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槟榔文化探析

自古以来,东南亚一带的居民就养成了嚼食槟榔的生活习惯,并形成了与槟榔有关的文化,在礼待宾客、婚聘等方面,槟榔成了必备用品。槟榔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槟榔自身特殊的属性、当地的地理环境等均有密切关系。     

槟榔，记录台湾少数民族和大陆黎族的同源文化

在台湾少数民族和海南黎族的聚居地，槟榔构成了一道特有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案观。在他们共同遵守的槟榔民俗文化中，蕴涵着丰厚的人文价值和理念。追溯和梳理台湾少数民族和黎族源远流长的槟榔文化，对于探究其民族文化的同源性，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     

以槟榔为礼:岭南汉族婚俗的文化地理学考察

在南方地区,槟榔被广泛运用在交际待客、婚姻缔结等各种场合,成为南方民俗的重要载体,形成特有的“以槟榔为礼”的婚姻习尚。其婚俗的形成是中原汉族婚姻文化在岭南地区传承的结果。     

台湾意识不等同于“台独”意识

台湾意识的主体是中国意识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98%的民众都是不同时期从祖国大陆移民过去的,这也决定了台湾民众的思想意识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17世纪以前,台湾的主要居民是在大陆被统称为高山族的12个原住民族。17世纪后,以福建省南部和广东省东部为主的大陆东南沿海的汉民族开始大量向台湾移居,并把故乡的文化、风俗、习惯带到台湾,保持着中国文化传统,成为台湾社会意识的基础。1662年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后,把当时在大陆普遍实施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搬到台湾,为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的传播奠定了基础。1683年,清…     

林惠祥与中国大陆的台湾原住民研究

自明代以来,中央政府就相当关注台湾地方事务,台湾一词在正史典籍中的浮现也始于明代。人类学和民族学在近代传入中国后,林惠祥先生于1929年亲赴台湾进行考察,其《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由此也成为中国学者研究台湾原住民的开辟荆榛之作。台湾原住民的族源和历史是林惠祥研究的核心和重点,林先生在这方面的贡献至今依旧值得后世学人学习和思考。     

槟榔在岭南的实用价值筒述

槟榔开始在岭南的栽培,已经是很久远的事了。早在东汉时,杨孚在《异物志》中就有关于岭南越人嚼槟榔的记载。西晋时,嵇含于《南方草木状》一书中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槟榔树高十余丈,皮似青铜,节如挂竹……叶似甘蕉……叶下系楼房,房缀数十实,实大如桃李。……”自从岭南产槟榔之后,就愈来愈得到当地乡民所重视。据书裁,自古以来,岭南人就对槟榔有着特殊的感情,成为不可须臾离开的物品,不仅在婚姻喜庆和日常交往中作为礼仪的信物,而     

肥沃土地上的槟榔为何长不大

<正>槟榔作为直接用于百姓日常消费的商品,是湖湘的一大特色,它生在湖湘大地,但至今没有长大。因此,如何对槟榔业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扶植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槟榔这玩意儿湖湘百姓对槟榔有偏爱是不争的事实,可堪称省粹。     

论光复前台湾多元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台湾物产丰富,地理位置显要,素被称为我国"东南之钥匙"、"七省之藩篱"。宋元以后,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居民携汉民族文化与封建知识开始陆续移居台湾,与当地"原住民"文化相互学习、共同发展。1945年以前,台湾还曾屡次遭到外国侵略者入侵,多种外来文化凭借侵略者的武力植入社会。至此,本岛缓慢发展的"原住民"文化、随汉人传入的汉民族文化以及侵略者强力植入的外来文化在台湾社会中均获得了一席之地,为台湾多元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论光复前台湾多元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台湾物产丰富,地理位置显要,素被称为我国"东南之钥匙"、"七省之藩篱"。宋元以后,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居民携汉民族文化与封建知识开始陆续移居台湾,与当地"原住民"文化相互学习、共同发展。1945年以前,台湾还曾屡次遭到外国侵略者入侵,多种外来文化凭借侵略者的武力植入社会。至此,本岛缓慢发展的"原住民"文化、随汉人传入的汉民族文化以及侵略者强力植入的外来文化在台湾社会中均获得了一席之地,为台湾多元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台湾原住民政策述论

本文介绍了1945年至1999年蒋介石执政时期、蒋经国执政时期和李登辉执政时期台湾原住民政策,分析了这些政策的实质、施政重点和政策策略。认为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台湾原住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原住民的基本权利、民族自治、政治参与、人权保障等方面,仍存在许多问题。原住民虽然也付出了心血、努力工作,但无法与台湾社会同步发展,成为相对的弱势群体和政治的边缘人,处于台湾社会的最底层。     

