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方法与文学本位的深度结合——评裴兴荣《金代科举与文学》

裴兴荣的《金代科举与文学》一书基于对金代科举与文学关系的全面考述,呈现了女真进士制度的创建过程,有助于深入认识金代学术文化的形成背景。该书对金代进士地理分布的统计也揭示了金末文风改革的历史动因。作者对金代科举考题与科场事件的分析客观、透彻,在内容与形式两个层面呈现了金代文人求实与尚文的时代追求。     

金代文学与金代社会

特殊的社会必然造就其文学的特殊性,在分析金代社会的基础上来理解金代各个时期的文学现象,旨在寻找出正确的研究方法。金之侵宋使金初"借才异代"人士的作品内容单调、意旨晦涩;金代文士政治地位低下,使其作品所反映的社会面十分狭窄;金代以科举为衡量人才的标准,形成文学创作形式主义泛滥;金代统一区域文化的形成,促成文学观念的转变。金代特殊的社会必然造就其文学的特殊性,应依此来分析理解金代各个时期的文学现象。     

地域文化视野下的金代西京刘氏家族文化特征论

金代西京为辽金时期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之一,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社会影响。西京又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交接地区,既有少数民族性格纯朴豪放,又有中原家族重视读书教育的多元特征。西京刘氏家族秉持地域文化传统,耕读传家、崇儒重教,对金代科举文化、理学传播、史学传承、文学创作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刘氏联姻家族也表现出重科举、重文学、重操守、重吏能的地域文化特色,在金代士大夫阶层形成强大的文化影响力。     

论金代渤海文学

渤海民族文学自唐代到元初,有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其间出现了渤海国和金代两个黄金时期,尤以后一时期的成就为高,而它却是迄今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因此极有必要做专门的探讨。渤海民族文学在金代复兴的历史成因主要体现在政治、文化两个方面。金代渤海民族文学最引人瞩目的特征就是它突出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各民族之间在体质、文化方面融合的巨大历史功效和优势。王庭筠是金代最优秀的渤海作家,代表当时渤海文学的最高水平。李、张、高、王四大文学家族的出现,在渤海文学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渤海民族文学是中国古代多元一体、优势互补的文学格局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杨氏家族与中晚唐文学生态

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等方面都呈现出许多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构成了文学发展丰富而复杂的生态环境。中晚唐时期颇盛的杨氏家族,与文学发展的政治背景、社会因缘、地域环境等有着紧密的联系,加以该家族成员文学名家甚多,集中体现了对文学发展颇有影响的多方面因素。以杨氏家族为切入点,以文学发展为指归,关涉地缘、党争、科举、婚姻等诸多方面而考察中晚唐文学的生态环境,是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金代科举对文学的影响

金代科举发展较成熟,实施时间较长,取士数量较大,民族歧视色彩不重,专门设有女真进士科,显示了民族文化融合的效应.它对文学产生过深广的影响:科举在金代文人生活中占重要地位,与各民族、各阶层的知识分子的出处、命运紧密相连,对其生存方式、生活特点、人生道路和心理状态有着明显的影响,丰富了作家的生活内容;科举的盛行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文坛涌现出一大批反映读书、应举、典试、登第和贡院生活等方方面面内容的诗、文;科举考试在金代中、后期成为文学思想变革的杠杆,文坛领袖们利用主文取士之机扭转创作中的不良习气,倡导健康文风,收到明显成效.但是作为文学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金代科举有双重意义,对文学既产生过积极、有利的作用,也带给它不少消极、有害的影响;既是文学繁荣的必要前提条件之一,又对文学发展有一定的滞碍作用.     

论金代文学的叙事性与俗化倾向

金代末年一些知名文士将写作重点放在叙述史实的作品上,诗歌之中也表现出明显的叙事化倾向。金代诗人自然平易的风格,和曲的美学追求相一致,还采用俗语进入诗文。因此,研究金代文学就成为正确理解和评判元代文学的基础和关键所在。     

周惠泉的金代文学研究述评

周惠泉是当代有较大影响的金代文学研究专家。其主要贡献是从宏观、美学、文化的层次对金代文学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对金代大量作家、作品和文坛史事进行了考索、辨证,解决了许多历史疑点和歧说;系统、全面地梳理、总结了金代文学作品的存佚情况;对金代文学研究史作了考察和审视。其治学特点是始终坚持并不断完善自己的金代文学观,始终坚持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文献学研究和阐释学研究相结合、文学创作研究和文学接受研究相结合、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学术史研究相结合、理性思辨和经验实证相结合,注重借鉴外来的和传统的研究方法。     

论金代女真族口传长篇叙事文学的发现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以往的金代文学研究由于资源的局限,以汉语书面文学为主。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满族说部”的崛起,将金代女真族的长篇叙事文学通过口传心授活态传承数百年,为金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别开生面的新的生长点。女真族口传长篇叙事文学的发现,不仅给金代文学带来了生动的原生态作品和新的文学资源,而且给中国文学史的传播方式补充了同书面文学并行不悖的口承文学范式。这一传播范式的确立,将在汉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相激相融、书面文学与口头文学互动互补中促进学科建设,推动中国文学史的总体架构由场域狭小、内涵单一的传统模式向视野开阔、多维多元的创新体系转型与嬗变．     

“状元策”论略——“官人文学”研究之一

“状元策”和“状元”一样，其源可溯至唐、汉或更早。“策”作为典型的“官人文学”形式之一，具有许多特殊性质和意义，一直在古代官人制度中居突出而稳定的地位。“状元策”作为古代“官人文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最出色”的，它的理论意义可以从“状元策与科举”中予以体认；它的实际功能，可以从“状元策在当时”中得到认识；它的现代价值可以从“状元策在今天”中获得理解。它的庞大阵容和丰厚蕴藏及其多方面意义，都提示我们：不能因为它有“无用”部分而被冷漠不顾，而应像对待其他古代文化遗产一样，当作重要对象之一予以整理、研究、扬弃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