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永故里”新探源

"董永故事"是中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之一,董永籍贯也有"山东博兴"、"江苏东台"、"湖北孝感"等多种说法.其实"董永故里"在山西运城地区的万荣县小淮村,那一带有"董氏家族"、"董永墓"、"槐荫坡"、"石门桥"、"傅家庄"等完整的"董永故事原生地"环境.有关方志史料还有"魏·孝子董永"的记载,可见"董永故事"的播迁,是因为战国末年战争动乱引起的移民所造成.     

董郎何故变牛郎——从董永故事和牛女传说在戏曲中的流变看二者的关系

董永行孝遇仙的故事源自汉代,牛郎织女的传说在先秦文学作品中就出现了。董永遇仙情节是对神话,仙道,鬼怪故事吸收的表现;最初贵为神仙的牵牛星被称为牛郎则是神话平民生活化的体现。董永故事流传到今天,是董永孝子故事和牛郎织女故事的文化整合,这种整合使董永故事和牛郎织女神话更贴近人们的道德审美和艺术审美。但二者也保留了自己独立的发展路线。因此,董郎的身上可以看到神仙牛郎影子,牛郎这个称呼也有凡间董郎的意味。     

东台地区董永传说考

董永传说同孟姜女、梁祝等古老的民间传说故事一样,广泛流传于各地,并被改编为各种文艺形式流传。许多地方还为董永建造了坟墓,并按照这一传说故事的情节,附会出一些遗迹。比如清《嘉庆一统志》载,河间(在今河北省)、蒲州(在今山西省)、济南、青州(在今山东省)、汝宁(在今河南省)、通州(在今江苏省)等地均有董永墓,汉阳府孝感县有董孝子祠,等。汪国璠同志先后写了两篇文章:《东台县的董永祠墓及其传说》(载《新华日报》1956年12月10日)和《“天仙配”故事的产生、演变和     

武梁祠董永事父画像考释

董永传说流传两千余年,武梁祠董永事父汉画像是现存研究董永传说的最早图像资料。此画像经过几代学者的研究考释,画面故事虽然已基本阐明,但对其中部分图案的解说仍存在争论。对比南阳汉画像以及武梁祠画像中的各种熊图案可知,汉画像石熊形图案有固定的造型图式,武梁祠董永图中左侧之兽不符合汉画像石里常见的熊图式,可识别为大象造型;结合汉代仙人羽化的观念,可论证武梁祠董永图中董永右上方之图案虽是仙女,却以飞鸟的形态出现,此鸟配合董永左上方的大象,组成了董永孝行感天,"象耕鸟耘"的图案。     

董永传说及其魅力探寻

董永传说并非真实的历史记述,而是一件属于民间传说故事的口头语言艺术精品。由于其最先出自《孝子传》,后人便将董永作为真实的历史人物看待。孝感之名因董永故事在居民的文化生活和孝行实践中的牢固扎根而彰显于世。在强劲实施非遗保护文化工程的当代中国,这个有着两千年生活史的民间文化经典,将更显辉煌。     

变革话语的文本书写:董永故事叙事范式转换及后世流布

文学叙事范式的转换背后隐喻的是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宏大历史画卷。董永故事在创作和流布过程中,不断吸收和借鉴其它经典故事类型,后经历代诗歌、笔记小说、说唱变文、平话戏曲等不同文学艺术形式的加工,出现过孝感叙事、义理叙事和爱情叙事等不同范式类型。董永故事叙事范式的转换是历史变革话语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反映和表达,特别是董永故事爱情叙事转向,反映出唐宋变革时期的市民文学的兴起以及儒释道思想混杂与合流的文化现实。     

敦煌“变文”研究史述论

对于敦煌卷子中的大量讲唱文学写本,由于原卷残破太多,又题名杂乱,人们对其有一个认识过程。最先,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有人认为它们是“通俗诗及通俗小说”,有人认为是佛曲、俗文、唱文等,后由刘复、郑振铎、王重民、向达、孙楷第等先生以及日人狩野直喜、青木正儿、那波利贞、小岛祐马等先生多方考证,方认识到“变文”之名及此类作品在敦煌讲唱文学写本中的比重,经郑振铎先生提倡,以“变文”统称所有敦煌讲唱文学写本,得到了世界上众多学者的公认。但什么是“变文”?为什么叫“变文”?以“变文”作为统称正确与否?问题并没有解决。     

