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研究综述

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在经学史和《左传》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三十年来,中国大陆、台湾和El本的学者都取得了不菲的研究成就。从杜预的生平思想研究、《春秋经传集解》的文献学研究和经学史研究三个方面略作总结,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该课题的发展现状。     

《春秋经传集解》点校商榷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是《左传》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而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春秋经传集解》是现今最通行的《左传》杜预注本。但该书在校勘标点上时有疏忽,问题主要有三：一是沿袭丛刊本之误;二是校点时有可商;三是《经典释文》混入《集解》。     

敦煌写本《春秋经传集解》(残卷)学术价值新论

敦煌写本《春秋经传集解》 (残卷 )较阮元本更接近于《左传》及杜注原貌 ,是校正阮本的重要版本 ;残卷中保存的许多古文、异体字、异文是研究上古文化、汉字构形、汉语词义和语法的宝贵材料 ,在儒学学术史的研究方面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日本金泽文库手抄本《春秋经传集解》所附释文的校勘价值

日本金泽文库手抄本《春秋经传集解》30轴,晋杜预注,附唐陆德明释文(文永四至五年写),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将其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宋元递修本《经典释文》进行对校,并参照了其他《春秋经传集解》善本,发现了手抄本的释文在异文等方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可以补正宋本之讹脱,并补充、纠正黄焯先生的《经典释文汇校》。     

论杜预《春秋》学在《春秋》学史上的地位

汉代今古文之争的焦点是《左氏春秋》是否传《春秋》,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通过确定“正例”、“变例”以及《春秋》学传授系统,并著成《春秋释例》,构建了相对完整的左氏《春秋》学体系,使《左氏春秋》从一部史书变成解经的《春秋左氏传》,标志着古文经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时,杜预构建的左氏《春秋》学体系,对后世《春秋》学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成为《春秋》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论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下)

二、<春秋经传集解>的哲学思想 如果说杜预的<春秋序>是其关于<春秋>、<左传>研究的理论宣言,那么,<春秋经传集解>则是杜预关于其理论宣言的详尽阐释.按照经学注疏的一般原则,杜预之<春秋经传集解>不能超越<春秋>与<左传>记叙的范围,但其阐释毕竟已经具有了时代的浓厚色彩.     

苏辙《春秋集解》的成书经过及佚文考

苏辙《春秋集解》始撰于元丰二年,元丰四年初成。后苏辙对之增删不断,数易其稿,直至垂暮之年。故《春秋集解》自始撰至定稿历经三十年余年之久。《春秋说》原为苏辙的一篇佚文,很可能就是《春秋集解》中佚失的《春秋传后序》一文。     

《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     

再看《春秋》笔法——以清华简《系年》与《春秋》经传对国君死亡事件的记录为视角

清华简《系年》与《春秋》经传在记载国君死亡事件时采取了不同的记述方式。《系年》在记述一国之君杀另外一国之君时均用＂杀＂字而非＂弑＂字,基本句式为＂某杀某＂,这与《春秋》经传的记载类似。但《系年》在记载国君被该国臣子所杀的时候,几乎都用＂杀＂字,这与《春秋》采用＂弑＂字表明褒贬明显不同。《系年》对孺子王被灵王所杀,灵王被公子比所杀均未非常明确地采取＂某杀某＂的记述方式,这可能源于《系年》的记述者为楚国人,所以对本国国君的遇害采取了＂内讳＂的方式。对＂弑君＂事件的不同处理,可从另一侧面佐证孔子对《春秋》确实进行了修订及＂《春秋》笔法＂的存在。     

论《春秋》经传中的南北燕

《春秋》经记载燕国三传相同的有六次,前两次为南燕,后四次为北燕,《左传》多一次记载北燕;传文记载的燕国,《左传》有三种情况,《榖梁》全为北燕。考察与北燕相关的在周王室世代为王卿士的召氏家族,可知其子孙代代承袭职位不绝,是周王室有重要影响力的家族之一,其存在默认了北燕和周王室的关系。南燕可反衬出,北燕是西周分封的重要诸侯国,为周宗室国家,始封君召公功勋卓著,虽地处偏远为山戎所隔,仍为诸夏世界所认可。     

《春秋》书名语源考

<春秋>书名语源,有从春夏秋冬中节取春秋二字的"错举说",有保持传统仍称一年为春秋的"传统说".考三代历法,夏有冬夏而无春秋,商有春秋而无冬夏,周因夏商而置四时.三族之中,商人是最早使用成熟文字,最有文化,最早有典册的民族,周初鲁国史官当由商人担任,故其著史书,当因商人历法传统而名<春秋>,后孔子、墨子、左丘明等东鲁儒生,均因商人历法传统和鲁<春秋>历史传统,袭用旧名."春秋"成为史书通名,虽与孔子<春秋>、左氏<春秋>有关,更与鲁<春秋>、商人历法传统和历史传统乃至整个殷商民族的先进文化密切相关.     

