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云南食盐产销布局变迁研究

清代滇盐产销布局由生产布局、划界行盐制度下国家构建的销售布局以及市场机制主导的销售布局构成,三者关系复杂且变迁频繁。滇盐产销布局在明代初具规模,雍正时期为解决盐政之弊,国家进行土井归公与取盈补拙的调整,奠定了清中后期滇盐产销的基本格局。乾隆时期食盐供应不足,官府广觅子井、借销邻盐和调适销售布局,形成了多处滇盐混销区,导致滇盐销区的盈缩。嘉庆时期民运民销制度实施后,市场机制下的产销布局占据主导,但市场竞争不利于盐课完纳,政府不得不重新实施划界行盐制度,构建界限有别的产销布局。受咸同战乱影响,清后期滇盐产销布局亦经历了无序运作与恢复的过程。滇盐生产布局变迁主要受市场需求以及国家盐政运作的影响,自雍正时期形成后就保持着稳定;销售布局则受生产布局、市场机制、盐政制度影响,不同时期各有差异。通过考察清代滇盐产销布局的变迁与划界行盐制度的废立,能揭示清代云南盐政运作中市场机制和国家调控的互动关系。     

盐政制度变革与明中后期商业的发展——以漳州、泉州地区为例

明初,漳州、泉州地区商业的发展水平不高、市场规模小,正统年间的盐政制度变革改变了这种状况。正统八年(1443),泉州盐课改折,食盐由官营转变为自由运销,新盐政的运作与市场发生密切关系,直接促进了漳泉地区商业的繁荣,具体体现在:灶户买米纳课,打通了东南沿海近海商路,扩大了泉州沿海地区与江浙、潮粤等地之间的商品交易网络;食盐的自由流通带动了九龙江、晋江流域沿海食盐和山区特产之间的贸易模式形成;随着商业活动的频繁,泉州地区出现灶户普遍经商、追逐财富深入人心的局面;同时也使得漳泉山区特产商品化和区域内部市镇的兴起。盐政变革带动下的漳泉商业繁荣,最终在16世纪西方国家与中国贸易之后,为漳泉地区迅速融入更为广阔的海外贸易市场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清代至民国时期康区的盐市、盐政与族群关系

康区食盐主要来源于青藏高原的井盐和湖盐(池盐),川盐、滇盐等内地盐一般流通于康区的汉藏杂居之地。不同地方的盐业资源在康区形成了各自的行销区域。食盐贸易是维持康区内部及其周边族群关系的重要机制和纽带。康区食盐交换对象以粮食为主,茶叶及其他日用杂货为辅,食盐的运销商主要是藏商。康区盐产多被土司或寺庙控制,自由贸易是盐业的常态。自清代开始,部分嘉绒藏区以及中甸、维西等地先后导入内地的引岸制。清末盐井被收归官办后,实行以盐税征收为核心的商人包销制。随着官府对康区盐务管控的加强,毗邻省区之间的盐利之争成了康区盐务的重要症结。特殊的自然、人文和历史形成的传统交换关系,以及多元化的盐务管控,共同造就了康区盐市与盐政鲜明的地域特征。     

清代两淮盐政中的社会救济

以详实的史料,论述了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清代两淮盐政中的社会救济,而稳定淮盐生产、保证盐课收入是清代两淮盐政中实行社会救济的客观与主观原因,朝廷政策性救济和民间互助性救济是清代两淮盐政中社会救济的形式,两淮大大小小盐官们是实际操作者。     

从民间文献看晚清的两淮盐政史——以歙县程桓生家族文献为中心

在中国经济史上,徽州盐商自15世纪起便已崭露头角。其后,随着盐政制度的数度变革,其实力盛衰递嬗。19世纪中叶的盐政改革以及此后的太平天国动乱,固然使得徽州盐商在总体上趋于衰落,但晚清时期徽州盐商的活动以及政商关系等问题,迄今仍未得到清晰的揭示。有鉴于此,本文利用新发现的徽州文书(书信、账册等资料),对晚清盐政史做一新的探讨。论文聚焦于两淮盐运使程桓生家族的盐业经营,该家族与晚清盐政制度设计者、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密切关系,探讨徽州盐商对于19世纪中后期盐政制度的影响。指出:晚清时期在两淮盐政中极为活跃的程桓生等人,与清代前期的徽州盐务总商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19世纪中后期对于两淮盐政的重要影响仍然不容忽视,这一点,与太平天国之后徽商基本上退出两淮盐务的通常认识大相径庭。作者认为,面对19世纪中叶的重大变局,曾国藩为了筹措稳定而充足的军饷,需要尽快恢复淮盐市场。在这种背景下,重建淮盐管理体制以及招商认运,对于包括徽商在内的盐商巨贾之倚赖便在所难免,这也正是晚清盐政制度中"寓纲于票"核心思想形成的原因所在。与18世纪的盛清时代不同,太平天国之后,具有商人家世背景者直接出任盐政官员似成常态,权力与资本紧密勾结的现象更为肆无忌惮。此一事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以来中国政商关系的新变化。     

