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金融公司的设立与居民消费支出关系研究 ——基于面板门限模型的分析

本文以我国2006年1季度至2013年4季度分地区居民消费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面板门限模型研究了消费金融公司的设立对我国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来看,并不能得出消费金融公司的设立对居民消费支出产生正向影响的结论;从4个试点地区来看,消费金融公司的设立则对当地居民的消费支出有较为显著的影响.根据实证结果,本文提出加快发展消费金融公司、完善消费金融产品结构体系以及制定完善消费金融法规等政策建议.     

中国居民消费平滑方式研究——基于1978—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1978—2013年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中国居民的消费平滑方式,发现这段时间内我国各省主要依靠省际风险分担和跨期消费实现消费平滑。其中,1978—1992年间各省利用跨期消费与省际风险分担实现消费平滑的几率较小,程度较低;1993—2013年间居民通过跨期消费与省际风险分担实现消费平滑的程度大大提升。进一步考察经济开放与金融发展对消费平滑方式的影响,发现对外贸易开放程度显著降低了1978—1992年间我国居民的跨期消费平滑能力,提高了省际风险分担能力,但在1993年之后,这一影响不再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在两阶段对跨期消费与省际风险分担能力均无影响;金融发展程度降低了我国1978—1992年间居民通过跨期消费实现消费平滑的能力。     

养老保险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以山东省为例

扩大消费是实现我国经济转型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动力,养老保险通过影响居民收入、居民收入再分配及居民心里预期对消费产生拉动效应.利用山东省17地市2003 - 201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养老保险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养老保险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正向影响,养老保险支出每增加1元,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加0.0197元.因此,明确政府的责任主体地位、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提高统筹层次,不断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将对居民消费的拉动发挥积极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的作用机理与异质性研究——基于安徽省的实证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对提高居民收入、刺激城乡居民消费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探讨安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的作用机理,运用2011—2020年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安徽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可通过增加居民收入、缓解流动性约束和提供便利支付条件等中介效应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但存在区域异质性和城乡异质性。要进一步加强安徽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大金融人才投资、大力宣传推广、加强监管,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建立长期有效促进城乡居民消费的体制机制。     

福建省居民收入和消费模型及其预测

本文在讨论了影响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因素基础上，应用预测的理论和方法，建立了居民实际收入的ＡＲＩＭＡ模型，居民消费总额、居民消费水平等计量经济模型，并利用这些模型预测了各种居民收入和消费的经济指标从９６年至２０００年的预测值，为经济决策提供依据     

创业能否显著提高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微观证据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家庭创业行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创业显著提高了居民消费,通过一系列内生性处理以及相关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并且创业行为在改善居民消费结构上发挥了正向作用,具体表现为创业对居民享受型消费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为发展型消费,最后为生存型消费。机制分析发现,创业主要通过提高居民收入以及扩大家庭社会网络从而促进居民消费。最后,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政府财政支出占比较高以及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创业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大;另外,相对于高收入、非贫困家庭,创业对低收入以及贫困家庭的消费促进作用更大。因此,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时代背景下,政府应继续鼓励居民创新创业,既能在宏观层面上为经济发展带来持续动能,又能在微观层面上解决居民就业,带动内需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与居民文化消费潜力释放

文化消费是我国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释放居民文化消费潜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满足居民美好文化追求的关键举措。以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及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居民文化消费潜力释放的影响,分析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文化消费潜力释放之间是否存在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均有利于推动居民文化消费潜力释放,且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文化消费潜力释放之间起到显著正向调节作用。数字普惠金融、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居民文化消费潜力释放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城乡异质性以及区域异质性。     

对影响居民消费需求主因的研究——基于中国31个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外需大幅下降,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成为当前政策的首要任务。本文利用中国31个地区2000-2007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影响居民消费的决定因素,结果发现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对消费有显著正影响,收入差距和支出预期对消费有显著负影响,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政策关注的优先顺序应为:居民收入、子女预期支出、社会保障、收入差距;在关注刺激消费的短期政策时,应兼顾影响消费的长期政策因素。     

青海省居民住房支出与消费支出关系的实证分析

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尤其是住房分配和消费机制的逐步改革,房地产价格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日趋显著.以青海省统计年鉴的数据为依据,利用ECM理论,建立青海省居民住房支出与消费支出之间长短期误差修正模型,实证表明青海省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抑制青海省居民消费支出的增加.     

我国居民文化消费影响因素探析

运用我国1983—2012年的数据,通过实证分析考察了可支配收入、教育水平、金融发展和政府文化事业支出对我国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长期均衡分析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和金融发展对我国居民文化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教育水平提高1%,居民文化消费增加0.454%;金融机构信贷提高1%,居民文化消费增加0.363%;可支配收入和政府文化事业支出对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不显著。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表明,可支配收入冲击对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在短期由正向转为负向,教育水平冲击和金融发展冲击对居民文化消费短期具有正向影响,政府文化事业支出冲击对居民文化消费短期具有负面影响。根据实证分析的结论,文章提出了扩大我国居民文化消费的政策建议。     

新疆城市居民消费变化分析与对策

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 ,新疆城市居民生活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 ,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显著提高 ,消费环境明显改善 ,消费结构日益优化。但新疆城市居民消费方式仍不尽合理 ,缺乏预计消费意识 ,存在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影响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要改变这种状况 ,必须稳步增加居民收入 ,拓宽消费领域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培育良好的消费环境。     

