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诗歌的多维观照与整体考察

罗振亚的近作《中国新诗的历史与文化透视》和《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无论是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方面,还是在学术主张、理论观点方面,都较同类作品有所突破和创新,是两部具有重要学术理论价值的力作。《中国新诗的历史与文化透视》是罗振亚的一部诗歌批评自选文集,可以说是作者从事诗歌批评十多年来所取得的成绩的一次集中展示。全书分为三部分,即诗学篇、诗派篇、诗人篇。分别从诗歌现象、诗歌流派和创作主体的角度对中国新诗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审视。作者对中国新诗的历史与文化进行了深刻反思,得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和启迪性的见解,敏…     

现代诗学创建的人文品格——评潘颂德《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

<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在现代诗学理论的建设上具有筚路蓝缕的意义,比较出色地完成了一门现代新诗学科体系的建立,反映了中国新诗理论批评研究的最新状态.潘颂德把中国现代诗学看成是一个多元并存的互补格局,以缜密的求实态度与开阔的当代视野,对各种类型和倾向的诗学观进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考察,在横向深入、纵向发展的交叉网络中,客观地展示了现代诗学的整体发展趋势,形成了现代诗学批评史的构架.     

吸纳与继承:百年新诗诗学理论建构

中国新诗的理论建构有两个重要的资源:西方诗学理论和古典诗歌理论.当新诗完成白话语言和自由体形式的“革命性”创造之后,着力进行诗歌艺术方面的规范化建设.象征、暗示、戏剧化、通感、蒙太奇等西方诗歌艺术手段被新诗广泛吸收、借鉴;同时也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境、格律、神韵等诗学理论.新诗在吸收西方诗学资源和继承古典诗歌理论进行自身诗学建构的同时,也保持着对极端“西化”和片面“复古”的警惕.     

穆木天诗论与中国新诗发展方向

穆木天(1900、3、26——1971、10),原名穆敬熙,吉林省伊通县人.他不但是著名的诗人、诗教活动家和翻译家,同时又是杰出的诗歌理论批评家.他自1924年起就开始诗歌理论批评活动,1939年以后大体上不再从事诗歌理论批评.在这长达十五、六年的时间里,他大约撰写了六十多篇诗歌理论批评文章.1938年9月,他还曾由生活书店出版过专著《怎样学习诗歌》.他的诗歌理论批语文章紧密结合新诗创作的实际,既能从宏观上把握诗坛现状,又能从微观上阐明新诗创作的具体美学问题.因此,他在建国前每一历史时期的诗论,都能高瞻远瞩,为我国新诗发展指明方向.     

自由诗与中国新诗

自由诗是中国新诗的主要体式 ,中国新诗的研究和批评经常使用自由诗这个诗体概念 ,却未加以历史和理论的检讨。本文从中国早期自由诗理论的反思出发 ,联系新诗接受自由诗的过程 ,认为中国新诗在语言与形式“求解放”的进程中 ,精神与内容的考虑显然优先于美学的考虑 ,存在着把自由诗浪漫化和简单化的现象。自由诗有存在的合理性 ,但它仍应遵循诗歌运用语言的基本规律 ,不宜将自由诗看成新诗的至尊形式 ,以至于代替其它形式的探索。必须打破“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的绝对观念 ,形成格律诗和自由诗并存、对话与互动的诗歌生态 ,以便在诗歌内部形成竞争机制和参照体系 ,获得自我反思和自我调节的能力。     

论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论的超越性

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现代派诗歌理论是中国新诗理论史上的一次高峰。以梁宗岱、戴望舒、施蛰存、金克木等为代表的现代派诗歌批评家在新诗理论建构上有着明确和自觉的追求,他们提出的一些理论主张不仅表达出强烈的审美现代性特征,还在对中国早期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理论的一次次否定、超越中完成了自身的华丽转身。凭借这种革命性思维方式,中国新诗的理论建设才第一次真正指向了诗本身,获得了从未有过的现代品格,进入到一个较为成熟的境界。     

