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幻觉假说的实证检验

财政幻觉假说是公共选择理论下解释政府规模增长的理论之一。依据财政幻觉假说的经验方程，将“财政幻觉”分解为“赤字幻觉”与“预期幻觉”，以中国1978～2004年的年度数据，采用邹氏转折点检验、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对“财政幻觉”与政府规模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幻觉”是中国政府规模增长的原因之一，其中“赤字幻觉”的存在未得到显著证实，但“预期幻觉”对政府规模有正的显著影响。     

基于财政视角下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再探讨

通过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债务规模考察、成因分析、风险分析,得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正在酝酿一场危机,从表象看是财政管制危机,但可能不只是财政管制危机,可能引发财政整体危机,甚至不排除引发政府全面治理危机爆发的可能”.针对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现状,“对现有债务处理措施、改革现有财政制度、建立地方政府发债制度、建立公共财政制度”等是现实可行的建议.     

财政分权对教育支出规模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研究

教育支出是促进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物质保障。基于中国式财政分权的体制框架,选取2007—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财政分权对教育支出规模的影响,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为增长而竞争”与“为和谐而竞争”两种政府竞争模式对地方教育支出规模的中介效应。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作为我国最基本的经济制度之一,无论是财政收入分权还是财政支出分权都会对教育支出规模产生正向影响;不同的地方政府竞争模式会在财政分权与教育支出规模之间发挥不同的中介效应,“为增长而竞争”会抑制教育支出规模增长,“为和谐而竞争”则会促进教育支出规模增长。深化政绩观转型,转变地方政府竞争模式有利于发挥财政分权体制的优势,激发地方政府增加教育支出的动力,为我国实现教育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非线性影响——基于财政透明度的调节效应

以我国财政分权改革为制度背景，结合财政制度环境因素，深度探讨财政分权、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作用机制，并利用2009—2017年全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检验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较低的财政分权水平会刺激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上升，随着财政分权水平扩大，达到一定的临界值后，财政分权反而会有助于改善地方政府债务水平；财政透明度是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拐点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地区财政透明度越高，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抑制效应越容易挤出刺激效应，更早出现两者的拐点效应；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债务风险水平下，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表现。     

中国地方政府最优财政规模:理论与实证检验

在Barro的政府规模的内生决定理论框架下,运用中国省级地方政府规模的面板数据,实证性地估计了中国地方政府的最优财政规模区间以及分区域地方政府的最优财政规模区间。结果表明,虽然中国地方政府一般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是生产性的,但一般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规模过大;政府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的边际产出均显现出随其规模扩大而缩小的效应;中国地方政府一般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的实际规模均远远大于平均最优规模。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及路径选择

在“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的政府间财政格局下,中央和地方的纵向财政失衡已经成为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客观存在.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巨大的财政偏好,预算外资金、行政层级过多,以及中央和地方的隐性博弈等非制度化因素扭曲了央地财政关系.在重启财政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新制度经济学作为解释现实经济的重要理论,通过完善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正式制度,可以从根本上提供“治本”的良方.     

我国省级政府财政层级改革研究

通过对改革以来我国省级政府财政状况的全面分析,发现在维持现有省级政府财政数量条件下实施“省直管县”改革是可行性。但是,可行并非不改革、不发展。为了顺应城市化发展要求,我国省级政府财政的未来发展路径可依近期“省直管县”改革和远景“增直辖市”改革两个大阶段逐步推进。     

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形成机理与转型研究——基于“诺斯悖论”理论

我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模式在全国展开,引发了诸多弊端。在此背景下,基于“诺斯悖论”理论,从分税制改革动因、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土地产权制度、转型期地方政府典型的“经济人”行为特征、“路径依赖”对以土地出让为主的地方财政获取模式的强化作用方面,分析出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模式形成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从完善现行财政体制、建立现代农村土地产权征用制度、科学划定中央与地方政府土地财税收益的分配关系、地方政府向“城市公共治理者”角色转变、建立科学全面的政绩考核体系等五个方面提出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模式转型的对策建议。     

关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理论分析

本文首先分析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由于市场、计划和习惯三种经济成份长期共存、共同作用，而导致的市场失灵、计划失灵和习惯失灵现象，然后提出解决这种“混合机制”固有缺陷的最好方法是有效地运用财政权力——即征税和支出的权力。政府财政支出中一类很重要的支出就是财政转移支付。接着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作了更深入的分析，认为这种制度是平衡地区差别，进行宏观调控的一种有效手段，同时提出了建立省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原则与步骤     

农村公共事业建设与财政体制改革

我国“十一五”规划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重中之重,而农村公共事业建设在整个新农村建设中处于基础性的地位。然而,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一直严重供给不足,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现行财政制度造成的政府间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由于我国的公共事业责任基本在地方政府,因此必须进行新一轮的财政体制改革:首先界定市场与政府责任的界限,然后明晰各级政府的事权范围,最后调整财权,建立起“以属地分税制为基础、财权事权相统一、财政收支相对等”的彻底的分税制管理体制。     

以“服务型政府”为导向 创新构建地方财政体制

从“分税制”、“农村税费改革”到现在的“一免三补”,我国财政分配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央财政提高了实力,地方财政的困难普遍突出。从构建服务型政府的需要出发,通过对县乡财政现状的分析,以“服务型政府”为导向,对改革地方财政体制提出了若干建议。     

