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影响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传导渠道分析——基于水平、前向和后向关联

FDI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主要基于工业部门的生产活动,且不同类型的行业在能源消耗模式、外资进入程度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在这种背景下,从行业角度分析FDI影响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传导渠道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中国投入产出表构建FDI后向关联和前向关联指标,利用中国行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FDI影响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三种传导渠道,以便得到不同传导渠道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FDI影响中国工业能源强度最可能在水平关联和后向关联效应两种渠道,但两种渠道产生的作用相反,外资水平关联效应能够降低中国工业能源强度,而外资后向关联效应是负面的,外资前向关联效应不显著。同时本文的结果具有稳健性。     

腐败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出口产品质量是实现贸易强国的重要引擎,其升级需依托良好的制度环境。论文基于2005～2015年企业层面平衡面板数据,探究腐败如何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研究发现：腐败不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主要通过加剧融资约束程度和阻碍全要素生产率发展两个渠道对出口产品质量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且存在门槛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腐败对非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以及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抑制作用更加明显、程度更深。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利于缓解腐败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消极影响。因而,完善腐败治理体系、扩大地区对外开放水平,将有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高铁开通、企业生产率异质性与出口产品质量

文章选用2006-2013年中国高铁数据、中国城市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从企业生产率异质性角度研究了高铁开通对外围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后,外围城市低生产率企业获得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较高,而高生产率企业获得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较低,甚至会出现出口产品质量降低的情况;外围城市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技术密集型行业、资源密集型行业、低产业集聚地区以及东部地区外围城市的企业生产率存在显著调节效应;高铁开通显著降低了外围城市高生产率企业高技能工人比例,高铁开通给外围城市高生产率企业带来了人才虹吸效应。据此,外围城市可以通过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升级人才政策以及培育地区特色产业集聚等措施缓解高铁开通带来的虹吸效应。     

服务业开放、生产率与出口产品质量

在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是增强我国贸易竞争力、提高贸易地位的必由之路。构建了通过提高服务业生产率推动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理论模型,并使用2004—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微观层面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总体上,服务业开放能显著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从不同服务部门来看,金融服务、科技服务、个人服务和其他商务服务这四个服务部门的贸易自由化能显著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同时服务业开放对东部地区企业、一般贸易和其他贸易企业、国有企业以及高服务使用率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证明,服务业开放能够通过提高服务业生产率这一渠道提高出口产品质量。研究为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提供了政策参考。     

机器人的崛起与就业变动：2009—2017

本文基于不同城市受机器人影响前的行业结构差异，结合各行业在应用机器人上技术可行性的不同，联合使用城市层面与个体微观数据，考察了机器人对当地劳动者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2009—2017年间机器人对就业总体呈促进作用，但机器人的替代效应随技术进步逐年增强，2013年后机器人已对劳动者呈现净替代效应；在此期间，机器人对制造业就业呈现逐渐增强的替代趋势，但对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则存在显著的拉动作用；机器人对不同劳动者群体的影响也存在差异，男性和低学历劳动者承受了更大的就业冲击。     

出口竞争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2002～2006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国际市场上来源于不同工资水平国家的产品市场份额对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高工资国家出口产品的市场份额与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来自高工资国家的出口竞争促使我国企业提高自身创新能力,从而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进一步分样本回归发现,高工资国家出口竞争与企业人力资本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协同提升作用在技术密集型行业最为显著,而资本密度和研发投入与高工资国家出口竞争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协同提升作用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最显著。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生产率与贸易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中国企业面临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在“稳外贸”、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重要性越发凸显的背景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产生何种影响需要从正面做出回答。本文基于2000—2013年企业层面数据,构建相关指数,系统考察这一影响效应与具体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非单调,整体呈倒“U”型特征;上述效应广泛存在于多数出口行业中,且国有、高质量企业对政策不确定性更为敏感;企业生产效率以及资产配置、研发创新等经营特征是不确定性影响产品质量的重要中介;市场力量与完善的配套措施可以在长期内平抑不确定性对产品质量的冲击,而行政力量则在短期内提升企业对政策波动的耐受性。     