唐湜诗论：“九叶”派诗学理论基石

唐湜的诗论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派的诗歌批评理论的建构有着重要的贡献。他的诗论力求解决中国新诗理论发展中始终存在的矛盾,力求平衡,以实现新诗发展的多向"合流":唐湜关注社会现实的同时也追求完美的个性诗艺表现;他主张中国传统诗学与西方现代诗学的无痕融合,真正实现在新诗现代化的过程中既不失传统诗学的精华,也能适时吸纳西方现代诗学的最新成果。     

校园期刊与新诗发生期的批评场域——以《新潮》和《清华周刊》为例

在新诗发生期,校园期刊是新诗及新诗观念传播与接受的重要场域,《新潮》和《清华周刊》作为典型的校园期刊,深度参与了当时新诗批评场域的形成。《新潮》强调办刊人的"共同主张",紧随《新青年》办刊理念,选诗以白话新体为限,重视诗歌的思想意义和具象式写法;在议题设置上更重视新旧文学之争,理论批评主要是为新诗合法性找理据,在"自然"和"自由"的诗体解放旗帜下,扩展新诗的写作题材和写作手法;《新潮》与《新青年》《少年中国》构成同盟关系,增强了自身影响力,为白话新诗派壮大了力量。《清华周刊》及其《文艺增刊》虽然也强调办刊人的"共同兴趣",赞同诗体解放,但更强调"诗体创造",将情感、想象视为诗的本质,丰富了新诗表现手法;在议题设置上更注重理论建构,多围绕诗体规范与创造的具体细节展开,注重相互评鉴;《清华周刊》与《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因诗学趣味相近且有合作,为新格律诗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瘸腿的诗学——关于当代新诗批评音乐维度的一些思考

在50年代以后至今的新诗理论中,诗歌音乐这一维度被严重地忽略了。当代新诗批评在音乐问题上缺乏突破性的进展,其中重要的原因便是新诗理论在格律(尤其是节奏)问题上遭遇了瓶颈。要打破这一瓶颈,必须重新理解节奏的基础——即重复;也必须重新认识那些在自由体新诗中被有效地实现的节奏手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量新诗的停顿、分行、语调诸层面,以期新诗的音韵研究能与旧诗音韵研究构成"错位竞争",开辟其独有的空间。     

简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特点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分支。从大的方面看,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文化革命”前17年;二、“文化革命”时期;三、粉碎“四人帮”后的新时期。鉴于第二时期是凋零期:名目繁多的“大批判组”取代了文学理论批评队伍,有如起诉书、判决书的文艺批判在冒充文学评论与研究,因而这里略而不谈。“文革”前的17年,其中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949年10月到1957年6月,是当代文学理论批评艰苦创业、全面建设的阶段;反右扩大化后至“文革”前夕,则为当代文学理论批评迂回徘徊阶段。总的说来,这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具有下列特点:一、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文学评论,从而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形成了最深刻的革命。“五四”以来的     

论郑敏的诗学理论及其批评

郑敏的诗学理论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命诗学,强调诗歌的本质在于生命,诗歌力量的源泉在于人的生命中的无意识结构,而诗的生命则在于矛盾运动。二是语言诗学,强调诗的语言以他自身的生命而存在,诗人应倾听语言,敬畏语言,而中国古典诗歌对诗语美的追求为新诗的语言创造提供了十分有益的传统资源。三是新诗批评,其中许多观点充分体现出诗人见解的原创性。     

外国诗歌的“翻译体”与中国新诗的形式建构

文章主要探讨了外国诗歌的翻译体对中国新诗形式建构产生的影响:翻译体最早实践了中国新诗革命的形式主张,是新诗形式的理想范本;翻译体是中国新诗自身的一种文体形式,参与并支持了中国新诗的形式建设;作为特例,外国诗歌的第三种翻译体影响了众多诗人的创作和形式选择。     

新诗的历史构想与20世纪中国诗歌的关系

新诗的历史构想,是新诗的写作者和理论家们对新诗在文体特征、具体技术规范等方面的设想、期待和想象.这些构想描绘了新诗的理想形态.尽管关于新诗的构想已经成为历史,而且自身也是千差万别甚至相互对立,但它们对后来的诗歌写作和批评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却至关重要.它们引导和制约着20世纪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同时又作为诗歌批评的重要理论依据和逻辑起点,反过来影响着人们对新诗的评价.     