敦煌蒙书的写本学特征析论

敦煌蒙书写本多为7-10世纪的文献,表现出雕版印刷术之前的写本学特征.根据装帧特点,敦煌蒙书写本有册子本、卷子本两种形式;以抄写为图书复制手段,因而这类文献具有“抄手众,写本数量多”“几个文献合抄同一写卷”“抄手水平不一,抄写质量也良莠不齐”等方面的特点;以读者(主要是学郎)传抄为主要的传播方式,又有“题名有异,篇卷不一”“异文迭出”“作者身份不明确”等写本学原生态特征.也正因如此,敦煌蒙书在文献学、出版史上也有其他文献不可替代的价值.     

石城与莫愁

在地名普查中,遇到了一些来自传说的地名。同一个地名,不仅湖北省有,别的省也有。如孝感县因孝子董永的故事得名,但江苏淮阴县也记载有董永的事绩;又如传说杜康是酿酒的发明者,其原籍是湖北宜城人,但河南汝阳县有杜康村,相传为杜康造酒处;唐代杜牧诗中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句,于是因诗而引出杏花村酒,杏花村在何处?一说在安徽,一说在山西,一说在湖北麻城;还有黄陂的“木兰山”,是由古诗《木兰辞》派生出来的,河南虞城县也有花木兰祠,据说也是花木兰的“故墟”,花木兰     

“梁祝”等五个著名民间爱情传说共性特征论

《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白蛇传》《牛郎织女》《董永与七仙女》等民间传说流传久远、影响较大。这类故事中,主角均为并不追求轰轰烈烈生活的普通百姓,而非“才子佳人”,多出现地位高、出身优越的女子主动追求男子的情节,但二人共同生活的美景并不长久,均以幻想的“团圆”作结等,这些共性特征折射出下层平民的爱情旨趣。     

从中国文学到东亚汉文学——论中国文集日本写本的文学文化史意义

除了敦煌写本之外，东亚汉文化圈诸国也保存了海量的汉文写本文献，其中就包括为数甚多的中国古代文集的日本写本。很多在中国失传的文集在日本以写本形式保存，这些佚集对于我们重访中国古代文学史多有裨益。中国文集的日本写本呈现了近代之前东亚诸国之间的书籍交流，这种交流既有书籍在中日之间的流传，也有中国典籍东传朝鲜半岛，再流传到日本而被抄写的案例。中国文集经过日本学者抄写，写本上留下了很多校读的记录、题跋，日本学者的文集中也有不少阅读中国文集后的评论性文字，以及拟效、次韵之作，形成了对中国文集的抄写、阅读，再反馈到汉文学创作中的“交流循环”,具有重要的书籍史与阅读史意义。     

彝族古代译文文献中的董永——赛特阿育

在反映孝文化内容的古彝文文献中,有的是对有关汉文文献的翻译改写.<赛特阿育>就是对流传于汉区的董永传说故事的翻译改写,属于彝族古代译文文献的典型.<赛特阿育>的内容与汉区关于董永行孝的传说故事相比较,都强调因孝而得好报,但<赛特阿育>的情节更为丰满,翻译改写后的文本彝族化程度较高.     

文献考证的“二难选择”——《文心雕龙·宗经》“铭”字复见校勘之反思

《文心雕龙·宗经》“铭”字复见问题历来是校勘学家关注的焦点，以范文澜校注的前后变化为例，明清以来复见之“铭”的校勘情况大致有两种趋势:唐写本发现之前，校勘者基本都认可朱郁仪所校之“移”字;唐写本发现之后，校勘者又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唐写本所作“盟”字是。作“移”有道理，作“盟”有依据，两者是非曲直的背后，映现的是刘勰宗经的思想基础和人们对经典与文章之间关系的认识角度。     

