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地位、主观社会地位与居民自感健康

本文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2年首次全面调查数据,从经济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角度出发,并依次控制人际关系及情感因素、人口学特征和自然因素与特殊嗜好因素,系统考察其对我国居民自感健康的影响。结果发现,代表较高经济收入的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对居民自感健康有积极影响;控制客观经济地位因素后,主观社会地位对各年龄层的居民自感健康的影响依然相当显著,当前社会等级和预期未来高的社会等级都能显著提高居民自感健康水平。     

收入、社会地位比较与主观幸福度——以收入为门槛变量的经验研究

收入和社会地位比较如何影响个体主观幸福度,随着使用数据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有所不同。基于2015年CGSS数据考察了个人总收入(简称收入)、社会地位比较对主观幸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不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收入对主观幸福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存在门槛效应;社会地位比较相关变量对主观幸福度有着正向的作用,其中家庭经济地位比较对个体主观幸福度影响程度较大;控制基本人口信息变量、社会地位比较相关变量后,收入对个体主观幸福度不存在显著影响,但存在门槛效应,收入高于门槛值的群体感觉幸福的可能性更高,且在婚姻状况、主观家庭经济地位、社会公平等变量对主观幸福度的影响程度上显著不同于低于门槛值的群体。     

中国居民家庭的主观贫困感受研究

主观贫困包含着大量客观贫困无法体现的信息，是客观贫困测度的一种有效补充。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半参数广义可加模型的主观贫困效应的测度方法，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的微观调研数据，对影响我国居民主观贫困感受的决定因素以及主、客观贫困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首先，按照CSS数据中居民对自身经济地位的自我评价，将居民划定为主观贫困和非主观贫困两种状态；其次，为了更加灵活的捕捉连续变量的影响，利用所提方法对影响主观贫困的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并对主、客观贫困测度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居民主观上的贫困感受不仅受到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家庭规模、人口结构、教育水平、资产积累、医疗支出、家庭遭遇困境事件、居住位置等因素均会显著改变主观贫困发生的概率。因而居民主观贫困的脱离不仅依赖于经济条件的改善，教育、医疗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从政策上提高贫困人口应对困境的能力都对提升居民安全感和获得感具有重要的影响。     

阶层分化、社会地位与主观幸福感的实证考量

文章以职业为基础对我国的社会阶层进行划分,在此基础上,使用WVS调查的数据对我国居民的社会地位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不同社会阶层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差异,企业经营管理者、下层办公室人员和城市体力劳动者的幸福感水平都高于农民阶层.这一研究结果大体上支持社会地位越高,幸福感水平越高的理论假设.     

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健康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08年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调查数据,构建"直接——间接双重效应"框架,应用有序Probit模型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对我国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是复杂的,其中收入对老年人的3个健康指标均有显著正效应;城市老年人健康状况不及农村老年人;教育程度与客观健康正相关,与自评健康负相关,但对主观幸福度影响不显著。同时,社会经济地位通过自理能力对老年人健康状况产生显著影响。     

基于LISREL结构方程模型的社会经济地位继承效应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SEM)是在路径分析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在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领域获得了广泛应用.文章在介绍结构方程模型基本原理以及用LISREL方法估计模型参数的基础上,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数据研究中国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继承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有着较高的代际继承效应,父辈职业、收入、教育程度等家庭因素对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产生了直接影响,子女教育则是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重要中介变量.应消除阻碍社会经济地位代际流动的制度障碍,增强社会代际流动性.     

贫困代际传递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机制分析

鉴于贫困代际传递存在的事实,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数据,结合有序Logit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实证检验了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贫困代际传递居民幸福感的Likert值低于非贫困居民,贫困代际传递显著降低了居民主观幸福感,但贫困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一定的适应性。对影响机制的研究发现,贫困代际传递可以通过影响居民对社会公平、阶层流动机会和社会信任的感知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同时,也会通过影响情绪,进一步调节个体对主观幸福感的评价。     

教育与主观社会地位——基于地位寻求理论的实证分析

教育不仅能提升个人社会地位,而且对家庭的社会地位亦有不可小觑的作用。因此,近些年中国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的攀比趋势越发明显。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2010、2012、2014年数据,对面板有序Probit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表明:个人受教育年限对个人主观社会地位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参照组平均教育年限对个人主观社会地位具有负向显著影响;个人教育年限的交互项对个人主观社会地位具有正向作用,表明教育水平越高,越不易受到社会比较的负面影响。研究证实了教育的位置性特征对主观社会地位具有显著影响。     

主观指标开发使用中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主观指标是相对于反映社会经济现象中客观存在的客观指标而言的统计指标,它表明人们对各种社会、经济现象的一种主观感受的反映。主观指标的开发使用,在反映社会经济现象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和独特的功能,如反映人民对经济、文化生活,对社会政治民主生活的满意程度和评价;反映不同阶层的人民在同一生活水平或不同生活水平条件下不同的态度以及在现有水平上的更高需求;反映党和国家各项社会经济政策的社会效果和反映人民对这些政策的评价、期望等方面,若仅停留在运用客观指标上,或对其反映不深刻,或根本无能为力,而利用主观指标加以科学的统计分析,则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社会经济地位与老年健康——基于(CGSS)2013数据的实证分析