试论清代两淮盐政中的反腐倡廉

清代的盐业产销实行垄断式的“官督商卖”,为了保证国课收入,清代两淮盐政一直重视反腐倡廉.乾隆、嘉庆等最高统治者率先垂范.从主管盐政的高官和最高机构入手,狠抓盐政的反腐倡廉,敢于向盐政的特权阶层开刀,重视惩治盐政行业的不正之风.通过对两淮盐政的治理,使两淮盐课成为清代国库收入的最重要来源之一.     

近代江苏盐政体制改革研究

历代政府十分重视盐政管理。长期以来,地方权势操纵盐政,以致中央与地方围绕盐政管理权展开激烈博弈。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对内与对外战争的频繁发生,中央财政日益窘迫,逐步加强了对地方盐政的管理。在此背景下,江苏盐政经历了三次重大改革,分别是“清中期陶澍主持的票盐制度改革、清末载泽主持的盐政院改革、北洋政府主持的盐务稽核所改革”。三次改革既有共通点,又各具特色,却因改革未触及弊政根本,以致改革不彻底,并最终失败。     

略谈明初的盐政与边政

盐政与边政，这是封建国家政治中的两件大事。盐政好与坏，直接关系到“国计之虚实，宗社之安危”，而边政同样是关系到社稷之安危的大事。明初统治者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把着眼点放在一问题上，盐政与边政相辅而行，“得盐之利以佐边计”，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郭嵩焘盐政思想略论——以两淮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实行专商引岸制的盐政制度,至晚清太平天国起义后,破坏殆尽,其中以两淮盐政最为糜烂。郭嵩焘作为同光经世派官僚和学者中的一员,对两淮盐政进行了一系列考察,并从其实际需要出发,提出了以规复淮南引地为主的盐政思想。     

论清末的官运局

官运局作为清末盐政运销体系中的重要机构,学界对之缺乏深入研究。官运局是省一级的盐政机构,其机构设置以全省盐务总局为中心扩散至地方,采取官运商销模式管理盐政。其设立酝酿于山东,光绪三年正式成立于四川,在四川总督丁宝桢的管理整顿之下颇有成效。光绪三十四年起东北吉林、黑龙江两省办理盐务官运。吉林采取官运商销之法,黑龙江则商销与官销并行。其他省区也有官运设局办理之法。官运局对清末盐政改革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确保百姓食盐供应、增加赋税收入和疏通河运等方面,但也存在诸如捐局林立、官商勾结中饱私囊等弊端。     

论清代内蒙古盐业的变迁

受清代盐业经济政策的制约,虽然清代内蒙古盐区被认为是不＂裨国计＂之地,而被排挤在十一大产盐区之外。但是＂蒙盐＂的生产流通在整个清代社会始终存在着,并于清末正式成为引地。＂蒙盐＂在清代经历了由自产自销到官运官销与商运商销相结合的过程。这一变化过程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由清政府的盐业政策变革决定的。另外,内蒙古盐区的自然条件及盐湖分布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内蒙古盐业在清代的地位。     

刘锜军事思想与军事实践述论

刘绮为南宋抗金名将，战功卓著。本文考察了他一生中主要的军事实践活动，如建炎四年的富平之战、绍兴末年的宋金之战、特别是绍兴十年的顺昌之战等影响全局的重要战役，全面论述了刘绮积极防御的军事思想，并分析了这一军事思想的基本特点、形成发展过程及时代价值。     

《诂经精舍文集》与诂经精舍早期学风

《诂经精舍文集》是阮元编选的唯一一部有关诂经精舍诸生经史文赋之作的结集,入选文章都由其"亲为点定",其中删繁就简,首尾排序,颇有抉择。考察入选文章,可知阮元意在引导诂经精舍诸生于治经研史上摆脱"庸近",树立治经宗尚汉人训诂的门径;于诗歌文赋方面,也与经史研究相配合,提倡"小学辞赋同源共流"的文风。     

