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阳修《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

欧阳修主张探求《诗》本义,但《诗本义》并非全是《诗》本义。《诗本义》的许多解说很精彩,但也有不少解说值得商榷。学者过多关注《诗本义》疑古惑传的开创性、人情解《诗》的独特性、求《诗》本义的合理性,而较少关注它解说《诗》本义的错误。《诗本义》错解《诗》本义,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诗经》传注本不误,欧阳修反对其不当批驳;二是欧阳修以人情解《诗》,“人情”却并非总是合理;三是欧阳修过分探求圣人之志,妨碍了他对文本的正确解读。宋代林光朝称《诗本义》“于义未稳”,却被视作讲学者的一面之词,致使《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被忽视。     

朱熹对《大学》主旨的改造和诠释

从文本考察和经典诠释的角度出发,朱熹经过“移其文,补其传”的工作,重新诠释《大学》主旨,把它从《礼记》中一篇通论礼意的文字改造为“为学次第之书,即物穷理之学”,从而离经独立,自成一书,并使之获得了“四书之首”的地位。朱熹以“致知在格物”为主题改造和重新诠释《大学》,目的在明了“吾心之全体大用”。这有一定的学理依据,同时更是一个学术创新的过程,是出于其建构理学体系的需要。朱熹这一学术创新有得有失,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     

论《大学》的修己治人之道

儒家的修己治人思想,虽然孔孟早已有所阐述,但严格说来,直到《礼记·大学》篇问世,它才得到系统、完整和集中的表述。《大学》中被宋儒称为“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的内容,以及全部“传”文,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先秦儒家的德治仁政主张,强调修己是治国的关键,阐述了修己治人的一整套伦理政治思想。这在整个儒家经典中是很有特色的。鉴于研究这一理论的专论尚不多见,笔者不揣冒昧,试作如下探析。     

上博简《诗论》第17号简“《将仲》之言”探析

《诗经·郑风·将仲子》篇的诗旨历来多有争论,汉儒谓之为“刺庄公”之作,宋儒以“淫诗”视之,当代学者则多以“人民性”解读此诗。上博简《诗论》17号简对于此诗的评析,证实了《将仲子》篇关于“郑伯克段于鄢”史事的影射,简文中的“言”即指庄公之言,“不可不畏”表明孔子对于庄公这种心口不一的“巧言”的畏惧。《诗论》所评代表了孔子时代的道德评判取向,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     

朱熹“格物致知”论析评

凡是分析朱熹哲学思想的论著,几乎没有不讲“格物致知”论的.但着重点却各不相同,分析评价也有较大分岐.本文拟从几个方面对“格物致知”论的基本精神做一些探讨.“格物”含义朱熹对“格物致知”的解释,以《大学·格物补传》为代表.因为据朱熹说,这篇《补传》是“窃取程子之意”而精心构思、字斟句酌写成的.朱熹公然将它补入《大学》正文,充分表现了他理论上的自信和对这段文字的欣赏.我们立论,自然应以《补传》作为主要依     

关于“斯”字词义的一点意见

宗传璧、周烽同志的《从“斯”字看<论语>》一文(载《复旦学报1989年第六期,以下简称“宗文”)根据段注《说文》等证据,认为“斯”字的本义当为“析”义,“斯”字作为“此”义是从宋代开始的,因此《论语》“先王之道,斯为美”之“斯”应当是“分析”之义。宗文的这一见解其实是不能成立的。一、《说文》探究的是字的本义,但字义不一定等于词义,正如“岁”字许慎释为“木星”,并不等于上古“岁”字就没有“年岁”、“年成”之义,“叔”字许慎释为“拾也”并不等于上古     

