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汉语语法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研究汉语语法学史应该从语法学史的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汉语语法学史的研究，特别是在本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取得了显著成绩。在这个研究领域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古代或在《马氏文通》问世以前有没有汉语语法学，根据什么标准评价汉语语法学史实，元代卢以纬的《语助》在汉语语法学史上占有怎样的地位等。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并逐步取得共识，必将进一步推动汉语语法学史这个学科的发展     

中国逻辑史研究之误区

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以《墨经》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名辩逻辑究竟属于何种逻辑类型？这是近年我国逻辑学界争论的热门话题。本文不打算讨论中国古代名辩逻辑是不是形式逻辑，只想就有些学者提出的“中国逻辑史应以中国古代的传统形式逻辑思想作为主要和基本的研究对象和范围”[1]这一主张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问题发表看法。笔者以为，既然是“中国逻辑史”，那么，循名责实，其研究对象就应当是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就是说，中国古代思想家有关逻辑问题的思想、理论，都应当纳入中国逻辑史的视野。“中国逻辑史”不等于“中国形式…     

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政治环境的日益宽松,不少学者对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进行了重新探讨,在反思旧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诸多新的看法,显示了勇于探索真理的理论勇气,表现了以构建符合中国古代历史实际的中国古代史体系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但尚未取得一致的认识.本文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古代史应分为四个大的时代,即血缘家族--氏族部落时代、封建时代、州郡时代、行省时代,并认为这一划分可最大限度地避免分歧,反映中国古代历史自身的特点.     

21世纪初的中国古代史研究

新资料的刊布促使研究工作呈现出持续进步的态势，研究者的兴趣点更为广泛，以及研究理念和学科建设引起了学界的思考,这些是21世纪最初13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基本趋势。目前中国古代史领域面临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第一，研究工作多致力于对古代历史的重建，而对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重要理论问题着意有限。第二，由于缺乏问题意识，出现了研究工作立意有限的情形。第三，学术评论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开展。第四，对新资料的使用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第五，在电子技术的背景下，提升研究者史识的紧迫性得到凸显。在未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我们需要打通不同研究领域的壁垒，思考学术研究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更多地关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从而促进中国古代史研究质的飞跃。     

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研究述评

1978年以来的二十多年里 ,我国的古代音乐美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有资料的整理和史的研究 ;有音乐美学基本问题的探讨。重点阐发了儒、道两大家的音乐美学思想 ,还进行了中、西比较。这些研究 ,从内容和体系两方面为建构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奠定了基础     

神州智能与科技古籍

杨振宁博士在读了杭州大学王锦光教授所著《中国光学史》以后写给作者的信中说:“科学史很重要,中国抓古代,外国抓现代.”这当然不是说各自的对面不需要研究,而是指当前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哪里.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很多,很重要,但是有许多事项还没有足够的探索,有的发明创造还有待于作历史学的发掘和发现.拿“四大发明”来说,这是举世闻名的,可是张秀民先生的《中国印刷史》和钱存训博士的《造纸与印刷》(李约瑟博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一卷)都到最近才出版.潘吉星先生关于火药、火箭历史研究的专著问世也不太久.中国古代的创造发明,李约瑟博士经过半生研究,在他的巨著SCC的第1卷中用英文字母为序,列举了26项.他说,并不     

古文字奴隶名称补遗

郭沫若同志写过《古代奴隶制》等专书和不少论文,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贡献极大。他首先论定了殷代卜辞中的“众”和“众人”,以及金文中的“鬲”、“人鬲”和“自驭至于庶人”都是古代奴隶的名称。他也讨论了中国奴隶制的下限在春秋与战国之交,都为学术界所宝重,特别是他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运用科学考古学的成果结合历史文献资料,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开辟了崭新的途径。本文想从大家熟知的卜辞和金文史料中,对古代奴隶的名称作一点补充,敬以此文纪念郭老诞辰九十周年。     

河西汉简中的蔬菜考释

在河西汉简中,出现过许多蔬菜的名称.这不仅对于研究古代河西地区的农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研究中国古代蔬菜的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拟对这些蔬菜的种属作些考证,并对其种植的历史、功用以及食用方法等问题作些探讨,以期丰富河西史的研究,也丰富中国农史的研究.     

对周代社会形态及其演变的真知灼见——读吴于廑先生《士与古代封建制度之解体》一书的几点体会

周代八百年,是古代中国乃至整个东亚文明的奠基时期,可称之为东方的"轴心时代".秦汉以降,关于周代社会的研究和论述多不甚举,尤其是近一个世纪来,国内众多学者对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周代社会形态及转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同时也有不少分歧与争论,有些问题至今看法不一.最近学习吴于廑先生70年前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士与古代封建制度之解体》,站在今天的史学基点,重温前辈大师当年的学术思路,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借鉴作用.     

