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士与汉代小说

张兴杰此文载1989年第4期《兰州学刊》,文章说先秦还没有出现文学上所说的小说。中国小说的真正萌芽始于汉代。人们往往认为稗官就是王官,就是小说家,就是小说,包括汉代小说的创作者。其实这纯粹是一种误解,稗官不是文学上所说的小说创作者,汉代小说的造作者是方士,汉代方士之所以造作小说,是他们干禄的需要。我们主张方士是汉代小说的造作者,但并不主张方士是汉代小说的唯一造作者,事实上,除方士外,文士乃至儒士,也有加入小说造作队伍的。不过,总的来说,方士是汉代小说最早、最主要的造作者,方士在汉代文学史上应该占据一席之     

曹丕的“文士气”与“儒士气”

曹丕的诗,被有些诗评家认为有“文士气”。本文通过对曹丕诗歌所蕴含的感情、诗歌题材的取舍以及生平行止的研究,发现他的诗歌还带有儒士的色彩,诗歌艺术的追求上有明显而自觉的对儒家文学观念的继承,思想跌宕起伏却不悖于温柔敦厚的诗教。因而模仿“文士气”的说法,认为曹丕的诗歌还有“儒士气”。同时,考虑到他对诗歌意象的选择和对文学的重视,也能对“文士气”做一些补充。     

论"依附型合作"——一种解读儒士与专制王权政治关系的新视角

基于政治社会学的社会交换理论提出依附型合作的概念,认为儒士与专制王权之间存在依附型合作关系.儒家所特有的政治资源使得依附型合作具有可能性,而合作的真正实现有赖于儒士与王权的共同努力和相互认同,这种合作关系在汉代中期得以实现.依附型合作不仅仅是对儒士政治地位的静态描述,更体现为儒士与王权之间的一种政治博弈的互动模式.儒士与王权之间的这种合作互动关系持续于整个古代中国,是王权政治得以长期存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曹操与建安诸文士

传统的、现实的以及诸文土自身的种种因素,决定了曹操不可能优遇文士.但他网罗文士,还有方士,实在是一时之胜算,这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诸文士归依曹操,多是欣然而来,满怀期望而来,而曹操对待他们,虽不至于以倡优畜之,也凿然没有怜其才而大用之.诸文士志不获申,郁结幽怨之意自然发于诗文.本文以曹操与诸文士之间的关系为纽带,对学术界若干成说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汉大赋体制形成过程中的时代因素

汉大赋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和汉代社会生活有着深刻的联系。除了文体的继承发展因素之外,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各方面的具体状况都直接影响着汉大赋的内容和形式,帝王的提倡、贵族文士的具体生活状态、文化教育发展、政治制度的具体规章、文学审美观念的特定形态等等都决定着汉大赋诸方面的基本特征。     

《汉代经学与文学》简介

侯文学著《汉代经学与文学》一书,凡27万字,作为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资助出版之“高校社科文库”丛书之一种,2010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侯文学根据其博士后出站报告增删而成。汉代是经学“昌明”与“极盛”的时代,欲明汉代文学,不能回避其与汉代经学的关联。汉代经学与文学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     

魏晋南北朝儒学、家学与家族观念

在研究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时，论者常把这一时期学术文化呈现的新貌归因于汉代经学即儒学的衰落，这似乎成了一种共识。诚然，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确乎不像汉代那样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中居于崇高地位，在文士的心目中，儒学也不像汉代那样是唯一的精神寄托，但儒学对文士的长期影响所造成的思维定势，不可能随着汉帝国的衰亡骤然归于沉寂。如果我们考虑到魏晋南北朝的文士大多出自世家大族，或与世家大族有着某种联系，那么，我们将会发现，儒学仍以一种家学形式，作为世家大族的精神支柱，深刻而微妙地影响着一代文士，或隐或显地表现…     

汉代骚体赋创作动因管窥——以汉代文士政治思想压力为契机

论文以汉代文士政治思想压力为契机,探讨这种压力对骚体赋创作的意义。两汉大一统的专制政治使汉代整个知识分子群体都笼罩在皇权的威严之下,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环境特点又施加给知识分子不同的思想压力。以汉代历史发展进程为序,两汉文士的政治思想压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汉初意识形态压制下的痛苦;西汉前中期诸王宾客的危机感;汉武帝朝文士对专制统治的畏惧;东汉文士在宦官外戚乱政下的不安全感。这些压力成为汉代骚体赋创作的重要动因。     

论汉代寓言诗及与其他文体之关系

寓言诗发轫于先秦,成熟于汉代。汉代寓言诗在题材选择、表现手法、艺术表达上与寓言赋、谐隐文以及其他乐府古辞之间构成了互相影响和同源共生关系。这说明,一种文体的形成、发展与成熟,既是文学诸体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共生的结果,也是文体内部对这种影响、共生关系有机选择的结果。研究文体之间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可以揭示在文学发展过程中文体之间艺术因素的互相转化、互相渗透的文学发展史观。     

论经学与汉代文学的关联

经学对汉代文学发生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学与汉代文学史整体图景的关联,呈现为顺承与逆反两个方向,而经学与文学的基本关系是整合与背离;二是汉代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经学主题,这是经学向文学渗透最为显明的表现,而徘徊于“学”“术”两端的士人心态在其中表露无遗;三是经学之于文学的制度性建构,此即由经学观念导致的乐府机构的设立之于汉代文学的顺向性和文化性影响。     

