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权内涵的变迁

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权是关注少数民族集体和个人经济发展权利的一种新型权利话语,其概念的逐渐清晰得益于权利基本话语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其内涵的不断变迁深受发展观的演进以及国家治理理念转变的影响。从中国国情和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现实环境出发,从国家经济发展宏观观念演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理念变化、国家治理与经济社会治理理念转变角度探讨"民族经济发展权"的内涵变迁颇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我国农业法学若干基础理论问题

我国法学界对农业法基础理论中的一些最基本问题如"农业法"的命名、定义、调整对象、法律地位等的认识一直很模糊,这种状况应当引起法学界的高度重视。目前"农业法"命名之乱象不利于我国农业法的完善和发展,从命名的科学性、准确性、习惯性考虑应当将其统一命名为"农业法";广义农业法是指调整在国家干预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特定经济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我国农业法已具有有别于民商法、经济法的特定的调整对象;我国农业法不是产业法,它必定也应当从经济法中独立出来而成为一个新的法律部门。     

“第三条道路”理论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启示

"第三条道路"是资本主义国家为解决自身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新的不平等和非正义等社会和经济危机,从国家政治和执政党的角度提出的一种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理论和实践。其理论和实践探索对我国未来经济和社会改革目标的制定和策略选择,以及我国解决全球化时代社会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各种新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关于经济法概念和调整对象的再思考

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重新确立经济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经济法作为规范政府干预经济生活、保证政府干预的正当和适度的法律形式，从性质上看属于"二次调整"的法律，是对民商法规范的经济关系的再次调整和矫正的法律。     

关于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三牧"问题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牧区产业结构调整步履艰难,牧业增产不增收、牧区经济发展落后、牧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三牧"问题逐渐显露,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三牧"问题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三农"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系到牧区经济社会与生态协调发展,关系到广大牧民增收致富奔小康的问题,也关系到国家生态安全、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大局.制定和调整解决西部民族地区"三牧"问题的政策措施,寻求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与草原生态保护之间协调发展的政策支持已是当务之急.     

前瞻2008年调控大势

从"一防"到"两防",从"双稳健"到一"稳"一"紧",从"又好又快"到"好字优先"……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08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勾画出一幅新的路线图。     

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根本依据

我国经济社会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发展，是实施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转轨的根本依据。（一）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轨，根源于现代化的客观进程；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内在要求；（二）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轨，是我国教育迎接２１世纪挑战、适应时代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抉择。     

浅析人权白皮书中的人权话语及其变迁

分析考察历年人权白皮书,是归结整理我国官方人权话语及其变迁的一个有价值的视角。从结构体例来看,历年白皮书可以归结为三种模式:混合模式、"五位一体"模式和权利清单模式。与前两种模式相比,权利清单模式体例更统一,用语更规范,权利编排上也更符合当今中国实际,体现出在人权观念和话语上的一些新变化。在历年白皮书中,生存权所占比重逐渐减少,这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是逻辑一致的。生存权在完成其解决温饱问题的历史使命之后,将不再构成我国人权话语体系的核心语汇。发展权利的内容日益完善,重要性不断凸显。在2013年人权白皮书中独立成篇的社会保障权利,突出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和人权保障的"民生"特色。发展权利和社会保障权利将成为我国今后人权话语的新重心。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政策有了重大调整和创新,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多予、少取、放活","两个趋向"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又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任务,我国开始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的历史阶段,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以科学发展观调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发展是一个广泛的、历史的范畴,人类对其本质的理解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追求的是合理的发展,关注的是发展的意义。科学发展观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和具体体现,适应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是应对当前国内国际环境的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调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鄂伦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制度变迁

新制度经济学证明:除了土地、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外,制度和文化是影响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在因素.从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看,民族习惯是在本民族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又随着社会生活和政治文化的不断发展而演进并形成习惯法.习惯法在国家法形成中有着"助推器"的功能,并随着历史发展而从国家法系中剥离脱落并扩散为民族习惯法文化,鄂伦春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与制度变迁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社会政策之维:依据、路径及提升