全球价值链、出口产品质量与工薪差距

使用BACI-HS02的微观贸易数据库和全球价值链数据库，选取中国2001-2014年制造业21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对出口产品质量以及工薪差距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地位、一般贸易、全要素生产率、研发强度等都对工薪差距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加工贸易对工薪差距没有影响；全球价值链通过产品和产业升级以及要素需求结构升级等途径对工薪差距产生影响。中低技术行业除加工贸易外，全球价值链地位、一般贸易、研发强度、全要素生产率与外资参与度等因素都对工薪差距产生显著正向影响。高技术行业中只有全球价值链、一般贸易与研发强度三个因素对工薪差距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其余因素对工薪差距无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带动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从而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导致工薪差距扩大。     

出口产品质量与技能工资差距

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基于出口产品质量改善的权属状况，理论阐释并实证检验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全球价值链攀升效应及其对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结论是：相对于利用外资获得的出口产品质量改善，体现国内要素贡献的本土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更有助于出口行业攀升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升级拉大了技能工资差距；本土出口产品质量提高在直接扩大技能工资差距的同时，通过全球价值链攀升机制间接扩大了技能工资差距，利用外资获得的出口产品质量升级，通过负向的全球价值链攀升效应间接降低了技能工资差距；在中间投入品进口较多、加工贸易占比较高、外资参与度较高的行业，最终产品出口质量虽然较高，但并未通过全球价值链攀升机制扩大技能工资差距；高技术行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更容易拉大技能工资差距。因此，在提高本土出口产品质量，促进出口行业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同时，要注重高质量外贸发展与技能工资差距缩小的良性互动。     

企业规模和竞争强度对后向技术外溢影响的实证研究

虽然FDI通过竞争渠道和前向关联渠道对同行业以及下游行业国有企业产生了负向外部性,但经由后向关联渠道却对上游行业国有企业产生了显著的技术外溢,且净效应为正.上游行业本土企业竞争强度和企业规模越大,都有利于后向技术外溢的产生.     

产品价格与企业规模--基于制造业企业产品层面数据的经验分析

采用2004～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产品层面微观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面板回归方法，对产品价格与企业规模之间存在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出口产品价格，进口投入品价格与企业规模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企业规模越大，出口产品定价越高，购买的进口投入品价格越高。本文对产品价格与企业规模之间相关关系的内在机理进行详细分析基础上，实证检验得出产品质量是影响产品价格与企业规模之间相关关系的最重要因素。     

要素流动视角下县域高铁开通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利用县域高速铁路数据及微观企业产品数据,基于要素流动视角研究了县域高铁开通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县域高铁开通促进了要素流动,进而通过管理效率提升效应、驱动研发创新效应和优质中间品匹配效应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管理效率高的企业、异质性产品和核心产品及距离中心城市较远的县域,高铁开通的质量升级效应更显著。     

中国出口产品多样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出口产品多样化的发展对一国短期经济波动和长期经济增长均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基于1998—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半参数回归模型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出口产品多样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为出口产品多样化"集约边际"所带来的增长效应;出口产品多样化"扩展边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从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中国尚未达到西方学界所提出的经济增长过程中由出口产品多样化向专业化转变的"拐点",中国出口产品多样化仍然存在一定的发展空间。我国在进一步提高中国出口产品多样化水平,深化出口产品多样化"集约边际"的同时,应积极扩大出口产品多样化的"扩展边际",由此可有效发挥出口产品多样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数字经济时代工业智能化如何影响服务出口

将工业机器人安装数量作为反映工业智能化程度的指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了工业智能化对服务出口的影响。理论方面，将工业机器人安装纳入Melitz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证明了工业机器人可以直接影响制造业出口规模，并在产业关联的角度下分析了制造业出口规模扩大对促进服务出口的重要性，这为人工智能影响服务贸易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链条。实证方面，使用2009—2019年52个国家的工业机器人数据以及宏观贸易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工业智能化确实对服务出口有促进作用，对发展中国家与生产性服务业效果更加显著，在检验稳健性与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制造业出口规模在工业机器人影响服务出口这一机制中起正向促进中介作用。这为我国在数字经济时代推动人工智能更好地提升服务出口水平提供了重要参考。     