董永传说的民族重构与叙事增值 ——以壮族《董永和仙女歌》为例

入选国家“非遗”名录的董永传说深受壮族民众喜爱,其中广西忻城县的古壮字歌本《董永和仙女歌》在诸多壮族民间重构董永传说中较有代表性。通过壮、汉版本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该古壮字歌本主要借源于明朝话本《董永遇仙传》和黄梅戏电影《天仙配》。通过置换式重构,《董永和仙女歌》强化“孝”叙事与神话原型,暗示姑舅表婚叙事的失败,融合婚姻与家庭伦理叙事,彰显叙事的张力。通过增添式重构,《董永和仙女歌》阐释行孝叙事因果,展现“女强男弱”的重复律叙事,使得叙事节奏张弛有度,优化了叙事手法。董永传说的跨族重构,使得中华民族共有的董永传说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叙事增值,表现了各族人民建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自觉。     

《旧满洲档》与《满文老档》的比较

日本著名史学家内藤虎次郎(湖南)与我清末进士出身的金梁(息侯)等人,本世纪初于沈阳故宫崇谟阁首先发现《满文老档》,使这部珍贵史料在被束之高阁尘封了百余年之后,为世人所知。1931年2月,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从内阁大库档案中又发现《满文老档》数套,以及《满文老档》的底本即“原档”37册,始悉乾隆四十年至四十五年(1775—1780),曾依据原档缮抄过正,付、草本三部,每部中又各备两套,有“照写本”和“音写本”之别,照写本册面签署老满文为“无圈点字档册”;音写本册面签署新满文为“加圈点字档册”。庋藏于北京乾清宫的是草本和正本,册     

“写真实”与“写本质”

“写真实”与“写本质”是文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老问题,而且这两者总是被置于对立的地位。打倒“四人帮”前,“写真实”是作为修正主义的口号屡遭批判的;打倒“四人帮”后,恢复了“写真实”的地位,写真实被视为艺术的生命。但近年来,由于文艺创作中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也产生了一些格调庸俗低下的自然主义作品,有同志就对“写真实”这一命题怀疑起来了,甚至主张废弃这一口号。与此同时,有同志又重申“写本质”的主张,认为“在整个文学艺术领域里,‘写本质’的要求是一个有普遍意义的原则”,是“一     

董永传说起源东台说质疑

董永传说是我国著名的民间传说之一,在我国长期流传,许多文献资料有所记载,不少地方还把董永附会为当地人.汪国璠同志的《<天仙配>故事起源、演变及其影响》一文(《民间文学论坛》1983年第1期上)对这一著名的传说进行了考证.文中提出了一些有益的东西,给人很好的启发.但是,我对汪文把这一传说的发源地说成是在江苏省东台县境内,持有不同看法,现提出质疑,以就教于汪同志.     

为“写本质”一辩——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学习札记

近几年来,在文艺理论的探索中,有人对“写本质”的主张提出非议,认为:它“是对艺术特征的最粗暴的破坏”,是造成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本原因,是“直接损害”文艺创作的;因此,很有破除的必要。然而,我却并不以为然。“写本质”,或者说文艺通过艺术形象反映生活的本质,这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主张文艺必须反映生活的本质。早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的初期,马克思就使用“本质”这一术语,并以是否反映本质作为评价文艺作品的好坏的标准。他     

《双恩记》变文简介

《双恩记》变文是敦煌写本,很长,约于一九七三年,由苏联劫藏者整理印行。听说不久,法国汉学家保罗·戴密微对苏联整理的意见提出许多问题;不久,台湾省学者潘重规也曾有文讨论及此。——此三文我都未见,而对变文的故事如何,“双恩”含义究竟如何,多年来心向往之。它在国际“敦煌学”内已热过一阵,在国内则始终是冷的,不应当。国内有了第一代的《敦煌变文集》已二十多年,内容依然停滞在七十八篇,且多不是变文,早该有第二代的东西问世了,而至今寂然。旁观敦煌歌辞总集,已由第一代一六四首,到第二代五四五首,到第三代     

《文心雕龙》新释三则

《辨骚》篇论《楚辞》说:“故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固知《楚辞》者,体慢(“慢”,依唐写本当作“宪”)于三代,而风雅(“雅”,依唐写本当作“杂”)于战国: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