试论《仪礼·丧服》"旧传"与《礼记》的关系

今本《仪礼·丧服》篇包含“经”文、“记”文与“传”文三部分内容 ,其“传”文据说是孔子弟子子夏所传。本篇每条“传”文之首均冠有“传曰”二字 ,而有些“传”文中间又有“传曰”二字。这些“传”中之“传”被称为“旧传”。有学者认为《丧服传》所引“旧传”当是《礼记》之文。此说尚容商榷 ,这些“旧传”当是比《礼记》与《丧服传》更早的解经之作 ,《丧服传》的撰作也当在《礼记》成书之前。     

再谈“格物”与“物格”——写作断想之三

《“格物”与“物格”》一文刊登在《荆州师专学报》83年3期上后,一位好友对我说:“还应该对格物与物格解释一下。”我想,这意见很对。不仅如此,对这个问题也没有谈透。好友的话使我想到以下几个问题:一、“十年格物”即使达到“一朝物格”,也只是说明艺术家具备了创造艺术品的条件,并不等于作品的诞生。     

浅谈《大学》一书的道德修养及社会作用

《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篇,后经二程修订,朱熹补传,而独成一书,名为《大学章句》。朱熹又合以《论语》、《孟子》、《中庸》为《四书》或曰“四子”,成为研究圣人之道者,必读的经典。一“大学”原意为王公贵族子弟的学校,引申为培养统治者的学问,宋儒又解说为大人之学。《大学》一书的基本内容为:三纲领,八条目,其根本思想是在于修己治人,说明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治国平天下的一致性。《大学》开篇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即是《大学》中的三条纲领。“明明德”,就是把美好的德行发扬光大,充分发挥好主     

《诗论》竹简编联原则与文本复原

上博《诗论》竹简编联和文本复原处于混乱状态的原因很多,但由竹简“留白”所引发的简制之争是其关键。我们认为《诗论》“留白简”与“满写简”之间不存在“简制”上的根本差异,《诗论》竹简编联和文本复原工作应该在依据“文义”及《诗论》作者“评《诗》思想”的大原则之下进行,同时需要充分兼顾“句式”、“文例”、“篇名组合”、“竹简残断类型”等具体因素,不断认识和把握其思想脉络,这是《诗论》更深层次研究展开的前提和基础。     

说甘英不渡“西海”的“最原始材料”

《（后汉书&#183;西域传）记载的一段希腊神话》一文，其结论赖以成立的所谓“最原始的材料”，其实并非是最原始的，本文对此作了分析，并由此而进一步对有关甘英出使大秦的史料使用问题作了探讨。     

从《大学》“格物”、“致知”的阐释看泰州学派的演进——以王艮、罗汝芳、李贽为例

儒家经典《大学》本为《小戴礼记》中的第42篇,是倡导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修身为本的先秦儒家典籍。自从朱熹《大学》改本的出现和定型,此后数百年间,人们阅读《大学》时,一直受其影响。明代王学的发展是伴随着《大学》的不断解读而逻辑不断缜密的过程,也是对《大学》核心概念诠释不断变化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过程。泰州学派的发展尤具有代表性,从王艮的“淮南格物”之说发展到李贽的“童心”说,既是对阳明先天预设之“良知”的不断消化的过程,也是对“良知”系统不断重建的必然;把“良知”先天预设还原到后天实践的演进,既是消融和降低“良知”动态性的过程,也标志着阳明心学的终结。     

朱熹礼理沟通的经典诠释——以《大学章句》中“格物致知”为例

朱熹的《大学章句》是独具特色的理学诠释文本,代表了礼理沟通、融合的经学诠释典范。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注入了天理论,实现了从礼到理的哲学升华;强调大学格物的基础是小学工夫,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礼理沟通的可能;同时重视格物中居敬涵养的修养工夫,强调礼理融合的实践。     

