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及代际差异研究

就业稳定性是衡量就业质量的重要指标,就业稳定性不仅受到个体特征的影响,还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因素更具有多样性,个体特征、社会角色和职业价值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具有影响,其中社会角色和职业价值观的影响更为显著,而个体特征对老一代农民工影响更为显著.     

什么影响了农民工市民化:机理模型与实证检验

农民工市民化是当前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问题。农民工市民化是家庭土地、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就业、用人单位、社会歧视、经济发展水平等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家庭土地因素对农民工市民化没有直接影响,但是通过就业、用人单位、社会歧视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间接影响。人力资本因素和社会资本因素除直接影响农民工市民化外,还通过就业、用人单位、社会歧视、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间接影响。就业、用人单位、社会歧视、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民工市民化具有直接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系数由大到小的次序为:社会歧视因素、人力资本因素、社会资本因素、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单位因素、就业因素和家庭土地因素。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研究

就业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的重要问题,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难题更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因素复杂多样,社会资本是其中的显性因素之一。社会资本能够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获取就业信息、降低就业成本、维护合法权益,也有益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更加全面地发展。然而,离土又离乡的异地就业,导致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规模小,存量少,种类单一,同质化严重,严重制约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的提升。因此,政府、社会、用人单位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均应作出努力,拓展社会资本的存量与种类,为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服务。     

从社会资本视角透视城市农民工就业

脱离熟人社会的城市农民工在就业环境没有改善的情况下,其社会资本存量明显下降,这不仅影响到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和生活质量,而且必将影响城市化进程.为了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和生活质量,促进城市化进程,必须全方位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环境,提升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存量.     

农民工就医意向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温州的调查

本文基于浙江省温州市710个农民工样本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多项Logit模型研究了农民工就医意向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有44.6%农民工在患病时选择自己买药或不采取任何措施,社会经济状况是影响农民工就医意向选择的重要因素,高收入、高学历、高层次就业的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高级别的医疗机构就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缺陷和高昂的医疗服务价格抑制了农民工对医疗服务需求的可及性,农民工在就医意向选择时就近就诊的特征比较明显。     

社会资本、劳动权益保障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基于福建农村的问卷调查

我们利用对于福建农村地区的调查数据,通过建立多元Logistic回归方程识别影响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务工收入是影响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首要因素.农民工是否能在务工地点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社会网络的性质将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同时,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就业安全性等衡量劳动权益保障的因素对这一群体的工作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而传统的个人特征因素对于提高农民工工作满意度所起的作用较小.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社会化探讨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民工群体经历着代际转换,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村外出务工队伍中的主体。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逐渐融合的情形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仍面临着就业难和就业质量低的困境。而解决这一困境的出路之一就是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社会化。本文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社会化的影响因素,并从完善政府公共服务、企业强化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新生代农民工加强职业自我教育等三个方面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社会化的具体对策。     

强关系型和弱关系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就业有着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利用来自江西地区534份调查问卷的数据,比较了利用强关系型社会资本实现就业和利用弱关系型社会资本实现就业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差异。结果显示,大多数农民工都是通过强关系实现就业的。通过强关系实现就业的农民工就业的满意度更高,通过弱关系实现就业的农民工在收入、就业正规程度等客观就业质量方面更高。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大建设专门服务农民工的劳动力中介机构,建设多种形式的农民工服务体系,农民工自身要不断学习,积极融入城市,拓展社会资本。只有通过政府和农民工自身两方面的努力,才能切实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就业质量、社会公平感与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

文章利用2016年厦门、苏州、东莞三城市农民工市民化调查数据,分析就业质量、社会公平感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市民化意愿被分解为城市定居意愿和城市落户意愿,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具有市民化意愿的农民工不足一半,就业质量和社会公平感是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具体而言,务工单位成立工会、每周工作时间、工作满意度和社会公平感对两类市民化意愿都有正向影响,拖欠工资经历则不利于两类市民化意愿的产生;城市入户意愿的形成对就业质量的要求更为严格,受教育程度、工作满意度等对城市定居意愿有显著积极影响的变量,对入户意愿不再具有促进作用。据此文章提出,在开放户籍制度之外,还应该从提升就业质量和社会公平度方面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试论农民工权益的法律保障

农民工权益保护一直是备受社会关注的热点。农民工在就业、劳动保障、工资待遇等诸多方面面临着许多问题，其原因是劳动保障制度执行不力，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以及传统管理观念的影响。因此，需要构建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劳动执法检查，解决农民工户籍，以从法律上保护农民工的权益。     

代际差异视角下资本禀赋对农民工就业选择影响研究

就业乃民生之本,在当前"民工荒"和"就业难"背景下,研究农民工就业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引导农民工理性就业、促进农民工充分就业、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以代际差异为切入点,分析两代农民工资本禀赋及其对就业选择影响作用的差异,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资本禀赋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在就业方式上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专职务工,受金融资本的影响较大。而老一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兼职,受个人特征、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影响较大;在就业时间上第一代农民工务工时间更长。因此,建立两代农民工不同的就业机制势在必行。     