主持人的话

本期刊载邓菲博士的这篇论文,主要在回顾、综述和探讨艺术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之间两个领域的互动,以及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作为古代中国艺术史的研究者,她介绍了近年来西方以及中国学术界对古代中国艺术史研究在观念与方法上的变化,也讨论了观念史或思想史作为历史解读方式,如何被引入古代中国艺术史领域,使得图像与观念之间可以互相     

近20年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礼文化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制度史、文化史、思想史、社会生活史等方面研究的深入,关于这一时期礼文化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本文对近20年来有关这一时期的礼制研究、礼俗研究、名物研究和礼法关系研究等情况进行了考察、总结和概述,以期为中国古代礼制史和礼学史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便利。     

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与日中两国的学术交流

一、研究体制关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动态,林甘泉氏在其《战后日本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8、9期)一文中,根据他在日本的调查所得写了一篇详细的报导.严绍(汤玉)氏在介绍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者的《日本的中国学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里虽有一些需要商量的地方,但也不失为一本重要著作①.此外,冯蒸氏的《近三十年国外中国学工具书简介》(中华书局,1981年)一书,虽然不是专门介绍日本问题的,但是连日本出版的非卖品油印刊物也都收录在内,并有题解,作为一本入门书也是很有用处的②.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新视角——“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学术研讨会综述

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展,出土文献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贡献日益突出。2015年6月6日至7日在北京召开的"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围绕百年来的出土文献,尤其是新出土或新整理的资料,从出土文献与古史研究,出土文献与秦汉制度史研究,出土文献与秦汉政治、行政、法律史研究,出土文献与学术史研究等几个方面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展示了考古发掘、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最新进展,为先秦秦汉史乃至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开辟了新领域、新视角,推动了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中国林史学科的奠基人——纪念张钧成先生逝世一周年

张钧成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林业历史学家.该文从林业史学科建设、林业史研究概况、中国古代林业通史、中国古代林业思想和传统文化、林业科技史和经济史、近现代林业史等研究领域,概述了张先生的学术成就,并回顾了张先生高尚的人生哲学和宝贵的治学经验.张先生的研究成果和治学经验,为我国林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观宏探赜的《明代文学批评史》

复旦大学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总字数逾三百万,为全国第一部系统的、规模空前的古代文论研究巨著.全书视野开阔,宏观鸟瞰,阐述了上下数千年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发掘出许多弥足珍贵的罕见史料,对重要批评家与论著,都运用系统论研究法,作了富于开拓性的剖析,展示出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的丰富多采和灿烂成就,为当代文艺理论研究和创作提供了历史的借鉴和有益的启示,使古代文论探索的思维空间大为拓展.这部巨著的第一、二两卷(《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和(《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已分别于1989、199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获得学术界高度评价,在日本高校有以其部分复印为教材者.第五卷     

努力开创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新局面——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而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新史学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取得了统治地位。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学习探索中国古代史,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古代史的研究面貌。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成果,十分令人鼓舞,新的论著层出不穷,形势发展之快,前所未有。     

薮内清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

日本学者薮内清先生是一位可以与英国李约瑟博士并提的国外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巨匠.他用毕生精力在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中取得重要成果,为宣传中国科学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注重专门研究与综合研究相结合,学术研究与普及宣传相结合,个人研究与集体研究相结合.在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原因的探讨中,提出了许多独特见解.     

关于景教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反思

景教研究是古代中西交通史或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一个重点,但令人遗憾的是,当西方基督教史研究已经在波斯教会和聂斯脱利派研究方面取得许多新认识的时候,国内的景教研究学者对这个团体一些基本特点的叙述仍停留在理雅各和左伯好郎的时代,甚至因袭以往对该派基督教形象特点的定义而提出错误的问题进而引向偏颇的结论。充分了解这群唐代来华的基督教宣教士所属母会的来龙去脉,充分了解早期基督教史,对于理解并评价景教徒在中国的活动,对于深入分析汉文景教文献的特点,都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本文通过对四个具体问题的辨析而挑战和质疑中古景教研究专家们的一些疏漏,意在引起国内景教研究专家们的注意,认识到有关基督教史研究的丰富研究成果对于唐代景教研究不无裨益,也希望景教研究在当前语境下应有的一个新定位能够更受重视——景教研究不再单纯是针对出土文献的古代语言研究,还是一项需要多种知识结合的文化研究和宗教研究。     

一部填补学术空白的兵学史专著——赵国华《中国兵学史》读后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学术的全面复苏和发展,对中国古代军事史的研究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先后出版了一系列的军事制度、军事思想、军事文化的专著,对以孙子为代表的军事思想家的研究更是取得了辉煌成就.然而,从学术史的角度,系统探讨从先秦到晚清兵学发展的著作则少而又少,就笔者所见,基本上是研究空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的赵国华教授的《中国兵学史》一书,不仅为灿烂的兵苑再添新葩,而且填补了我国兵学史研究的空白.     

理论与历史学的创新

学术科学发展的最根本要求是理论创新.创新理论一般具有科学性和革命性,所以提出新观点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创新是从实践中抽象、结晶而来,必须经过多年的实际研究和积累.历史学的发展也依赖于新观点的提出,比如:郭沫若先生用中国考古、古文献材料结合五种生产方式的论点,提出中国社会发展也是遵循五种生产方式,把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扩充成为中国社会史性质论战问题,在当时产生重大影响;侯外庐先生在历史研究方面接续了中国社会史性质论战的传统,在1943出版了<苏联史学界诸论争解答>,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方一种特殊的奴隶社会,把中国古代看成是和西亚、罗马古典古代并行的一个社会时代.这本书成为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的开端和过去的中国社会性质讨论的延续,具有很大的创新意义;苏秉琦先生提出"满天星斗"说,认为中国文明起源是多源多线的,这种多民族多文化的观点在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是非常重要的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