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贤的特征及其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总抓手。随着脱贫攻坚任务的圆满完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成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人才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性因素。在乡村空心化及精英严重流失的情况下,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亟须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不断强化乡村振兴的人才支撑。作为新时代的一种关系型社会资本,新乡贤是现代乡村社会资本的"人化"凝聚,也是汇集乡村振兴强大合力的重要媒介。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独特作用和优势,释放人力资本活力,既是破解乡村振兴人才紧缺问题的需要,也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时代要求。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探析——以浙江省为例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新乡贤以其非体制权威嵌入乡村治理过程,并辅助其他治理主体推进乡村善治的行为,具有品行、历史、现实和政策等四个方面的合理性。乡贤参事会是受基层党委政府领导,由新乡贤自愿组成,以热心服务乡村发展为使命,具有乡土性、志愿性、辅助性、民间性的新型社会组织,在实践中已发挥了经济带动、敦风化俗、社会调谐、政治参与等作用,但在现实中仍受认识偏见性、环境欠缺性、组织合规性和实践风险性等四大因素制约。要消除这些制约,须建立激励表彰、"筑巢引凤"、参事运行、监督约束等长效机制。     

乡村文化振兴与新乡贤再造

在乡村振兴中，文化振兴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也是长期以来存在的短板，需有切实可靠的办法与措施予以解决。在高度重视新乡贤的今天，应注意为其减负，强化其文化功能，进行赋能与价值再造。这主要包括：加强新乡贤文化建设，让新乡贤成为乡土文化建设的主体和引领者、地域文化的传承者与创造者、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与发展者、现代文化的开拓者和发扬者。新乡贤再造还需要处理好开放、创新、优势、人才等问题。     

何谓“新乡贤”——对一个乡村治理主体概念框架的反思与重构

“新乡贤回归”“新乡贤参与”“新乡贤嵌入”等组词隐含的完成性与生成性、外生性与内生性矛盾,要求深入追问“新乡贤”概念的知识合法性,并反思“新乡贤”的概念框架。通过澄清与反思素养式、认同式、本质式和事务式“新乡贤”概念界定方式,可以发现国内对于“新乡贤”的理解采用的是一种分散化、预成性与规范性的概念框架。这种概念框架无法有效透视“新乡贤”概念的社会历史实质,我们需要构建一种基于社会历史塑型的合生性概念框架。在澄清了这种基于社会历史塑型的合生性概念框架之后,“新乡贤”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在乡村社会及其治理模式转型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基于城乡关系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度调整,而需要实现从能人、贤人到公人的角色转化集成,并经历私人领域、共同领域与公共领域互动的社会结构化过程,进而表征乡村事务治理模式重构的身份系统。     

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困境及实现路向

文化振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是乡村振兴的灵魂,也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城镇化进程中,乡村传统文化面临失序危机,乡村文化自信面临严峻挑战。推动乡村文化振兴,要认同乡村文化、尊重乡村文化、弘扬乡村文化,更加注重体制机制创新,重构乡村生态空间、文化空间、舆论空间、主体空间和产业空间,形成健全的乡村文化服务体系,培育新型农民和新乡贤文化,提供高品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实现乡村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粤西地区乡村人才振兴调研报告

人才振兴是新时代乡村产业振兴的引领者和发展者，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本次调研主要针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短板人才为目的，以欠发达地区粤西若干乡村为调研对象，以“培育新农人、发展新农业、建设新乡村、创造新生活”为着力点，开展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人才振兴的调研。通过深入访谈、调研、问卷分析等收集数据，分析数据，探索乡村人才振兴的创新路径，解决人才引进的瓶颈，以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乡村振兴发展。通过人才振兴，带动农村、农业、农民发展，全面推进粤西地区乡村振兴。     

大数据助推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与实践策略

大数据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全新的手段和工具,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力支撑,也是实现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提升乡村振兴质量和水平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一些地方对大数据助推乡村振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有力推动了乡村振兴向纵深开展,但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配套措施不完善、基础设施薄弱、应用人才缺乏、数据信息的共享和整合存在体制性障碍等突出问题,需要在平台构建、制度完善、人才培养等方面进一步创新举措,充分发挥大数据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基本理路及当代价值