从经学复兴到乾嘉考据学派的形成

考据学的产生、发展源远流长,其间形成了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两种风格迥异的注释传统。这种学术史氛围,为乾嘉考据学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基础。从清初的经学复兴到乾嘉时期考据学派主盟学坛,清前期的学术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顺治朝到康熙前期的经学复兴期、从康熙中后期到乾隆初年的经学沉潜发展期、从乾隆初年到四库馆设立时的考据学派正式主盟学坛期。乾嘉考据学派形成的原因历来有"文字狱高压说"、"康乾盛世说"、"内在理路说"等三种有代表性的学说,但三说各失偏颇。从社会环境和学术自身的演进规律综而论之,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大因素:自明朝后期出现的"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演进趋势使经学在理学的外壳下发展起来;明清之际兴起的经世学风致力于从经典文本中寻找到圣人的济世良方,但演变到后来,却逐渐失去了经世的内涵,对经典的研究本身成为目的;朝廷大力表彰的"理学"在心性思辨领域已经缺少可拓展的空间,因而理学在"尊德性"之外的另一面,即"道问学"在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就凸显出来。     

卞之琳诗歌英文自译翻译伦理之透视

卞之琳将自己的诗歌翻译成英文的过程所遵从的翻译伦理与其在英诗汉译过程中所遵从的翻译伦理不一样。英诗汉译过程中,其遵从翻译的再现伦理,不仅再现英文诗歌的内容,还能再现英文诗歌的形式;自译过程中,其遵从广义的翻译规范伦理,译文虽再现了汉语新诗的内容,却没有完全再现汉语新诗的形式。在诗歌意象传达方面,其译文传达了原诗的意象所指,却没有保留这些意象原有的表现方式;在格律和韵律的传达方面,其译文保留了原诗的诗行数目、跨行方式,却没有保留原诗的节奏和押韵方式。指出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弱势话语地位,是导致卞之琳在自译过程中践行广义的翻译规范伦理的主要原因。     

试析明儒李材的《大学》改本--兼与朱子《大学章句》比较

作者详细地分析了明代哲学家李材的《大学》改本 ,并将其与朱子的《大学章句》做了认真比较 :按照朱子的理解 ,则《大学》一书的基本结构应为 :三纲、八目 (经 )———三纲释、八目释 (传 ) ;此“三纲八目”结构成为一种“典型”。此后数百年间 ,人们在阅读、理解《大学》时 ,无不受其影响。李材的《大学》改本则对此有所突破 :李材以其“止修”学说为基础 ,提出了一种以“知止”、“修身”为中心的 ,全新的《大学》义理模式。李材改本为我们更加深入全面地理解《大学》一文提供了新的视角 ,值得予以关注     

“介于朱、王二本之间”——魏庄渠《大学指归》对明代理学的批判、融通与重构

明代理学家魏庄渠《大学指归》对《大学》的阐发,突出了至善无对、知止见性、格物知本思想,彰显了复性定性、静养天根、先立乎大、自作主宰工夫,试图以此解决朱、王二家支离、空寂之弊,融通朱、王二家之说,开拓明代理学“第三条路线”,彰显了明代理学演变的复杂性,体现了《大学》诠释的多元性,启发今人不可拘泥于“非朱即王”的观点,以免对明代理学做出简单化理解。     

庄子无用之用的另一种解读

一般认为,庄子的无用之用是以隐喻的方式对自然无为之道的拟说。任何物只要运用得法,都能带来大用;一切用都资大道的无用而成其用。即是说,它关注这样一个问题:道和物的用是什么?本文认为应该继续追问下面一个问题:用对物意味着什么?尤其是,无用之用对物的意义意味着什么?无用之用就是通,是对道的通达,它以伟大力量守护物的意义;同时,它显示了庄子与其时代的遭遇方式。     

《大学》：文本、思想史与当代视域——以“诚”、“明”为核心

历代对《大学》之“诚”“明”的解释,在思想史上有重要意义。而这些解释构成的阐释链虽有历时的变形,但将之与《中庸》作横向的比较,又可以发现其相对的一致性。《大学》文本的文献学问题,实际上可以归之于思想史的问题。而思想史的问题,往往与儒学的时代背景与命运紧密相关。《大学》的“诚”“明”比较鲜明地体现了心性儒学的特点。无论内圣是否能开出新外王,儒学的现代命运都值得当代人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