财政分权、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

规模巨大的地方政府债务威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经济的长期发展。利用2009—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选取考虑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在财政分权和财政透明度联合视角下,探究了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同时考察了财政透明度对财政分权影响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财政收入分权程度增加有助于地方政府债务减少,财政支出分权程度增加导致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而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从财政透明度的调节效应看,财政透明度抑制了财政收入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作用机制,而对财政支出分权作用机制的影响不显著;从扩展性分析看,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远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财政透明度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小于中部和东部地区。据此,政府应逐步完善财政分权机制,继续扩大财政信息披露,以实现政府对地方债务的有效控制和系统性风险的有序化解。     

县域财政压力、信贷行为与农村商业银行风险

随着县域财政压力的加大,县级政府干预金融资源配置导致县域金融市场沦为政府的“第二财政”,对县域金融稳定产生冲击。基于2011-2021年142个农村商业银行经营数据及其所在县域的财政数据,运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县域财政压力对农村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在财政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县级政府主要通过干预农村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和信贷投向,实现对县域内金融资源的配置,进而导致农村商业银行风险增加,即“金融财政化”增加农村商业银行风险。但进一步研究显示,县域财政压力对农村商业银行风险产生影响需要一定的前提,当财政赤字率高于3%的国际安全线或当县域金融市场为寡占型市场时,县域财政压力对农村商业银行风险有显著负面影响,否则影响不显著。此外,由于县级政府作为“看得见的手”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若政府对市场采取激励手段,例如构建县域范围内的信用信息共享机制或“政银保担”联动机制等,县域财政压力虽然会导致农村商业银行信贷规模扩张和房地产贷款占比提升,但农村商业银行风险不升反降,这为乡村振兴背景下财政金融协同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区际交易拓展：对政府与市场分野的思考

我国分权化改革所产生的强劲经济增长势头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政府权力赋予”的激励功能上，却忽视了“权力约束”对政府所能产生的市场维护和市场发展的合理激励。西方财政分权理论设定了要素跨区域流动的严格前提，实质上提出了一个分权激励与权力约束的对称性问题。本文针对我国地方政府扩展市场和分割市场的正反两种行为趋向，从制度视角分析了分权化体制对地方政府悖论行为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基于对体制纠错的思考对我国分权化体制的“分权激励与权力约束非对称”的制度安排缺陷进行了反思，在以西方财政分权理论中的政府权力约束为假定的条件下，从分权激励的逻辑推进上论证了政府权力约束的重要意义及实现政府权力约束的“依法行政”路径。     

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与管理:社区角色新定位

很多学者认为,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和管理可以采取多元化主体形式.本文认为,在多层代理和财政约束下,中央和地方政府均无法有效供给和管理农村公共品;同时,由于农村薄弱的市场经济和偏远的地理位置,以及私人资本趋利本性,决定了农村公共品供给和管理中市场失灵.相反,建立在农户闻相互信任基础上的村组级社区,可以自我供给和管理小社区急需公共品,并且得到实践证明.今后,要鼓励和支持农村村组级社区发展,强化其新角色,汇聚政府、市场、社区力量,共建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制度分割下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之转型路径探析

中央针对房地产市场连续实行严厉调控以来,房地产价格上涨势头得以遏制.与此同时,部分地方政府却频频以“试探性救市”措施寻求政策“微调”空间,凸显地方政府根源于“土地财政”的窘境.实现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之转型,必须优化和增加制度供给,建立财政风险分散机制,打破对非规范、非正式财政路径的严重依赖     

从R＆D资金投入看财政对科技创新的支持

随着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突出，财政支持科技进步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政府的客观选择。研究与开发（R＆D）活动是科学技术活动的核心，政府支持科技进步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干预市场中的R＆D活动而实现的。对R＆D投入的规模和构成能集中体现国家或地区对科技的重视程度以及对科技发展方向的偏好。文章旨在通过对我国R＆D资金投入状况的分析，进一步认识我国财政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和政府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     

区际交易拓展：对政府与市场分野的思考

我国分权化改革所产生的强劲经济增长势头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政府权力赋予”的激励功能上，却忽视了“权力约束”对政府所能产生的市场维护和市场发展的合理激励。西方财政分权理论设定了要素跨区域流动的严格前提，实质上提出了一个分权激励与权力约束的对称性问题。本文针对我国地方政府扩展市场和分割市场的正反两种行为趋向，从制度视角分析了分权化体制对地方政府悖论行为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基于对体制纠错的思考对我国分权化体制的“分权激励与权力约束非对称”的制度安排缺陷进行了反思，在以西方财政分权理论中的政府权力约束为假定的条件下，从分权激励的逻辑推进上论证了政府权力约束的重要意义及实现政府权力约束的“依法行政”路径。     

中国式分权、标尺竞争与财政农业支出——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系统GMM实证

文章将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财政农业支出架构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下,利用1988-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模型计量分析得出:财政分权在样本区间内促进了地方政府财政农业支出,具有正效应,但跨时与区域差异明显。财政分权与政府竞争的交互项阻碍了地方财政农业支出,在东部更加显著,模型加入政府膨胀程度、城市化、经济发展水平等变量后,回归结论保持稳健。另外,地方政府财政农业支出具有明显的累积效应,受宏观经济政策驱动明显,但是这种驱动力正在减弱。     

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转型的内在逻辑

我国在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中,财政分权一直是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这种特殊的分权制度安排为地方政府向增长型政府的转型提供了一个重要机制。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范式重新诠释了地方政府转型的理论内涵,梳理了西方国家政府模式演变的历史脉络,揭示了我国地方政府从增长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的内在逻辑,并建构了地方政府转型的激励与约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