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构建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

通过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溯源,指出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在结构上表现为显型法律文化与隐型法律文化的严重分离。构建以“正义”为价值取向,以传统法律文化为根基,以西方法治文化为范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使显型法律文化与隐型法律文化和谐统一、使作为西方文明成果的法治观念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文化相契合,弘扬法治精神,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新时代德治视角下的传统治国方略及其当代价值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述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强调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深刻揭示了法治与德治的辩证关系。历史具有传承性,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批判与继承。传统治国方略中的民本论、用人论、教化论、修养论,是新时代德法结合顺利进行的本土资源,能为现实中的道德缺失现象提供治理经验与借鉴,弘扬传统文化同时也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不竭动力。     

论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现代化途径

少数民族习惯法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与民情基础,是一种经过数千年的传承、积淀和整合了的制度形态。在当前推进依法治国和实现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有必要对少数民族习惯法予以足够的重视与关注。少数民族习惯法是承载历史传统的本土法律资源,在研究的过程中应该以少数习惯法为基础,推动国家法与其的良性互动,使国家制定法符合我国的民族传统文化,真正实现法制的本土化,实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转换。     

不断提高党领导依法治国的能力和水平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也是依法治国的中国特色和最大优势。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已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存在着法律体系有待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有待改进、公众的法律信仰尚未普遍建立、对权力的制约监督缺乏实效、党的建设法治化水平有待提升等现实问题和障碍。不断提高党领导依法治国的能力和水平,需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和改进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与监督,积极推进党的法治化建设。     

论法治、宪治、人民主权及当代中国应解决的问题

依法治国具有丰富的内涵 ,法治是法律之治 ,而不是用法来治 ,依法治国与以法治国有着本质的区别 ;依法治国实质上就是依宪治国 ,法治即宪治 ;宪治的逻辑起点和核心就是坚持人民主权原则。依法治国最终必统一于人民主权这一宪法原则之中。当代中国要实现依法治国必须在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文化基础上大力培植。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根脉和灵魂,更加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要更加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新表达,中华优秀法律文化为建设法治国家奠定坚实法律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是奠立在深厚文化自信基础之上的,蕴含着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精神特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文化强国,需要在坚持“守正创新”的原则下,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悠久的中华文明是独具特色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中华法律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创新发展之源,“和而不同”的中华文明涵养人类文明形态创新发展。     

传承与升华:法治中国建设探析

法治中国建设是结合我国改革开放、民主法治建设的实际提出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法治理论体系,既是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传承,也是对我国法治建设理论的完善和创新,为我国今后的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法治中国建设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以维护人民利益为根本,着力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和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以及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法治中国建设的实现要求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合理配置和行使行政权力以及确保审判权和检察权的独立行使。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创新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系统阐述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确立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部署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认真学习和领会四中全会精神,准确理解和把握四中全会决定,深化认识和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法治方针、法治道路、法治体系等的丰富内涵与深远意义,深入探讨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法治规律与特色法治的关系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一步探讨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政治前提、法治社会是法治国家的社会基础、依法治国是重大改革的制度保障等加快建设法治国家的一系列重大实践问题,无疑有助于从政治高度上提升对四中全会精神和决定的认知,在理论深度上加强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认同,在实践维度上加快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历史地、现实地和面向未来地看待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四中全会精神为统领,创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理论与实践,对不断加快法治中国建设步伐、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党领导依法治国的能力建设研究

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是决定法治中国建设成败之关键;加强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重在提升党领导依法治国的能力,具体体现在党领导立法、保障执法、支持司法和带头守法的素质能力;新时期,要以改进顶层设计工作中的引导方法为前提,以实现党组织实施方法的法制化、科学化和现代化为关键,以完善党在资源整合中的策略方针为保障,以充分发挥党在法治思维形成中的凝聚感召能力为根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依法治国的深刻内涵

依法治国的含义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是研究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那么什么是依法治国呢?首先,依法治国是指法律的统治,即法律在国家管理中的统治地位;其次它还与现代法治密切相联;最后其落脚点在于建立法治国家。     

论我国实现法治之路径——民族精神的法律本体论

我国大量借鉴和移植了西方的法律,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中国法律体系。但中国法治远未实现,其原因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严重抑制了法治文化之形成。为此,本文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借鉴萨维尼的法律本体论——民族精神,提出改革中国宗法制的法律本体,构建以中华民族精神为核心的法律本体论,是实现中国法治的根本出路。     

