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间文化层面的知识产权制度保护

对“民间文化”的保护最根本的思考应当是制度保护,只停留在呼吁阶段的保护不能产生实质性的意义。从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的角度来说,列入知识产权制度保护体系的关键是正视这种知识的存在以及对其知识创新的认知。本文以小传统知识为轴点,认为确认小传统知识的知识创新的客观存在是确立对小传统知识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条件。在知识创新的概念之中,不以其主体的社会层次为划分标准,小传统知识不应因为其创新主体属于下层而影响其制度保护。然而,在以往对知识创新的认知和保护过程中,制度却人为地按照知识创新主体的社会层次的不同对知识创新的完成区别对待,仅对精英文化(上层文化)给予重视。对小传统知识认知的欠缺直接导致了知识产权保护在两个层面上的欠缺,即对小传统知识的制度保护和对小传统知识创新的制度保护欠缺。     

农业知识产权之法理析别

农业知识产权是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相关主体对其脑力创造所产生的智力成果,因其在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中形成一定价值而由主体拥有的法律所保护的权利。是一种国家公权力高度影响的特殊私权,是拥有与传统知识产权不同的主体、客体与内容部分的新型法律关系。只有从法理层面上明析农业知识产权的定义、特征、法律性质及法律关系的内容,才能更好地深入研究农业知识产权在实践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我国传统医药知识特殊保护制度探讨

国外传统医药知识保护的立法与实践表明,发展中国家欲从根本上消除“生物盗版”现象,最有效的办法是取得知识产权制度设计的话语权,通过建立特殊知识产权制度,明确传统医药知识持有人的权利,从制度上肯定传统医药知识的价值。就我国而言,从国家战略的角度考虑,建立特殊知识产权制度保护传统医药知识是一个明智的战略选择。我国应借鉴国外相关立法和实践,探索建立满足传统医药知识保护与利用需求的知识产权特殊制度。     

传统医药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权的博弈合作——以新冠肺炎防治中医药的保护为例

传统中医药在新冠肺炎治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传统医药的商业价值不断被发现的进程中，生物盗版行为越演越烈。传统医药与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特性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大部分传统医药无法适用知识产权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为各国确立了遗传资源权，许多无法适用知识产权的传统医药可成为遗传资源权的客体。为实现传统医药全面保护的同时促进医药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权博弈合作是有效途径。明确遗传资源权的在先权利地位，实现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权博弈之间的实质正义，以在先权利为基础强化来源披露和知情同意制度，基于遗传资源权复合权利主体构建惠益分享，以国家公权力实现传统医药利用的后续跟踪保障，实现传统医药的有效保护。     

再论数据的法律属性——兼评《民法典》第127条规定

通过对《民法典》中同质对象的比较分析，结合对隐私、个人信息等规范对象的逻辑位序梳理，认为法律所明确保护的数据并不包括数据化的人格要素，而是指向一种经过相关主体的劳动、客观存在的无形财产。数据独立于其载体，具有财产特性，应适用于相应的财产保护范式。但数据不是物，并不符合所有权客体的特质，难以体现所有权的追及力和权能分离，无法满足所有权保护规则和条件要求。数据也不是既有知识产权法意义上的知识财产，其外延大于知识财产，但与知识产权客体的条件要求相契合，与知识产权价值目标趋同，具有可知识产权性，可以成为知识产权客体，并暂以单独立法形式予以规范。     

论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保护正当性及其困境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知识由于其自身广泛的利用价值而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然而,由于传统知识自身的特点使之不能得到现行知识产权制度的有效保护。传统知识具有知识产权保护的人权基础、文化内涵和经济价值。通过分析目前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保护所遇到的困境,希望为我国传统知识保护制度的建立奠定一定的理论前提。     

WTO规则与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改革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TRIPS协定 )中所论及的知识产权的基本属性是知识财产权 ,必须从制度上确立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必须尽快使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WTO组织的TRIPS协定及有关规则接轨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要与时俱进。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必须依法把紧商业秘密知识产权关。要改革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催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是通过成员方的国内法实现的 ,知识产权诉讼应该设立专家证人制度 ,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机制要适应TRIPS协定规则。     

城镇化进程中云南民族传统文化知识产权保护研究

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速度因城镇化的进程而空前加快,一方面民族文化资源和文化生态破坏严重,传统民族文化资源流失、消亡加剧,保护工作迫在眉睫;另一方面民族文化资源被过度利用,大量民族传统文化衍生产品被抢注、掠夺,民族传统文化滥用现象严重。在民族传统文化知识产权保护与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包括:民族传统文化知识产权保护中主体缺失和利益局部化、个体化之间的矛盾,民族传统文化的传统性和知识产权的创新性之间的矛盾,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现有知识产权衔接之间的矛盾。对此,应该进一步研究和明确民族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属性,加强对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客体的细化和分离,把云南民族传统文化知识产权与旅游资源结合起来共同保护和开发。     

知识产权垄断性探析

知识产权制度早期是作为“特权”制度而产生的,因此,知识产权也常被经济学界和法学界理解为垄断权。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是一种“信息”,而这种信息主要来源于人类的智力与创造性劳动,信息的属性是人类智力创造的一种知识财产和相关的精神权益。知识产权垄断性符合作为经济运行支撑的劳动创造价值的理念。     