乾隆朝八旗汉军身份变化述论

八旗汉军是清朝社会中游移于旗与民之间的一个特殊群体。本文主要探讨八旗汉军建制完成至乾隆皇帝令汉军出旗为民这一历史时期汉军的遭遇命运。汉军建制完成使得辽东汉人由明王朝统治下的边民变成为八旗体系中的旗人,乾隆时期允许汉军出旗为民又使得汉军获得了选择身份的自由。在清朝统治与八旗汉军身份变化的调控与制衡中,汉军来源于汉人以及清朝统治者始终与汉军保持着的疏离感使他们最终被政府所抛弃。汉军的出旗不仅有利于八旗制度和清代社会继续有序地发展,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清朝统治者对汉军旗人身份认同中既依靠、利用,但又疑虑、排斥的趋向也得到了真实体现。     

试论"燕行录"中蒙古人消极形象之成因

明清易代之际,朝鲜李朝在武力威胁之下以清朝为宗主国,但其并不以清朝为中华正统而视之.对于蒙古人,李朝之恨甚于对于满人之恨,燕行录即充分体现出了对于蒙古人之极大鄙夷.归其原因:首先,在"满蒙联姻"中,李朝人视蒙古人为满清的"帮凶".其次,在信仰体系中,蒙古人藏传佛教信仰与李朝人儒教独尊之间存在冲突.再者,在华夷之辨观念中,向以"小中华"自居的李朝人视蒙古人为"夷"族.     

土族组成成分分析

本文根据《甘肃新通志》、《明实录》的记载,分析了清末13159户土族的组成情况。     

阿拉善蒙古与清廷联姻述评

阿拉善蒙古是清朝皇帝实行政治联姻的重点部落，有清一代，该部与清皇家的婚姻始终不断。本文以清皇家族谱《玉牒》为主，结合其他文献，对阿拉善蒙古与清皇家的联姻情况作了比较全面的揭示，并对联姻的特点及其与清朝统治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满、蒙古、汉血缘融合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关于清代回疆伯克制度的几个问题

清朝统一回疆之前该地最具地方特色的行政制度———伯克制度———存在着一套固有的运行 机制和管理规范,这是清朝中央政府改造伯克制度并将其纳入清朝地方官制序列的基础。学术界 关于清代回疆伯克的种类及其任职情况的研究还有值得探讨的余地,爬梳史料,确有新的发现。 清代回疆地区的伯克职官名称和实际职掌并非完全相合,名不符实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存 在,甚至可以被视为清代伯克制度的一个特点。     

清代中央政府对藏政策述略

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大政方针 ,主要确立于清高宗乾隆以前 ,其中既有对前朝的继承和发展 ,也不乏自身的创新与尝试。本文以史实为基础 ,着重从清朝中央政府设立的具体管理机构及其职能 ,以及清朝统治者在西藏推行的政策和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以着力展现清朝中央政府对藏政策的全貌     

清代：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历史时期——以清代基层社会组织重建和社会治理为视角的考察

以清代基层社会组织重建和社会治理为视角进行考察,清代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清朝建立后,不仅继承了明朝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也继承了明朝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重点对宗族、保甲、乡约以及会馆等民间组织的恢复与重建予以支持,并让渡部分公权力,使其统治触角向下延伸,“皇权”也由此渗入县以下的城乡基层社会。满族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而非域外之人,因此,他们一旦取得政权之后,除了保留满族的部分政治文化和风俗传统外,更多的是在大中华文化体系中寻找生存智慧与治国理政之道。在清代,不仅汉族、满族,也包括蒙古族、藏族或回族以及其他中国境内各民族,都主动或被动、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历史进程之中。正因为如此,民族融会才升华为“中华民族”这一新概念。     

1946年西藏官费留学团考

西藏近代官费(公派)留学教育,是20世纪初叶,十三世达赖喇嘛面对复杂国际形势和西藏在近代化进程中的落后现状进行"新政"改革的一部分,是清末名臣张荫棠、联豫治藏思路的延续和发展,亦有帝国主义扩张势力染指西藏的影子。1946年西藏派往印度的官费留学生与早期相比,在求学时间、地点、教学计划、学员构成等方面均有新意。尽管由于时间的变化等原因,这批公派留学生未能按计划赴英深造,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归国后在自己的岗位上,都为建设现代化的新西藏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清前期出兵西北过程中的阿拉善蒙古

有清一代,阿拉善蒙古与清政府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尤其在清前期出兵西北的过程中,几乎每战都有阿拉善蒙古出征,而且屡立战功。本文梳理了康、雍、乾三朝中阿拉善蒙古的军事活动及其军功与作用,并分析了阿拉善蒙古效忠清廷的原因。     

宣统《盐井乡土志》的“图”及其绘制特点与价值

宣统《盐井乡土志》本有＂盐井全图＂一幅,目前相关辞典及提要未提及此图。近十多年出版的《盐井乡土志》中无图,与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油印本有关。＂盐井全图＂绘制者为《盐井乡土志》著者段鹏瑞,绘制时间、付印时间当在宣统三年（1911年）夏四月赵藩作序前后。无论对于《盐井乡土志》,还是对于盐井地区在清代西藏方志史上,此图都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