的认同,个体生命无法掌控的哀伤幽怨,对行役和统治阶层的怨恨,畏惧蜷伏的生命情绪,这些情感因素共同作用,组成了《诗经》行役诗第一层情感结构.在此基础上,第二层结构寻求情感的寄托和出口,表现为双重的选择.行役者将其生命情感寄托于家园,或者回过头来,再次在现实中寄托生命的社会价值.《诗经》行役诗采用特殊的抒情策略,其抒情往往缘事而发,或直白,或委曲,以叙事为抒情基点.叙事主体的选择和时空转换的思维拼接方式,形或了不同的抒情效果.     

论“归来者”诗与“朦胧诗”抒情主体的差异

抒情主体是诗歌情感指归的标志之一."归来者"和"朦胧诗"人基于不同的人生经历,相异的生命体验和诗学观念,二者诗歌的抒情主体区别很大:前者的抒情主体大多是某种集体的代言人,个体的存在被消融到一个似乎真正存在过的"我们"当中;而后者的抒情主体大多突显自我,张扬个性,强调真实地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在诗中写出自己独特的生活体验.     

唐代刺史行县活动与诗歌

行县，指的是官员对属县进行巡视的活动，任务是劝农和抚恤。行县起源于先秦，在东汉演变为一项固定的制度。与行县相关，行春活动也是地方长官的职责，一般在春季进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行县制度在唐代主要由州郡长官承担，职责是劝农抚恤。在行县活动中，刺史创作了反映农事活动的诗歌，表现出悯农善政的情怀。同时，刺史往往藉行县之机悠游山水、宴集唱和，当地文人也乐于与刺史交游，增强了当地文坛的凝聚力，促进了干谒诗、交游诗、送别诗的创作。      

民国旧体词变革的两种尝试——以胡适的白话词和陈柱的自由词为例

民国词体革新风潮之中,胡适从语言变革入手,创作出白话词,并进一步演变成白话新诗。陈柱则在词为诗之变体的理论基础上对词进行变体式改造,提出自由词的词学理论和创作主张。胡适和陈柱代表了词体革新的两种不同方式,共同描绘着民国旧体词革新的图景。     

《诗经》与先秦酒文化

酒,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它已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一种文化象征。酒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不少文人学士写下了品评鉴赏美酒佳酿的著述。酒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占有独特的地位。酒文化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对文学艺术、医疗卫生等各方面都有着巨大影响和作用。同时,酒被称为＂百礼之首＂,也出现在大量的诗、词、赋中。《诗经》是我国第一部现实主义的诗歌总集,其中的雅、颂两大部分中有大量的与酒相关的诗句,从这些酒诗我们可以看到先秦时期的酒文化特点。     

两宋词论尊雅观中的情志纠偏

在两宋词论尊雅观中,“雅”是一种审美追求,“诗”是一种文体参照,且都要求音协、字雅、才高、意新、以推尊词体为宗旨,等等.然而“情志”问题作为人性深层次的矛盾,是倡雅词论者首先要协调的问题.大体而言：北宋词论尊“雅”观侧重于纠“情”之偏执,其中本色之雅论者主情致、讲气象,而诗化之雅论者主性情、讲气格,以“志”统情;南宋词论尊“雅”观不仅纠“情”之偏执,而且纠“志”之偏执,使以“志”统情,最终达到理论上的“情”“志”和谐.     

清代的“词史”意识

“词史说”是清代词学的一项建树,有一个从“词史”意识到“词史”理论的发展过程,它的具体表现形式为以词存史、以史入词、“史外传心之史”,它形成的理论背景是清代诗学“诗史”说的流行及清代词学尊体观念的抬头.     

新诗还是应该叫白话诗

新诗,也曾称为白话诗、自由诗。但"新诗"一名不能标明其任何文体特征,"白话诗"古已有之,"自由诗"在格律体新诗出现之后已不能概括全部新诗。人们目前能够想到的命名,如"现代汉诗"、"现代诗"、"语体诗"、"西诗"等,都不大得体。"胡诗"虽然比较传神,却不大可能被普遍接受。故这一诗体,还是叫回它最初的名称"白话诗"为宜。     

况周颐《蕙风词》删编考论——兼论词学交游对其编词之影响

况周颐晚年将毕生所刻词集删定为《蕙风词》两卷，去取精审，仅存词123首。此举不单是选萃旧作之菁华，还包括对部分词作的删改修订，蕴含了一定的改词方法。其中况周颐词学思想的深化是促使其编选词集的内因，而与王鹏运、朱祖谋的词学交游，则是影响其作词、刻词、改词和选词的外因。在时间节点上，况周颐删编《蕙风词》与其构撰《蕙风词话》大致同步，反映了创作实践和词学理论的共生互融。     

别一世界的光芒--试论革命诗歌的诗美特质与诗学向度

中国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的革命诗歌因其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诗歌大众化的实践、政治抒情诗和长篇革命叙事诗的实绩,体现出它不同于其他类别诗作的诗美特质与诗学向度,革命诗歌是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它的成败得失至今仍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和借鉴。     

特殊的元代边塞诗及其传承意义

元代边塞诗和之前历代边塞诗相比,自有它的独特之处。无论是内容、情感上的变化,还是继承与发展两方面的时代特色,元代边塞诗都展示了它独有的魅力。若将其放进整个边塞诗发展史中,它的特殊性更加鲜明。它拥有身份特殊的诗人群体,也有不断变换的创作体式,它在古代诗歌史上的承上启下作用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古诗今译:另一种"新诗"

“五四”时期的古诗今译活动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新诗”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古诗今译是对“新诗”写作的有益探测和锻炼,而古诗今译所生产的文本,也是一种“新诗”,一种被更新的诗。就整体而言,古诗今译最重要的意义,是为早期新诗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姿态性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