巴人的诗论

巴人在从事新诗创作的同时,也坚持从事新诗理论批评工作。二十年代后期,他刚开始从事理论批评,就写下了《新诗漫谈》;三十年代,他写下了带有新诗史略性质的长篇论文《新诗的踪迹与其出路》;五十年代后期,他写下了《也谈徐志摩的诗》、《争论之外》等参与当代诗坛争鸣的文章。综观巴人一生的诗歌理论批评文章,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对诗歌的本质、新诗的语言、形式、风格以及新诗史等理论问题,都发表了独特的见解。 巴人论诗,注重诗意与诗的意境的创造。他在《新诗漫谈》一文中曾批评二十年代中后期新月诗派注重新诗的格律而“把新诗的灵魂——诗意——撇开一边,把新诗的衣服拼命讲究。”与此同时,他称赞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云雀》“诗意丰富”。在更多的场合,巴人更注重诗歌意境的创造。1959年,在《争论之外》一文中,他指出:“做诗就得有‘诗的意境’”。可见,巴人是将创造意境视为诗歌创作的核心问题的。     

整体性结构诗学及其批评实践 --读《当代新诗论》

新时期诗歌艺术思维和形态的多元并存 ,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批评模式的多元化。吴开晋先生在《当代新诗论》中 ,基于整体观念而形成的整体性结构诗学及其批评模式 ,对于整合和评判新时期诗歌的多元艺术形态及其美学走向 ,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批评意义。新时期诗歌批评的总体倾向往往限于流派批评或对于青年实验诗歌的持久关注 ,而站在宏观整合的视野 ,对其进行整体性结构研究 ,却一直是诗歌研究的薄弱环节或者说盲点。吴先生一直秉持着宏观整合的理念 ,在抹平山头和价值冲突的基础上 ,给予全方位地观照、统合和整体性评价 ,以此弥合了…     

“新诗散文化”的诗学内蕴与意义

近百年来,中国现当代诗歌越来越远离中国古代诗歌的音律化传统,走向了一条散文化的诗歌道路。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对散文化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倾向评价不高,有人还将其视为中国现代诗歌不成熟甚至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系统考察了中国现代诗歌散文化诗学的理论源头,探讨了其发展演变的倾向,辨析了对新诗散文化理论的种种误解。同时,文章还从自由诗体、白话诗语、自然音节、现代诗思四个方面,阐述了新诗散文化的诗学内涵,论述了新诗散文化的合理性、价值意义与必然趋势。     

诗歌精神重建的必要性及其路向

以"呼唤新诗二次革命、推动新诗再次复兴"为理念,以"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为内容的"新诗二次革命论"正在引起现代诗学界的热烈讨论。回顾近百年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人们会发现,新诗已多次处于十字路口,面临许多几乎是周而复始的难题,焦虑于何去何从的选择。新诗处于十字路口,理论的重要性就凸现,理论促变成了普遍规律。在三大重建中,精神重建是新诗复兴的根本。这种重建的中心是:如何通过心灵性、内视性的通道去保持诗歌与社会、时代的连接,发挥诗的多向度的功能。在新诗关于"大我"和"小我"的长期争论里,"集体性的心理经验"是一个可以给予重视的可能性。在诗体建设上,如何把握新诗的"新",显然有误区。有人认为,新诗就新在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其实任何艺术都是被捆缚的艺术,艺术的美正是在捆缚中产生的。提升自由诗、给自由诗以审美规范,倡导格律体新诗、推动部分新诗的成形,增多诗体是新诗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在媒体文化语境中,新诗应当走出象牙塔,实现"还俗"的传播策略,通过公众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走向更多的受众,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取得震撼性、即时性、持久性的传播效果。实现三大重建,是时代赋予21世纪中国新诗的使命。     