借助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的截面数据,选取3 108个60岁及以上老年人样本,采用有序Probit模型,从自评健康、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三个维度,考察反映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的诸多因素对其健康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健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城镇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明显好于农村,但农村老年人更为广泛的社会网络对其精神支持的影响较城镇老年人更大。具有党员身份的老年人与其心理健康呈显著正向关系,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也会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改善,主观阶层认同较高的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也相对较高。从人口学特征来看,老年男性的健康状况比女性要好,有配偶的老年人精神状态更加乐观。就政策含义而言,当下应针对老年群体的异质性给予更多关注,积极提升老年人的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共同营造一个"健康老龄化"的社会。     

中国商务人士开启“乐活”人生——CTR发布2010“中国商务人士调查（CBES）”最新结果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化趋势催生了中国富裕阶层的不断壮大。据权威部门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家庭年收入超过25万人民币的城市家庭达160万户，2015年这一群体将达到400多万户，届时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和英国的全球富裕家庭数量第四多的国家，其中以职业经理人和企业高管为代表的商务人士则是富裕人群的中坚群体。超群的经济实力和强烈的自我实现意识，     

调查患病率反映了真实健康状况吗?——基于社会经济状况影响患病认知的经验分析

基于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汇总数据和CHNS的微观数据,针对中国不同居民群体的患病率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调查患病率反映的是人群认知患病率,而非真实患病率.患病率调查结果会低估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群体的真实患病率.受户口、收入、医疗保障、教育程度、信息获取能力等社会经济状况因素的影响,社会中低阶层对自身健康状况和患病的认知受到较大制约.这种信息制约不仅低估了当前社会健康的不平等,而且会进一步加剧健康的不平等状况.     

康乐指数的构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康乐是一个集人的健康、幸福、生活方式、经济、精神等方面于一体的结合体,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的康乐指数是社区居民对自身的健康、快乐程度与社区发展满意度等综合度量的一种指标,可以通过主观评价和客观评价相互结合构建一套科学的指标体系来综合获得康乐指数。文章研究发现,在控制个体幸福感之后,个体健康自评,以及社区层次的社会保障满意度、社区教育与文化因素、邻里互动情况,社区居住环境以及社区共同体意识均对个体康乐指数具有显著性作用。     

收入差距:客观测度与主观评价的实证

居民对收入差距的主观评价直接影响社会协调和稳定,是衡量收入差距适度性的重要标准之一。文章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为基础,使用多元有序probit回归模型,就中国居民所处地区的客观收入差距对其收入差距主观评价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客观收入差距对收入差距主观评价有显著正向影响,居民能够对所处地区存在的客观收入差距有一种理性的判断和认识;其次,对于相同的客观收入差距,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居民相比,受过高等教育的居民倾向于低估收入差距严重程度;再次,收入满意度高的居民也倾向于低估收入差距严重程度。     

居民收入主观感知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测度研究——基于北京市居民微观调查数据分析

对北京市居民收入及其主观感知状况等系列问题进行微观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市居民家庭年收入呈右偏分布,而居民收入主观感知状况呈左偏分布,近五成居民认为自己属于低收入或贫困收入群体。运用多项定序logistic回归模型对居民收入主观感知的影响因素进行测度,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因素能够提升居民的收入主观感知状况;劳动密集型行业居民的收入主观感知状况相对较低;收入、房产、私家车等因素是影响居民收入主观感知状况的重要客观因素;居民对宏观经济运行、收入差距问题的看法与其对收入主观感知状况之间存在联动效应。     

中国社会阶层变迁对金融服务业的影响和对策

一、中国社会阶层的变迁 社会分层是指各个社会群体由于占有或享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资源的不平等和不对称而拥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处于不同的社会层面、面临不同的社会生存的总体情况,是人们被"分派"于社会的特定位置的客观状态,社会分层决定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     

收入、社会阶层认同与主观幸福感

收入和经济社会地位的变化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仍然争论不休。作者引入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变量对这一问题在中国大陆的状况进行检验。用2006年的“全国城乡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在Ologit回归中采取解释变量梯次引入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收入变化、收入公平、社会阶层认同状况对主观幸福感都有显著地正向影响影响,且这种影响有显著地城乡差异,收入对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文章结论认为,由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中国大陆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受其他因素影响的状况和程度显著不同。增加居民收入并提高收入的公平性,改善公共卫生医疗和城乡居民社会管理参与状况,对增强城乡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医疗保险、社会资本与健康水平

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就是保障人民健康安全,实现这一目标必然要求从战略高度审视居民健康水平,把保障人民健康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优先目标。文章通过构建医疗保险、社会资本与健康水平的模型,采用2010—2018年CFPS五年的追踪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医疗保险、社会资本与健康水平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医疗保险的参保类型会影响居民的健康水平,而在中国这样的传统型关系社会中,社会资本不仅对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还可能加强或者减弱医疗保险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具体而言,"新农合"和认知性社会资本对居民健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城居保"和结构性社会资本对居民健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进一步地,结构性社会资本对"新农合"产生正面影响起到了阻碍作用,却充当了"城居保"扩大负面影响的缓冲剂。     

中国进入“新阶层消费时代”

关于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层,比较典型的看法是中国社科院社会所课题组对中国社会阶层的分析,其划分标准是各个阶层对组织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而非原来的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新的十大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十大社会阶层的人口总量结构非常特殊:底层和下层部分构成全国80%左右的人口,中层部分构成15%的人口,高层构成约5%的人口。它既不…     

我国农民阶层分化问题探讨

农民阶层分层具有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双重性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与作用也不尽相同。我国正处于城乡统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历史阶段,此时,"农民分工、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