就业质量的代际差异——基于江苏、浙江、广东的农民工调查数据

农民工就业质量议题已成为新时期我国社会的重大课题。文章利用江苏、浙江和广东三省的农民工调查数据,对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状况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与新生代相比,老一代农民工的劳动报酬综合情况较好,工作较为稳定,工作环境更人性一些,劳资关系也更加和谐;而社会保险与福利待遇享受、职业发展前景等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情况要更好些。这种差异,与两代农民工不同的价值追求与权利意识、企业非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等因素有关。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总体上还比较低,可以通过加强法制保障、提高就业能力等路径,提升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     

农民工就业质量测算指标体系的构建

农民工的就业质量直接影响农民工的生存境遇,关系到"三农"问题的解决以及我国城市化的质量和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对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进行合理有效的评价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而建立一套客观、全面的农民工就业质量测算指标,是对农民工就业质量进行评价和比较的基础。为此,需要建立农民工就业质量测算指标体系。     

政策性就业歧视与农民工权益保护

政策性就业歧视在我国的形成是由经济、政治、意识以及历史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贯穿了农民工就业的全过程,成为农民工进城务工无法逾越的第一个障碍。政策性就业歧视的实行加重了农民工的经济负担,损害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增加了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使农民工受到不公正待遇。消除政策性就业歧视可以通过推进制度改革、明确政府定位、转变城市居民的观念以及增强农民工自身素质等方面的努力来实现。     

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

数字乡村建设一方面通过新业态新模式创造出更多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通过拓宽信息渠道促进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增强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和议价能力,因而可以赋能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将2018年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数据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匹配,从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综合评价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显著提高了农民工就业质量,该结论在内生性处理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数字乡村建设具有显著的信息改善效应,可以通过拓宽信息渠道、促进人岗匹配、增强社会信任等路径来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数字乡村建设对女性农民工、在婚农民工、中青年农民工、学历较高的农民工和已接入互联网的农民工具有更显著的就业质量提升作用。因此,应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充分发挥其各种积极效应,并有效缩小城乡间和农村地区内部的数字鸿沟,促进数字乡村协调发展。     

我国农民工流动就业中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因素分析

我国农民工在数十年的流动就业过程中一直被边缘化,他们在城市流动就业遭遇到就业歧视,受到种种不公平待遇,而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包括制度性、经济性、农民工自身和社会性因素,因此,必须消除制度性障碍,优化产业结构,加强农民工人力资本开发和社会资本投入,改变政府管理方式以及推进城市化进程,从而促使农民工在城市稳定就业。     

农民工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影响因素

人们在纠纷解决过程中诉诸或回避法律的原因一直是法学界、法社会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以农民工群体为例,通过对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探讨农民工选择的四种纠纷解决方式(忍着、自己找对方解决、通过第三方解决、诉诸法律途径)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对农民工诉诸或回避法律的原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农民工在纠纷解决中诉诸或回避法律的因素有法律知识水平、经济收入水平、权利意识、对法律功能的认知以及对人情与法关系的认知.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法律知识假设、法律的资源代理假设、权利意识假设和司法腐败假设.     

城镇农民工就业的非组织化及其市民化约束

按照我国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60%左右,同时,实现1亿人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稳步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需要提高进城农民就业的质量,实现进城农民的市民化。而就业是市民化之本,基于就业转型的农民工市民化才是城镇化题中之意,农民市民化的关键是实现农民的稳定就业。当前,我国进城农民存在着大量的就业形式分散性、就业收益非规模化、劳动权益保护非组织化和劳动关系不稳定性等非组织化特点的灵活就业。灵活就业是农民工被动选择的结果,非组织化就业对农民工收入、人力资本投资、职业安全防护和城市社会融合形成约束,以致农民工被社会政策和组织文化边缘化。建议加强灵活就业者权益法律保障,构建财政转移支付双挂钩和社会组织协调工作机制,推进进城农民工职业管理和市民化。     

市民化视角下的农民工就业质量问题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推进城镇化的一项重要任务,高质量就业是农民工立足城市并最终成为市民的关键。当前,农民工总体就业质量不高,就业歧视、收入水平低、就业不稳定、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严重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大力促进农民工就业、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大农民工培训和权益保护力度等,是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进而推动其市民化的有效途径。     

改善进城务工人员就业环境的长效机制

农民工进城就业问题的原因主要有制度、观念、管理和政策法规等几个方面。解决农民工进城就业问题应打破城乡体制和政策分割,调整社会结构,实现社会结构的一元化,逐步建立统筹城乡就业的管理体制,尽快把农民进城就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强化和健全对农民工的法律保护和管理,加快建立健全农民进城就业的资金保障和服务体系,加强对进城就业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建立适合进城就业农民特点的社会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