毛文龙的抗金斗争对朝鲜政治社会的影响

毛文龙在辽东地区开展抗金斗争期间,举旗招募辽民,扩充武装队伍,不断袭扰后金属地,离间朝鲜与后金的关系,与明朝形成"犄角之势",使后金政权"不能无东顾之虞",为延缓后金军的西进,立下悍马功劳,"其功亦不浅"。但是,随着军事势力的不断扩大,日益变得骄横跋扈,其行为不仅影响了明朝政府的军事战略,而且对朝鲜的政治、经济、国防等诸多方面带来了不利影响,损害了朝鲜政府和人民的利益,成为朝鲜之"深患"。其影响,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一是监督朝鲜,迫使朝鲜政府改变保持中立的"两端"外交政策;二是直接干预朝鲜内政,勒索军需物资,侵掠乡闾,扰乱朝鲜的社会经济秩序;三是专制朝鲜政府,欺瞒"天朝",为其歌功颂德;四是引燃战火,殃及朝鲜,致使朝鲜政府丧权辱国,朝鲜人民遭受战争的灾难。     

坚辞而难退忍辱而负重--兼论李东阳的人品

明初的李东阳历仕四朝,为官50年,身居宰辅之位19年,又在成化、弘治间主持文柄,确乎是当时政坛、文坛的泰斗人物。然因武宗继位之初宠信阉竖刘瑾,导致刘瑾专权四年有余,在此期间李东阳身为朝廷重臣,既未能及时铲除权奸,又未能及时急流勇退,于是有人指责他“依阿”刘瑾,有人指责他贪恋禄位,自然也有人为他鸣不平。这样,关于李东阳的人品问题也就成了一桩讼案。实际上李东阳是个淡薄名利、为官清正、人品正直的士大夫。     

刘晏的经济思想初探

我国唐代中期的理财名家刘晏 ,在国家极端困难条件下 ,临危受命 ,办漕运 ,改革盐政 ,解决了当时京师粮食供应奇缺和国家财经匮乏的问题 ,为唐朝转危为安并由衰到兴奠定了物质基础。他的经济思想 ,有许多闪光之处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金代遗民文人李俊民生平行迹述考

李俊民当生于金世宗大定十六年(1176)六月十四日。25岁时中进士,走上仕途,先后任下邳守、沁水令、彰国军节度判官等职。一般认为其归隐是因金末时事动荡,其实主要是仕宦十余载,沉沦下僚,李氏遂厌倦而归隐。而后39至59岁,李氏在颠沛流徙中生活,先后在福昌、伊阳等地避难,甚至一度流徙到南宋之襄阳,其多首写襄阳生活和风物的诗可为明证。元太宗七年(1235),沦为遗民的李氏应泽州守段直之邀,返乡泽州,一直到85岁辞世。晚年的李氏主要生活内容是为金源遗民,存文保道,故面对蒙元朝廷的延请,其态度是可为其筹略谋划,甚至支持重视儒家文化的忽必烈称帝,但他始终坚持隐逸之志,绝不做新朝之官。     

关于元朝的国号、年代与疆域问题

蒙古原是金朝属部,成吉思汗受金官封“属部统领”,乘金朝衰败,称帝建国,接着出兵攻金,逐鹿中原。其继承者先后灭金、灭南宋,实现了对全国的统治。其国号本为“大蒙古国”（在中原汉地称“大朝”）,第五代大汗忽必烈建新国号“大元”以示承继中原历朝统绪,同时保留原国号,遂称“大元大蒙古国”。元人以太祖成吉思皇帝为本朝开国君主,明初所修《元史》同此。所以元朝起始年代应为成吉思汗建国的1206年。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征服了直到小亚、东欧的西域许多国家,实行皇族领地分封,形成西北四个汗国,称“宗藩之国”。元朝皇帝是大蒙古国大汗,各宗藩奉为宗主,名义上统有包括各宗藩国的辽阔版图,实际上各宗藩国均自主统治本国;被宗藩称为“大汗之国”的元朝廷直接管辖之地为中书省和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湖广、江浙、江西十行省,以及吐蕃三道（算一个行省）,这就是元朝的疆域。     

柳宗元《晋问》简论

《晋问》具有丰富真实的内容、深刻的思想内涵和高妙的艺术表现力,可谓“七体”成家之作。该文表现了柳宗元雄深雅健的文风,展现了其努力回归汉文并超越汉文的成功。     

蒙元的金银开采与管理政策演变

从蒙古灭金前后、统一中国北方以及入主中原这三个时间段对元朝金银矿冶的分布与开采进行了时段性研究以及区域性的探讨;蒙古灭金前的金银开采,以开采统治下的西夏与花剌子模等地区的金银矿藏为主,而灭金后则旨在恢复和继承金朝的金银矿产资源;1234年至1278年前后,蒙元帝国在统治的下中原汉地初步建立了金银矿冶管理制度,恢复开采疆域内的金银矿藏,然而此时蒙元的金银开采仍主要依靠云南地区;元统一中国后,统一政权的建立使得国家完善了对中国南北方疆域内金银矿冶的恢复、开发与徵课,并使元朝的金银开采基本上恢复了前朝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