北朝元氏家族文学与学术考论

作为北魏及东魏西魏的皇室成员及北朝最大的家族之一,元氏家族的文学活动是北朝文学研究的重要部分。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可以统计分析元氏家族的文士数量、传承情况及具体的文学与学术活动等。元氏文士现可知有九十余人,大部分出于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后。元氏文士多名士化,在文学、学术上较多具有南朝文化特点,由此可深入全面理解孝文帝汉化改革,亦证汉化改革在文化上较多受到魏晋河南新学及其流风南朝文化的影响。对元氏家族文学学术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北魏的汉化改革及其兴盛与衰败的历程、鲜卑文士的汉化进程等,亦为北朝文学学术的全面研究提供研究视角和材料。     

唐代文士籍贯与文学考述

唐代文士籍贯与文学关系密切,不同时期文士籍贯总是以密集点的呈现表明其分布状态;中晚唐文化虽呈南移趋势,陕西和河南籍的文士密度仍居前列;《丹阳集》编撰的意义在于确认以籍贯为单位关注文学现象的意识,而初唐“吴中四士”的出现隐含着北方文人势力强盛南方文人势力弱小这一事实。     

试论汉代文学两种类型的人神关系

本文论述汉代文学两种类型的人神关系 ,即君臣主仆型和师友型。先秦文学所奠定的君臣主仆型人神关系原型 ,在汉代文学中得到进一步强化 ,同时出现某些变异 ,存在臣仆和器物相互转化的现象。汉代文学师友型人神关系 ,通常是人向神灵讨教求援 ,或是神灵主动伸出援助之手 ,其中往往包含神灵对人进行考验的情节。君臣主仆型人神关系主要表现人的占有欲和支配欲 ,师友型人神关系突出神灵的特异功能 ,它的爱心、同情心和乐善好施。     

激荡的时代与走向灿烂的文学--武则天时期政治对文学影响论析

武则天时期的多项政治措施和政治制度都对文士和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表现在对文学队伍的破坏与补充、新的文士群体和文学体式的出现以及文人精神状态的变化等三个方面。     

宋代女性的文学教育述论

宋代女性的家庭文学教育有自学自修、家庭成员互教互学等几种途径,艺妓的文学教育主要来自与文士的交往.诗歌是女性文学教育的重要手段.宋代女性的文学教育与重文教风气、图书普及、女性交际需要等密切相关,是"才女"辈出的催化剂.     

汉代齐地尚巫之风考实

尚巫之风在汉代极为盛行 ,不同地区的巫风形成了各自的地域特点。“巫儿”习俗 ,是富于个性的齐地巫文化典型 ;“神仙 -方士”之学是齐地居多 ;齐地的“八神”系统 ,曾经是东方宗教祭祀、宗教崇拜的中心 ;“城阳景王”崇拜是汉代形成于齐地的新巫俗。尚巫之风 ,直接推动了从民间巫教到早期道教的转变 ,巫术与政治相结合的传统源远流长。汉代齐地的巫风 ,既有对远古东方巫文化的继承 ,又有在汉代形成的新的巫文化分支 ;它超越了地域界限 ,对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翰林学士与唐代文学

唐代翰林学士是“天子私人,“”侍从亲近,人臣第一,”在皇权享有绝对权威的封建国家位极人臣。翰林学士由文士充任,因此又可谓是词臣之首。身负政治与文学的双重角色,占据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制高点,他们跟文学的关系不同于普通的文人。翰林学士对文学有隐性与显性的双重作用,不仅以卓越的创作与理论丰富了唐代文学,同时还以特殊的身份影响着文人心态与文坛走向。     

汉代君主"好大"的审美意识与汉大赋之"大"的审美互动

中华民族传统的崇拜大、雄壮的审美意识在汉代君臣那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并且推崇到极至.以"大"为美,作为汉代帝王与文士们共同的审美意识与审美互动,贯穿着汉大赋创作的内外表里和创作之始终,规范着汉大赋具有时代特征的审美理想.     

论汉代颂赞铭箴与汉赋的同体异用

在汉代,不仅辞赋繁盛,多种文学和文章体裁也得以发展、成熟.但因为其中颂赞铭箴关系密切,它们都追求文辞繁富,着重铺陈,行文上注重句式的整饬和用韵,在文体上有共同点,但用途则各不相同.文章试图从文体发展和社会作用等方面探讨汉代颂赞铭箴与汉赋同体异用的关系以及它们的同构性与差异性,为汉代文学的文体研究提供一个视角.     

唐代文学史上的第三次吏治与文学之争

接踵二张,房琯与贺兰进明之争便是盛中唐时期的第三次吏治与文学之争。这里所说的吏治更多指的是政事,准确地说是玄肃之争。从房琯奉诏传位于肃宗开始,玄肃之争便与文学、吏治之争不可分割。贾至《自蜀奉册命往朔中途中呈韦左相文部房尚书门下崔侍郎》一诗可谓此一阶段的“诗史”,虽然纪事简略,却可以呈现房琯等赴肃宗处宣召旧臣的当下之心境。传位之语境及旧臣入新朝将面临何种局面更是思考的中心议题。入朝之后,以房琯为中心形成一个文儒集团,集团中重要的成员均是文士或者儒士。与前两次不同的是：房琯遭逢乱世,置身唐玄宗与唐肃宗之间,难以持平两端。房琯被贬,文儒集团瓦解,陆续贬黜的贾至、杜甫等人则迎来了文学创作的高峰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