生成机理·科学内涵·实践导向: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三维解读

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其理论体系缔造源于实践经验的总结、理性观念的凝练和理论认知的升华。科学理解这一思想，要坚持历史、理论和实践三维逻辑的有机统一。从生成机理来看，习近平法治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法学思想的内核精要，汲取了中华法治文化的智慧养料，是对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理路的深刻总结与创新发展。从科学内涵来看，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一个系统完备的理论体系，深刻回答了“什么是全面依法治国”“如何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等重大问题，为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了根本政治方向、基本战略目标及重要保障力量。从实践导向来看，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要坚持问题导向，准确回答全面依法治国现实课题;要坚持方法导向，运用哲学思维解决法治建设实际问题;要坚持目标导向，精准聚焦全面依法治国目标要旨;要坚持效果导向，确保全面依法治国取得实际成效。     

中国传统文化对法治思想的缺失分析

法律是整个社会文化的窗口,任何时代的法律必须置于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整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特征必定在法律中得以体现。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种传统文化对法律制度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我们在继承传统文化时,只有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才能为我国的法制建设注入时代精神,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     

梁漱溟法治思想的现代性解读

梁漱溟的法治思想是籍由如何使西式的法制法意与中国的人生人心相沟通基础上产生的,其宗旨是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内涵,建立一种符合国人人心和人生的法治文化。随着国民构建和谐社会意识的日渐强烈,法的人文关怀呼声愈来愈响,梁漱溟法治思想的现代性日渐彰显。全球化语境下,中国面临的任务是重塑法的灵魂,使法律同道德精神一起成为全社会的价值观念,最终使中国融入世界性现代文明体系。为此须跳出法治思想的常规概念及通行逻辑,将梁漱溟法治思虑中隐含的人文关怀精神重新置入当代世界文化视野中予以再分析,从而探索出一条既符合国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法治新路径。     

财产权的观念基础

财产权作为人类的基本人权,其在人类社会存在的正当性具有深刻的观念基础。中西方社会法律文化的巨大差异,使人们对待私有财产权的态度迥异。这是因为中西社会权利概念具有很大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以仁义作为逻辑起点,而西方社会以正义作为逻辑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重义轻利的精神特质,而西方文化传统蕴涵着功利主义的内在因子;中国传统文化以群体为本位,从而以最高权威作为合法性依据,西方传统文化以个体为本位,以终极权威对抗实在法的合法性。观念的差别要求我们在法治建设中须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道精神,结合西方权利文化传统,培植我国财产权正当性的文化土壤。     

法治视野下乡村治理的困境及应对策略研究

乡村作为人类的基本聚落，其治理成效如何，直接攸关生产生活秩序能否有序、和谐、稳定。基于法治化框架来推动乡村治理体系与自治、德治有机对接，是确保农村社会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由于在当前的乡村社会场域之中，法治仍处于边缘化位置，“知情祛魅”现象又普遍存在，因此乡村治理的法治化虽有明显推进，但乡村治理系统的运转仍然不够顺畅。为此，需在继续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转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其与“自治”“德治”两种治理范式之间的融合，由此驱动农村社会的稳定、协调、长效发展。     

略论大学法育

法育就是对特定主体进行法律方面的教育 ,以期培养一种法治自觉性。因此 ,当代中国大学生法育应注重法治精神的培养。     

继承传统文化的几点思考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我们伟大民族几千年所创造的宝贵财富,是一座伟大的丰碑。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就要发扬民族精神,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妥善解决民族道德的传承问题。既要继承优秀的传统伦理思想,又要增强现代道德意识。大力弘扬时代的主旋律。对优秀传统文化要在继承中发展,发展中继承。     

中国现代司法的乡村阐释及运作

中国语境下的司法正义，尤其是在乡土社会表现为一种人情正义和感官正义，乡村的司法也有其自己的规律与特点。法官的角色不是消极中立，而是积极参与；裁判的依据不只是法律，更多的是习惯与伦理；裁判的场域不是庄严肃穆的法庭，而是田间地头、炕上开庭；裁判过程不是严格遵守诉讼程序，而是追求实质的正义。在乡土社会，正式的法律被弱化，法律作为纠纷解决的方式在乡土社会得不到广泛的推行。单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法治不是社会治理的唯一方式，我们应追求多元的社会治理方式。     

浅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对当代设计的影响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以其悠久的历史、丰富多样的形式和辉煌的成就在世界舞台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同时,对当代我国乃至世界的设计艺术不断产生着积极的影响,并为其注入了不朽的生命力量。当代中国设计应当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使人们更多地发现中国设计之美和传统文化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