财政金融支农与农民增收:作用机制与空间效应

基于农业创新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视角,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2006—2020年省域财政金融支农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机制,并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财政金融支农、农业创新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民收入的空间效应。分析发现：财政金融支农对农民增收具有正向作用,但存在随区域和时间变化的异质性; 农业创新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在财政金融支农与农民增收间存在中介效应;财政支农对农民增收发挥显著正向直接效应和总体效应,间接效应不显著,金融支农则具有显著正向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体效应;农业创新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在财政金融支农对农民增收作用中均存在显著正向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     

河南省农村居民消费问题探析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内需不足问题凸显。河南省作为农村人口占主体的省份,启动农村居民消费意义重大。从河南省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与消费成本的角度,分析制约其消费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原因。提出稳定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增强其消费信心;针对农村居民的需求特征,开发适合其消费的产品和服务;改善农村消费环境,降低预期的消费成本等具体举措,对刺激河南省农村的消费市场具有积极意义。     

湛江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分析

2003-2010年,湛江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一直徘徊在49.9%-52%,没有显著改善。收入缺乏有效保障、理财观念落后、社会保障体制不够健全、产业结构及消费结构不合理是制约湛江农村消费的主要因素。建议政府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和外延行业;加强理财观念输入,建立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引导农民树立正确消费观念,改善农村居民的消费环境。     

中国住房价格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住房价格持续快速上涨与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缓慢是转型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两个突出难题。微观分析表明,房价变化对消费的财富效应和担保效应对于不同群体是不一样的,并受到金融环境的约束。决定房价变化对全社会居民消费影响的关键因素包括人均住房资产量及其分布结构、住房价格变化的性质、金融制度安排和社会文化因素。以1999-2009年我国35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的研究发现:(1)房价上涨通过财富效应和担保效应对居民消费产生正向影响,通过收入效应产生负向影响,总效应方向具有不确定性;(2)1998年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房价的长期上涨所带来的房产升值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促进作用,并呈现出效应大小与经济发达程度正相关的区域差异特征;(3)近5年我国房价的持续加速上涨强化了房产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削弱了住房财富效应,在住房和金融市场相对落后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财富效应的减弱幅度更大。     

新农村建设财政支出与农村消费需求的相关性

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是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源。回归分析表明,政府财政对农业的各项支出提高了我国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促进了农村消费的增长,农村消费需求与GDP增长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在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已经成为限制农村消费的最大障碍,农村生活消费需求不足主要表现为恩格尔系数较高,教育、医疗、社保、文化消费等方面欠账太多,政府财政支农支出不足已成为影响农村消费需求增长的瓶颈。新农村建设财政支出从生产资料需求与生活资料需求两个方面,对刺激我国农村消费需求的增长提供了契机。一是增大财政支农投入力度,建立资金稳定增长机制;二是突出财政支农重点,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三是运用财政与金融手段,促进农村消费增长;四是调整农村消费品的供给结构,完善农村商品销售服务网络。     

农业补贴与城乡消费差距:一个政策模拟分析

基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运用持久收入假说理论测算了农村居民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并在此基础上,将持久性收入与农村居民消费总额进行回归分析以衡量其对农村居民消费的边际效应,并取其增加量的负值为消费者补贴等值对农村居民进行直接补贴,以此模拟农业补贴对缩小城乡消费差距的实际效用。研究表明,农业补贴不仅能够显著性影响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加速农村居民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的过渡,而且能够有效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对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模拟分析表明,现阶段我国已经具备农业补贴转向的经济环境,并且无论是国内生产总值还是农业生产总值都能够满足农业补贴对财政支出的要求,然而事实上,我国财政支农比重不仅明显偏低,而且提升速度缓慢,财政支农政策与其实际执行力度严重偏颇。     

论扩大消费需求的新途径

当前 ,扩大消费需求已成为学术界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课题。许多学者从需求与收入的关系入手 ,提出了增加收入扩大需求的对策。然而收效甚微。笔者认为 ,需求是收入的函数 ,收入不同的群体其需求水平也不同 ,而各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即构成总消费需求。因此 ,扩大消费需求的目标应通过扩大各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来实现。     

休假天数对旅游消费影响研究

休闲时间和收入因素对旅游消费具有重要影响。当以休闲时间为显性约束时,增加休闲时间能提高旅游消费;当以收入为显性约束时,提高收入能够增加旅游消费。基于中国人民大学休闲经济研究中心2017年“国家休假制度改革”调查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休假天数和收入对旅游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拉动效用在不同收入群体中有所不同。其中,休假天数对高收入群体旅游消费的拉动作用显著强于低收入群体;收入因素对低收入群体旅游消费的拉动作用则显著强于高收入群体。     

家庭资产选择、地区经济特征与居民消费水平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巨大,总需求明显不足,国内消费持续不振,居民消费亟待提升。基于生命周期假说,从理论上分析了家庭资产选择与居民消费的动态决策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2016年CFPS的居民家庭数据并匹配同年度地区层面的宏观数据,构建分层线性模型,实证检验了家庭资产选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考察了地区经济特征的交互效应。研究发现:(1)住房资产与金融资产都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现阶段住房资产的促进作用大于金融资产,可支配收入仍是决定居民消费的关键因素。(2)由地区层面因素造成的居民消费差异占整体消费差异的17.4%,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均对家庭资产的消费拉动效应产生了正向调节。其中,对金融资产的调节作用更明显,对住房资产的调节不明显。(3)在主要省份中,广东省家庭资产的消费促进效应最大,贵州省、甘肃省最小;与农村家庭相比,中国城镇家庭资产对消费的拉动更明显;财务回答人年龄处于36~50岁之间的家庭,家庭资产的消费拉动效果更大。研究结论表明,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积极推动地区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是现阶段提升中国居民消费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