集体性心理经验:诗歌精神重建的一种可能性

以"呼唤新诗二次革命、推动新诗再次复兴"为理念,以"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为内容的"新诗二次革命论"正在引起现代诗学界的热烈讨论。回顾近百年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人们会发现,新诗已多次处于十字路口,面临许多几乎是周而复始的难题,焦虑于何去何从的选择。新诗处于十字路口,理论的重要性就凸现,理论促变成了普遍规律。在三大重建中,精神重建是新诗复兴的根本。这种重建的中心是:如何通过心灵性、内视性的通道去保持诗歌与社会、时代的连接,发挥诗的多向度的功能。在新诗关于"大我"和"小我"的长期争论里,"集体性的心理经验"是一个可以给予重视的可能性。在诗体建设上,如何把握新诗的"新",显然有误区。有人认为,新诗就新在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其实任何艺术都是被捆缚的艺术,艺术的美正是在捆缚中产生的。提升自由诗、给自由诗以审美规范,倡导格律体新诗、推动部分新诗的成形,增多诗体是新诗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在媒体文化语境中,新诗应当走出象牙塔,实现"还俗"的传播策略,通过公众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走向更多的受众,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取得震撼性、即时性、持久性的传播效果。实现三大重建,是时代赋予21世纪中国新诗的使命。     

还俗:媒体文化语境中诗歌的传播策略

以"呼唤新诗二次革命、推动新诗再次复兴"为理念,以"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为内容的"新诗二次革命论"正在引起现代诗学界的热烈讨论。回顾近百年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人们会发现,新诗已多次处于十字路口,面临许多几乎是周而复始的难题,焦虑于何去何从的选择。新诗处于十字路口,理论的重要性就凸现,理论促变成了普遍规律。在三大重建中,精神重建是新诗复兴的根本。这种重建的中心是:如何通过心灵性、内视性的通道去保持诗歌与社会、时代的连接,发挥诗的多向度的功能。在新诗关于"大我"和"小我"的长期争论里,"集体性的心理经验"是一个可以给予重视的可能性。在诗体建设上,如何把握新诗的"新",显然有误区。有人认为,新诗就新在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其实任何艺术都是被捆缚的艺术,艺术的美正是在捆缚中产生的。提升自由诗、给自由诗以审美规范,倡导格律体新诗、推动部分新诗的成形,增多诗体是新诗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在媒体文化语境中,新诗应当走出象牙塔,实现"还俗"的传播策略,通过公众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走向更多的受众,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取得震撼性、即时性、持久性的传播效果。实现三大重建,是时代赋予21世纪中国新诗的使命。     

论新诗的诗体重建

以"呼唤新诗二次革命、推动新诗再次复兴"为理念,以"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为内容的"新诗二次革命论"正在引起现代诗学界的热烈讨论。回顾近百年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人们会发现,新诗已多次处于十字路口,面临许多几乎是周而复始的难题,焦虑于何去何从的选择。新诗处于十字路口,理论的重要性就凸现,理论促变成了普遍规律。在三大重建中,精神重建是新诗复兴的根本。这种重建的中心是:如何通过心灵性、内视性的通道去保持诗歌与社会、时代的连接,发挥诗的多向度的功能。在新诗关于"大我"和"小我"的长期争论里,"集体性的心理经验"是一个可以给予重视的可能性。在诗体建设上,如何把握新诗的"新",显然有误区。有人认为,新诗就新在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其实任何艺术都是被捆缚的艺术,艺术的美正是在捆缚中产生的。提升自由诗、给自由诗以审美规范,倡导格律体新诗、推动部分新诗的成形,增多诗体是新诗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在媒体文化语境中,新诗应当走出象牙塔,实现"还俗"的传播策略,通过公众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走向更多的受众,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取得震撼性、即时性、持久性的传播效果。实现三大重建,是时代赋予21世纪中国新诗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