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对策思考

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规定并影响着中国政治的发展.是衡量基层民主发展状况的尺度.从制度化角度对农民政治参与加以分析,对于实现我国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提高政治参与质量,开辟政治参与渠道,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步伐,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对新时期中国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重要意义、现状特点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了进一步加强新时期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思路与对策.     

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与乡村治理

乡村社会治理就是以村民自治为核心,通过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的并行发展,把农民利益最大化作为根本目的的一种乡政村治的良性发展模式。当前,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出现,对于乡村治理的文化成长、社会资本建构和运作绩效有着较为消极的影响。为有针对性地提升乡村治理的实效性,须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的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

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我国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既受现实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也受传统政治文化、农民自身素质的影响,同时还受现有政治参与制度缺陷的困扰.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必须针对我国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中存在的制约因素,深入探讨完善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途径.     

论我国农民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及其效应

农民的政治参与对农村的政治发展意义重大。要不断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 ,必须进一步建立健全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机制 ,不断拓宽农民政治参与的渠道 ,使农民利益的表达制度化、有序化 ;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尤其是农村政治文化建设 ,提高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 ,提高农民的参政议政水平 ;鼓励和正确引导农民有序地进行政治参与 ,表达他们的愿望和要求 ;要尽快提高我国农村干部的整体素质。     

新生代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原因及其制度化政治参与路径

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不实——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相对较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制度保障不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渠道的虚置与缺失;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政治文化内化不深——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文化落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社会认同感不强——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努力夯实其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完善制度建设,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制度保障;对新生代农民工普及教育和加强培训,提高其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政治文化水平;转变城市居民的社会观念,增强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感。     

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及完善对策

制度化政治参与体现了民主政治的精髓,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和显著标志.我国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还存在种种问题,分析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提出完善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对策,解决存在的问题,将有助于推进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促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与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问题研究

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是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重要内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提高农民的民主素质、培育农村社会资本、担当农民的利益代言人、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完善村民自治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是在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中实现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重要载体。为扩大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途径,需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现代化和民主化。然而 ,在社会转型时期 ,也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因素 ,农民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就是其中之一。本文在大量搜集材料的基础上 ,介绍了当前中国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主要表现形式 ,并从民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角度分析了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社会负作用     

当前我国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走向制度化的对策思考

前我国农民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常常诉诸于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以进入国家政治生活并影响政府决策，本文就这种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形式走向制度化提出相应的对策，以便为决策者提供参考。     

论农民有效政治参与及其实现的基础保障

针对制约农民有效政治参与的物质、制度、智力、组织因素，必须从中国农村的实际出发，对症下药，方可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积极地表达政治愿望和利益诉求，提高其政治参与的质量，达到参与的预期目的。夯实农民有效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搭建农民有效政治参与的制度平台；培育农民有效政治参与的政治意识；营造农民有效政治参与的组织空间。     

村民自治中村民政治参与探讨——基于利益与利益机制的视角

满足政治参与需求、提升政治参与水平、增强政治组织吸引力已成为研究农民在基层民主自治组织中参与政治生活的实践课题。随着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农村社会利益关系逐渐分化,利益主体、利益需求呈现多元化和多样化,这阻碍了村民自治组织功能的发挥,农村社会利益分配、导向、表达、协调等方面必须相应作出调整。本文基于利益与利益机制的视角,探讨了村民自治组织中农民政治参与的实现机制、动力机制、参与机制和保障机制的建构。     

村民自治中村民政治参与探讨———基于利益与利益机制的视角简

满足政治参与需求、提升政治参与水平、增强政治组织吸引力已成为研究农民在基层民主自治组织中参与政治生活的实践课题。随着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农村社会利益关系逐渐分化,利益主体、利益需求呈现多元化和多样化,这阻碍了村民自治组织功能的发挥,农村社会利益分配、导向、表达、协调等方面必须相应作出调整。本文基于利益与利益机制的视角,探讨了村民自治组织中农民政治参与的实现机制、动力机制、参与机制和保障机制的建构。     