当前我国社会政策建设滞后所引发的系统性经济社会发展风险,凸显了从社会政策维度加强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紧迫性。从理论维度看,现代社会政策所蕴含的托底与共享机制,使其有助于提升国家治理软实力、提高经济发展的内生能力、强化政治发展能力以及社会秩序建构能力。从实践维度看,在国家治理中,化解公平正义欠缺难题、保障民众基本生存与发展权利、促进国土空间的均衡发展与空间正义、推进新常态下经济顺利转型升级,都需要发挥社会政策体系的支撑作用。着眼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应增强社会政策体系的包容性,构建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持续推动社会政策决策与实施体系现代化。     

论环境物权的独立性

环境物权作为一项新的物权类型,是适应当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和绿色经济发展实际的一种法制创新,也适应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本文将从环境物权的内容、权利本质两方面进行物权理论与法理学上的论述,同时论证环境物权与环境权以及传统物权的关系,为环境物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而存在提供理论参考。     

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18世纪的两次革命--工业革命和法国革命所具有的经济与政治色彩,赋予了现代社会典型的经济与政治的"两面性"特征,为"应得权利"与"供给"这两个概念及其关系提供了思想渊源."应得权利"与"供给"及其辩证关系,孕育了现代社会各种矛盾与冲突的萌芽,构成了达伦多夫社会冲突思想的理论基石.当代中国处于社会变革转型期,社会问题相伴而生,并引发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从"应得权利"和"供给"的辩证关系来看,当前中国已经出现了经济持续发展、政治与社会发展滞后的不平衡状态;从"应得权利"和"供给"的辩证关系入手,通过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良性互动来解决现实中的矛盾与冲突.要从"应得权利"的角度出发,健全包含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以及涉及个人自由条件的现代"权利体系";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建立、健全、强化并完善多元的社会矛盾冲突疏导机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     

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分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为完成执政历史任务、巩固执政社会基础、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而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文章主要从法治的视角来系统论证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首先,从我国当前法治的制度现状、法治的功能以及中西国家治理的历史比较三个方面来分析法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必要性的.其次,法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可能性在于,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所追求的秩序井然、公平正义、权利保障等价值追求是一致的.     

对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深层思考

任何国家或民族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都客观上面临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自然历史过程。而以国家"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来回应这一自然历史过程,实质是以国家自觉、社会自觉、人的自觉来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为此,厘清人们的能动性选择与事物自然规律及属性之间的一些理论问题,很有现实意义。     

社会保障政府责任的社会经济功能

作为现代国家制度建设重要环节的社会保障制度,其社会经济影响力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减震器和安全网,是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制度安排。适度的社会保障,不仅不会造成效率的降低,反而通过改善劳动力质量,提高经济效率,推进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增进社会权利均等化,提升社会凝聚力与国家竞争力。     

西藏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

西藏自治区是我国"一带一路"战略面向南亚的重要连接点,对于西藏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带动作用非常大。西藏融入"一带一路"区位优势明显、资源丰富、文化特色鲜明,总体可以说条件得天独厚。西藏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战略能极大地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也是确保我国国家安全的重大举措。同时,从国家安全视角分析,西藏在融入"一带一路"过程中要注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和边防安全。     

经济全球化时代我国的律师权利刍议

律师权利是权利的一种,是指法律赋予律师在执行职务时所具有的依法实施一定行为的可能性。律师权利是一个历史的概念,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使我国的律师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综观我国律师的使命及其目前的权利状况,在我国的立法中增加和扩充律师权利已成为当务之急。     

论新型民事权利的立法转化——以土地发展权为例

对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生利益冲突,过分依赖例外规则会破坏法律的体系性并导致规则冲突与标准混乱,应通过立法生成新的法定权利予以调整。因我国征地补偿存在的制度瓶颈和理论不足,土地发展权被学者引入并在实践中以多种模式出现。土地发展权以土地开发转用的增益分配为核心,属民事权利中的物权,在我国现行土地制度下只适用于集体土地。依霍菲尔德权利理论,土地发展权的内容包括在土地规划范围内自由安排土地的用途和在土地开发转用时主张一定比例的增值利益等权益,以及不得改变规划用途使用土地等负担,土地发展权残缺部分由国家代表社会行使。新型民事权利的立法转化应全面具体,避免沦为解决个别问题的例外规定或填充法学理论的抽象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