面对现代化浪潮,梁漱溟先生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并深刻反思了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原因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与不足。进而,梁先生提出以民族精神和礼俗乡约架构新乡村、以工业化和农村经济发展支撑乡村文化建设和以知识分子为主导激发农民的主体自觉等的乡村建设思想。就其思想体系而言,不仅展现出其以“文化复兴中国”的基本志向,同时也展现出个人的理性觉醒和团体的伦理情谊相统一的基本特质。最后,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丰富内涵对于新时代坚持走中国特色乡村振兴道路、以系统思维统揽乡村振兴、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及发挥新乡贤的引导作用等具有重要的启示和价值。     

基层民主促进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的路径探析

基层民主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基层治理离不开基层民主的发展完善。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就是通过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同时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统一实践过程。基层民主的广泛性、真实性、管用性,具有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的制度优势。从运行过程和机制来看,基层民主运行中的民主征询、协商、决策、管理与监督等各个环节,基层民主实践中以动员、回应、协商与责任为核心的运行机制,有助于打造多元共治格局,从而提升基层治理绩效。近些年来各地围绕通过发展基层民主促进乡村有效治理进行了大量实践探索,逐步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和可资借鉴的实践路径。当然,在推进乡村振兴实践中,基层民主促进治理效能的提升必然受到一些现实条件的约束,对于乡镇振兴过程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亟待进一步改革乡村治理结构,重构基层治理双轨,深入发展基层民主,从而有力促进基层有效治理的实现。     

乡村治理现代化:基本内涵、发展困境与推进路径

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其核心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考察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向度,治理体系、治理理念、治理文化、治理方式、治理保障分别对应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化、民主化、德教化、精细化、法治化,统一于乡村"善治"目标。然而,当前乡村治理面临多元共治格局不成熟、治理机制不完善、治理"内卷化""碎片化"问题突出、治理主体能力普遍较弱、治理方式现代化水平不高等多维困境。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在统合传统与现代有益因素、把握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提升"一核多元"治理主体能力,优化乡村治理方式,全面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东北地区乡村振兴中的社会风险及应对策略研究

东北地区在“后扶贫时代”下,加快乡村振兴步伐,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尤为迫切。目前,东北地区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诸多社会风险,包括乡村产业发展风险、环境治理风险、文化滞后风险、基层治理风险、乡村返贫风险等方面。应从加强农村经营体系创新、完善农村环境治理机制、加强文化创新提升农民素质、夯实农村基层治理基础、持续关注返贫问题五个方面积极推动乡村振兴战略,以乡村振兴带动东北地区的全面振兴。     

乡村振兴背景下L村驻村制度的成效、问题及对策

驻村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制度创新,对农村基层治理发挥重要作用,有效推动治理体系更加合理完善。乡村振兴背景下驻村制度的成效通过五个方面得以体现,即多元主体共治、提升治理水平、实现双重目的、加强根基保障、培育内生动力,驻村制度的实施助推乡村振兴。但也要注意驻村制度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容易形成权力博弈、村干部边缘化、依赖路径,消解农村自治,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因此,要通过双轨合作治理、明晰社会角色、加强农村自治等对策,推行乡村振兴的最优路径。     

推进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的对策

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了可靠保障。实施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政策衔接,建立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规划衔接,从机制转变上推动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为脱贫地区通过政策、制度的支撑,实现“三农”工作重点转移奠定了基础。发挥乡村人才发展优势,创新乡村人才的发展渠道,拓宽乡村管理人才的用武之地,助推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人才衔接,这为缩小乡村之间发展差距、实现城乡居民融合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点,注重地域特色、关注人文因素、推进产业集聚是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为加快脱贫地区转型发展,提升乡村产业、产品竞争力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乡村振兴战略"架构下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体系研究

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而生长.在这个过程中,基层党组织积累了乡村治理经验,其乡村治理能力得到了锻炼,生成了具有独特历史品格的社会主义乡村治理范式.当前,在乡村振兴的战略框架中,回应时代考验,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乡村基层党组织面临的时代任务."三生并举"是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生成场域,是检验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能力的重要窗口."三治融合"是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发展平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需要建构"四力协同"的基层党组织乡村治理能力体系,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坚强战斗堡垒.     