集体林权纠纷现状及纠纷调处中的地方政府角色扮演——以闽西北将乐县为例

2003年开始试点,2008年全面推广实施的农村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被认为是我国继上个世纪80年代耕地家庭承包制改革后的又一个重大改革举措.由于此次改革触及到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加上改革利益调整分配不均衡,引发了许多林权纠纷.在调处各类林权纠纷中,地方政府因为所处的利益位置不同,决定了它们有不同的角色扮演模式.文章以闽西北将乐县为主要研究个案,重点探讨了地方政府在不同类型的集体林权纠纷调处中所扮演的仲裁者、经营利益维护者和寻租者角色扮演模式.文章认为,在林权纠纷的调处解决中,政府会根据参与纠纷的各方利益对比变化来调整自己的立场.     

论政治参与制度化

本文认为政治参与制度化就是指政治参与的制度规范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和人们参与的时间过程中获得价值认同的模式化的过程。它具有五个特征 :即参与制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参与目的及行为的可期望性 ,价值认同性 ,参与行为的模式化和过程性。政治参与制度化具有提高政府综合治理能力、整合政治参与行为、为政治体系的运行和决策不断提供要求和原料、定期为政治体系补充能量、把公民培养为管理政治社会的政治人的功能     

我国农民政治参与问题浅析

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是衡量基层民主发展状况的重要尺度,但是当前农民政治参与存在诸多问题,以此通过分析我国农民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而探讨提高我国农民政治参与水平的相关对策。     

当前我国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探析

当前我国农民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常常诉诸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以进入国家政治生活和影响政府决策,而且有扩大的趋向.它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本文将对其原因进行探析,希望为决策者提供一点参考意见.     

亨廷顿政治参与理论对我国"无直接利益冲突"化解的启示

亨廷顿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克服社会动荡和保持政治稳定的过程.造成社会失序的根源不是贫困和落后,而是社会转型时期不同利益群体政治参与需求的扩大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失衡,这也是当前"无直接利益冲突"频繁发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必须给不同利益群体提供广泛的合理合法的利益表达渠道,以不断满足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亨廷顿政治参与理论对化解当前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借鉴意义在于通过强化制度建设,保障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拓宽政治参与渠道,保障群众有效利益表达、完善听证制度,确保群众源头参与以遏制民生矛盾、扩展基层政治参与途径以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和培育新型政治文化,切实提高公民的政治认同感,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     

我国政治参与制度化建设的方向及途径

现代民主政治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是受制度规范约束的政治参与 ,即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本文结合我国政治参与的历史发展 ,指出我国政治参与制度化的方向 ,并对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制度化建设的途径作了进一步探讨     

不断完善政治参与制度是巩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途径

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的不断变化发展,政治合法性问题已日渐成为政治发展过程中的热点问题。对于合法性基础的转化,要从依靠经济增长的模式逐渐转型到依靠制度建设的模式上来。从政治参与制度角度审视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问题,不难发现基本政治参与制度和机制的缺陷、对新型政治参与制度缺乏创新、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未能有效融合是制约当代中国合法性基础得以巩固的制度性因素。因此,构建以完善基本政治参与制度为主体、创新政治参与体制机制以及对非制度化参与加以融合转化为框架的政治参与制度是提升政治合法性的重要途径和策略。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绩效评价

集体林权制度在"明晰产权"主体改革完成以后,各项深化改革的政策措施对激发农民经营山林积极性,推动林业快速发展显得十分重要。笔者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户对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各项政策绩效的评价,结果表明农户对各项政策绩效的评价不一。因此,笔者认为,在今后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要尊重农民诉求,在林权交易中心建设、林权抵押贷款、林业保险、林木采伐管理、林业专业合作组织、林业科技服务体系等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