论我国民法典总则中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

目前世界各国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三种,即知识产权单行立法、知识产权纳入民法典和知识产权法典。这种三种立法模式各具特色,但民法典保护模式具有很强的优势。近年来,围绕知识产权保护如何纳入民法典,我国学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为此,引发了知识产权的民法典保护模式之争。在知识产权纳入民法典保护的模式中,由民法典总则对知识产权的共同规则进行概括性规定最为可行。民法典总则中关于知识产权的共同规则主要包括知识产权的权利性质、权利主体、权利客体和人身权等内容。     

国际竞争中的知识产权对价衡平

知识产权保护是当今全球的热点问题。知识资产的性质具有特殊性。人类知识活动的本质和知识资产的特殊性要求知识产权保护要有合理的制度衡平。全球化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知识对产业运行方式的影响已经得到重视。知识资产作为发展的主要源泉,已成为世界各国发展高科技,增强国家综合能力竞争的战略选择之一。无论国际竞争多么激烈,维护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实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对价衡平应是实现多赢的最终选择。     

关注知识产权过度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的“度”应当是由知识产权制度的功能目标、知识成果的性质以及现代科技的特点共同决定的。但是分析表明,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偏重私权、过度保护产权人利益的倾向。知识产权过度保护虽然有其历史原因、社会原因和学术原因,但这种过度保护对社会有着许多危害,需要加以关注。     

知识产权资源的权利分配与最适边界

知识产权是重要的经济资源.保护知识产权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国际潮流.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也就是知识产权的权利配置和边界划分问题.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私权却具有公权的性质.权利保护必然伴随着权利限制.纵观推动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的过程,知识产权权益分配始终是作为驱动的主要杠杆,所以,知识产权制度的本质不仅是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双向互动,也是一种平衡利益关系的再分配.     

论中医药传统知识的概念、特征及其保护制度设计

在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语境中,中医药传统知识特指＂中国的汉族医药的传统知识＂。不论宏观地与现代知识相比,还是具体地与西医、西药相比,它都显现出了其诸多特殊之处。这些特征决定了其保护主要应取保存、传承及鼓励传播之义,其保护制度设计应当放弃先前仅仅局限于私法框架下的个体私权保护制度（如知识产权法）的思路,需要重构一个包括公法（如非物质遗产保护法）、私法在内的综合保护制度。     

论我国知识产权创造行为保护的二元结构与法律调整

知识产权制度对于我国来说是一个移植制度,由于知识产权制度的原生文化与我国带有传统文化积淀的社会文化存在较大的理性差异,造成了知识产权创造行为始终存在法律行为与伦理行为的二元范式结构。也正是知识产权行为的法律范式与伦理范式的二元冲突,使得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在运行的过程中存在着目的价值与实然价值的差异,形成了制度实效的问题。分析知识产权创造行为二元结构的形成、冲突以及产生的问题,发现我国社会内部的传统知识伦理价值,是更加优化知识成果创新与权利保护的文化环境、推动知识产权伦理行为向法律行为靠近的重要路径,也是探索如何强化知识产权制度的实际效力和寻求有效的治理方式的必要举措。     

当代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国际化趋势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20世纪后期以来,知识产权走上国际化的道路,表现为知识产权随着科技的发展其保护的客体不断扩大;众多的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组织成立,双重保护体系基本形成。我国基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建设及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推动,作为知识产权三大支柱的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先后实施,并且随着知识产权国际化的趋势,我国知识产权立法不断的修改、完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和司法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使得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国际上的做法趋向一致。     

论知识产权控制效力作用范围的扩张与限制

知识产权控制效力属于知识产权的一般效力,具体是指知识产权人以特定方式控制知识产品而享受权利利益的积极作用力 在专利、商标、作品等客体之上设定知识产权后,权利人对知识产品只能按法律规定的方式去自行利用知识产品和禁止他人利用知识产品 知识产权的权利设定与行使是建立在对知识产品进行法律拟制的控制性利用的基础之上 控制效力一方面受到了远比物权效力更普遍的严格限制,另一方面控制效力所及的客体范围、控制效力作用的空间范围在不断扩张,控制的方式更趋多样化、技术化.为此,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知识产权控制效力制度.     

知识与法制的互动:知识经济与知识产权保护的法理分析

知识经济这一以知识作为经济发展第一推动力的新型经济形式正引起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的巨大变革 ,法律出现了越来越知识化的发展趋势 ,知识创新需要对人们自由创造的权利进行法律保护 ,知识运行各个环节需要法律制度的明确界定 ,这些都有赖于专门以知识及其衍生的知识产品为调整内容的知识产权法的界定与规制 ,保护知识产权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强化知识产权优位的法律意识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法制建设的重中之重。本文试从法理的视角探求知识经济与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     

论民族传统知识的双重法律保护

根据传统知识的不同表现形式,结合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内容,就不同的传统知识可以获得并且主张不同的知识产权。基于传统知识的不同表现形式及特点,若干国际组织从组织设立宗旨和目标出发,开展了多项国际公约的制定,均力图谋求对于传统知识的保存、维护和发展。     

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理论基础探究——法哲学与法经济学视角分析

知识产权法本身作为平衡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而做出的制度设计,旨在激励知识创新和促进知识产品需求的社会利益之间实现理想平衡。但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利益失衡,导致了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合法性质疑。由此,必须防止私权保护不足或私权保护过度而损害知识产权人的个人利益或公共利益。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分析需要考察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哲学基础和经济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