美国对华反倾销与我国出口产品质量——以中间品进口为视角

反倾销作为中国面临的主要国际贸易壁垒之一,受到学界的重点关注。基于2000—2014年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和全球反倾销数据,可利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探讨美国对华反倾销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美国对华反倾销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该影响在反倾销的立案调查、初裁和终裁阶段均成立。异质性分析进一步表明,反倾销对不同产品属性与企业属性的出口产品质量存在影响差异。机制分析表明,美国对华反倾销可能通过抑制涉案企业的中间品进口规模增长与质量提升,进而导致出口产品质量下降。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企业创新

基于2003-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使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数据库数据构建企业层面的创新指标,使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构建城市层面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指标,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企业创新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多样化集聚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专业化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主要通过空间技术外溢效应和投入产出关联效应等渠道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水平提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不同性质企业创新、不同城市规模企业创新、不同要素密集度企业创新、企业不同专利类型创新的影响均具有异质性。本研究结果对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政策参考价值。     

数字经济对长三角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长三角41个城市为考察对象,运用微观贸易数据,并结合其他城市层面数据构成面板数据,探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均支持这一结论;第二,数字经济通过提高产品生产效率和研发创新水平来促进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第三,金融发展水平在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过程中起到抑制作用。由此,文章建议要充分发挥长三角地区在数字经济和制造业领域的领先优势;制造业企业应主动进行数字化转型,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改进生产方式;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整体功能。     

FDI行业间溢出效应——基于山东省的实证分析

FDI行业间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刚刚起步,国内研究更是屈指可数.为了进一步衡量省级层面的FDI行业间溢出效应,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采用包含滞后效应的行业间溢出效应模型,对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做出了行业间溢出效应存在性的检验.实证结果表明,FDI通过后向关联显著提高了山东省内资供应商的产出水平,即存在明显的后向溢出效应,但是通过前向关联的技术溢出则表现出不明显的正向影响.     

新进口产品质量与企业创新

为了研究新进口产品质量对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利用2005～2013年的中国海关数据库，从新进口产品和现有进口产品的角度出发，分别测算了这两类产品的进口质量，分析了其变化趋势。基于2005～2007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数据，构建了新进口产品质量影响企业创新的回归方程，实证分析了前者对于后者的影响，探讨其影响机制，并研究了企业异质性条件下的相关影响。研究认为:新进口产品质量在总体上高于现有进口产品，且质量增长率高于现有进口产品；无论是按照中间品、资本品和消费品分类，还是按照进口来源国是否是OECD国家分类，这个结论都成立；新进口产品质量提升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现有进口产品质量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不显著，新进口产品质量可以通过刺激企业的研发投入来影响企业的新产品创新；新进口产品质量对各类企业均具有显著的影响，但对其中的出口企业、东部企业、大规模企业、以及外资企业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研究表明，企业可以通过进口高质量的新产品来学习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政府可以继续实行积极的贸易政策，鼓励企业在进口中学习，驱动中国的自主创新与技术进步。     

高技术产业集聚促进出口产品升级了吗?——基于技术创新和对外开放的视角

出口产品升级是提升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贸易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高技术产业集聚则是促进出口产品升级的关键动力之一。基于201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出口产品升级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高技术产业集聚能够促进出口产品升级;(2)高技术产业集聚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对外开放程度促进出口产品升级;(3)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出口产品升级的正向效应在东部与西部地区、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以及上游关联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显著;(4)教育水平在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出口产品升级的关系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因此,应加大高新技术产业投入、提高对外开放程度、鼓励企业创新、推进高技术产业均衡发展,同时充分发挥高技术产业集聚在低教育水平地区的技术溢出效应,以全面促进高技术产业出口产品升级,提升我国高技术产业的贸易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