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养取任——王安石人才培养思想研究

王安石的变法涵涉诸多方面,而其注重对人才培养作为其变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王安石重视人才储备,提出"教、养、取、任"的人才培养观,同时在变法活动中大力倡导兴学校、"一道德"、改科举,为其变法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组织保证.     

王安石新学哲学的创立

王安石新学的建立具有坚实的哲学基础。首先,从王安石对太极、道、天名异而实同的规定、道的特性界定可以体认出其哲学逻辑结构是太极、道、天→阴、阳、冲气→五行→人物的模式;其次,王安石从天道下行人道、从人的性命安顿体认出性命之理和道德之意,在对孟子、荀子、扬雄、韩愈四子人性善恶之辩缺失分析之后,提出与礼乐结合并当于理的情之发动;再次,王安石提出新故相除说,不仅明确万物运动变化的趋势,亦是其变法的理论支撑。王安石的性命之理、道德之意为理体学的开创起着推动的作用,其《三经新义》亦开出转训诂之学为义理之学的先风。     

王安石的军事思想

王安石作为政治家、改革家,虽没有完整系统的军事著作,但围绕富国强兵这个思想宗旨,而对军事问题多有论述。其军事思想表现在散见的文论中,体现在变法的主张里。王安石提出的"省兵"、"将兵法"、"兵农合一"等军事思想,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王安石的法治思想探略

王安石变法是以“大明法度”,变法图强为指导思想的崇尚法治,以法治国的改革运动。在变法实践中,王安石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法治理论。文章分别从其关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阐述他的法治理论与法治思想。以为学习和研究王安石的法治思想对于促进当今的法治建设仍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王安石《淮南杂说》中的“异志”思想

王安石《淮南杂说》中提出臣可用非常之礼、君可取而代之的“异志”思想 ,受到杨绘、程颐、杨时等人的攻讦。其实 ,王安石的思想根源于儒家经典 ,又为其改革服务 ,具有进步意义。理学家的批评既有反对变法的因素 ,更有强化封建纲常的时代要求在里边     

曾公亮与王安石变法

曾公亮作为北宋政坛上的三朝元老,影响力极大。早年即有变革之心的他,在王安石变法中不但大力举荐王安石主持变法大局,而且在变法过程中还给予王安石相当程度地支持,这对变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变法的深入,他与王安石在变法认识上的分歧日渐严重,加之其它方面的原因,最终他不得不从正面退出变法舞台,没能成为所谓坚定的变法派。     

王安石“礼义治国”的思想与实践

王安石的变法思想主要渊源于儒家，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特别是变法实践中，他主张泽民、宽刑、爱士、养兵，提倡德教为本、礼义治国。     

王安石与佛教关系新论

王安石濡佛,儒事与佛行不离,既与其父王益的少年启蒙及当时的社会风气密切相关,又与其个体人生困顿、希冀超脱密不可分.王安石因应时势,率先发挥先王道德性命之意,昌明儒家道德形上之学,创建新道统学说,其推天道明人事,重建儒家道德法度以回复尧舜三代政治.这种新思维、新变法与其以佛解老、援佛道入儒关系密切.王学随熙宁变法而兴衰,其对宋明学术乃至三教关系流变产生重大影响.     

张载的“经世”思想

多数研究者把张栽关学研究归结为“实学”,实际上,张载与同时代的王安石、二程等人的思想都带有道德理想主义的成分,即,讲求“经世”的作风是在理想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当然,张载与王安石等人的“经世”思想,也有着重要的区别。前者期望从社会基层秩序的重建,以挽救政府的危机;后者则倚赖“君权”来领导社会。前者为“自下而上”的改革,后者为“自上而下”的改革。两人从《周礼》中汲取了不同的思想资源,王安石则从《尚书》〈洪范〉篇中发展了“君权”观念。     

王安石“不列《春秋》于学官”释疑

王安石"不列<春秋>于学官"是中国学术史上曾引起很大争议的一桩公案.本文认为,王安石从学官中废除<春秋>,是与其变法实践紧密相结合的,其目的是为变法改革服务,在意识形态领域为变法铺平道路;是一个政治家对传统文化经典的传承作出的政治抉择,凸现出的是王安石坚定而明确的政治立场,而不是个人意气的学术偏见,更不能把北宋的灭亡归罪于王安石废<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