乡村文化振兴:现实困境与实践超越

当前,农村地区精神贫困问题已成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制约因素。振兴乡村文化对于消解农民精神贫困和助推乡村全面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振兴乡村文化离不开全社会的积极参与,但重要主体是农民,因此,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不仅要体现农民主体地位,更要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要解决优秀乡村传统文化传承乏力、竞争力不足以及受关注度不够等现实难题,就需要在主体维度合理调动内生动力和外在激活力,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提升农民的文化发展能力;在客体维度积极消解传统与现代、经济与文化的矛盾冲突,推进乡村文化现代化;在载体维度尊重乡村与城市的差异,广泛开展农民文化活动,加大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支持力度。     

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分析

在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治理的合理性与有效性通过其"以人民为中心—善治—民生"的治理逻辑闭环结构呈现.乡村振兴中治理实践的政治伦理基础是以人民为中心;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实践的价值追求是善治;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有着民生的多重内涵并体现着当代民生特质,其治理逻辑从理论、目标、价值、实践等四维向度体现了始于以人民为中心,围绕善治,实现民生的新时代乡村治理逻辑,呈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治理逻辑紧紧围绕民生问题、解决民生问题、实现民生发展的特点.     

乡村旅游质效提升与乡村振兴耦合机理研究——以龙胜各族自治县、雷山县、景洪市为例

乡村旅游质效提升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能较好地反映乡村旅游质效提升和乡村振兴耦合情况,本研究选取位于民族地区的龙胜各族自治县、雷山县、景洪市三个县(市)为案例研究地,在探讨乡村旅游质效提升与乡村振兴耦合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乡村旅游质效提升和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分析三县(市)乡村旅游质效提升和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三县(市)的乡村旅游质效提升综合水平和乡村振兴综合水平表现出地区差异。景洪市两系统综合水平均处于领先地位,龙胜各族自治县乡村振兴发展较慢,雷山县乡村旅游质效提升进程较慢;(2)三县(市)乡村旅游质效提升与乡村振兴总体呈耦合协调趋势。景洪市达到良好协调水平,龙胜各族自治县和雷山县处于勉强协调阶段;(3)在乡村旅游质效提升障碍因素分析中,经济效益是制约龙胜各族自治县和雷山县乡村旅游质效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资源品赋是影响景洪市乡村旅游质效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在乡村振兴障碍因素分析中,龙胜各族自治县障碍因子主要分布在产业兴旺维度和生态宜居维度,雷山县和景洪市则主要集中在乡风文明维度和治理有...     

乡村人才振兴困境及其破解途径

乡村人才振兴是把握乡村振兴主动性的基本要求,保证乡村治理科学性的必要条件,增强乡村发展持久性的重要保障。然而,受主体意识、国家政策、乡村教育、产业状况因素的影响,目前乡村普遍陷入了人才基数小、质量低、持久性不强的困境,极大地阻碍了乡村发展建设的步伐。为此,要知人善任利用人才,完善政策引进人才,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双管齐下留住人才,全方位打破乡村人才振兴瓶颈,为乡村振兴注入最鲜活持久的力量。     

重塑善治：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建构与实现

乡村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乡村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乡村治、国家兴,能否实现善治既关乎乡村自身稳定发展,更关乎国家长治久安。新时代,重塑善治构成了乡村治理的主要逻辑,而要推动乡村治理走向善治关键在于乡村治理现代化,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施需要以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为标的,不断提升治理效能。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建构与实现的过程中围绕治理体制、治理制度、治理人才、治理文化和治理模式却存在着实然与应然之间的矛盾,已成为阻碍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的瓶颈。消解矛盾、突破瓶颈需要;优化责权配置,强化乡村治理整体效能;提升共治能力,构建多元主体协调治理格局;培育治理人才,加大乡村治理人才供给力度;拓展文化空间,加快新时代乡村文明建设;简化治理层级,建设数字乡村实现精准治理——从而真正建构起新的善治格局,全面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     

乡贤嵌入村务监督的实践逻辑与可行路径研究

中国是一个乡贤文化源远流长的国家。在中国传统社会,皇权与绅权的分立与交织,造就了传统乡贤的出场。在传统乡村治理中,乡贤扮演着沟通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国家权力与草根社会的重要角色。及至当今,随着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贤在乡村治理和村务监督中的重要作用渐趋显现。一些地方展开了乡贤理事会、乡贤工作站嵌入村务监督的探索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了更好地促进乡贤嵌入村务监督,当前中国理应进一步拓展乡贤嵌入村务监督的思路与渠道,健全完善乡贤嵌入村务监督的保障措施,即细化乡贤参与村务监督的规定,夯实乡贤参与村务监督的法理保障;完善乡贤归土返乡的激励保障机制,大力培育弘扬乡贤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