杜预经学注释刍议

杜预对《左传》的注释,首先创造性地确立了经传合一、比义而解的整理与注释原则;其次治经广摭博洽,重书例归纳的注释经书内容;最后对《左传》书例的归纳,是杜预经学文献整理研究的又一大贡献。他以简驭繁,约简精洽的注释风格,使《左传》研究走出了单纯字句训诂的困境,奠定了两千年来经学书例和治经的基本范式。     

杜预“三体五例”说及其文论意义

杜预藉《左传》总结的“三体五例”说包括“发凡正例”、“新意变例”、“归趣非例”三体和“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汗”、“惩恶而劝善”五例。其中“三体”是《春秋》的书写体制,“五例”是《春秋》的书写法则,书写体制制约、规范书写法则,书写法则遵循、表现书写体制,其特定的话语言说方式和话语解读方式对中国文论...     

王闿运《尔雅集解》探析

王闿运《尔雅集解》为重要的雅学典籍,采录汉至清代相关注释,要言不烦,并多己见,可与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疏》相参照。《尔雅集解》之体例为：卷首撰写引言,说明各篇要旨;正文下标示异文;立论之前,罗列旧注。其注解方法主要有四：追寻字义、分析词义、校勘异文、辨析假借。其显著优点有二：厘清异文,校订典籍;见识卓著,善用文献。然因王氏未见新出之甲金文献,训释字词,难免有所偏误。     

《春秋》经传对汉代行政管理理念的影响

《春秋》经传在汉代行政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汉代“春秋决狱”、规范祭祀和立嗣继绝等行政管理理念的形成,深受《春秋》经传的影响;而由《春秋》经传衍申出的“守经知权”、“通三统”等理念,则时皇帝专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竹添光鸿《左氏会笺》研究述要

《左氏会笺》三十卷,亦称《左传会笺》,日本竹添光鸿撰。它是对日本金泽文库古钞卷子本《春秋经传集解》的疏证汇释之著。竹添先生学问淹通,洽闻强识,能博涉群书,搜罗中日,采掇古今,荟萃众家之长,融旧铸新,于《左传》注疏及研究多有所得。该著明治36年（1903）付梓以来,一直受到学界重视。     

《三国志集解》勘误(卷31-32)

作为《三国志》注解的集大成者,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对于《三国志》以及三国史的研究均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亦存在着一些问题。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标点整理本在卢弼注解的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考证,将学界对于《集解》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然百密一疏,整理本《集解》在句读、专名号标注以及匡正原书错误方面仍有某些未尽之处,现以标点整理本《集解》为底本,将卷31《蜀书·刘二牧传》与卷32《蜀书·先主传》中的一些失误之处胪列于此,以资借鉴。     

《三国志集解》勘误举隅

作为《三国志》研究的集大成者,卢弼的《三国志集解》(下称集解)对于《三国志》以及三国史的研究均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亦存在着一些问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标点整理本在卢弼注解的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考证,将学界对于《集解》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然百密一疏,整理本《集解》在句读以及匡正原书错误方面仍有某些未尽之处,现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标点整理本《集解》为底本,将其中一些失误之处胪列于此,以资借鉴。     

经、史视域中的宋代《春秋》学

《春秋》虽列于经部,实则兼具经学与史学的双重性质。从汉代经学初立,《春秋》学与政治联姻,因而为经的性质十分明显。从杜预至刘知几,《春秋》为史的观念被推向了极致,中唐啖助学派始视《春秋》具有经、史舍一的性质,这一观点在宋儒那里得到了充分发挥。虽然宋儒在承认《春秋》具有双重性质这一点上并无异议,但在对待经、史具体关系上却又有所差异,孙复、刘敞为尊经贬传的代表,苏辙与朱熹则为以史证经和以史通经的代表,这些争论既反映了《春秋》学的发展脉络,亦体现了经、史之学的历史姻缘。     

《国语集解》训诂札记

《国语集解》以三国韦昭注本为基础,汇集有清一代众家之长,近乎善本。然而犹有疏漏可议之处,本文就《国语集解》注释可议者十处予以辨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