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时空”与人格的发展

人格的发展怎样从“有限走向无限”?怎样达到个体与“类”的整合?这是人格研究至今仍感困惑的根本问题。文章认为,“价值时空”作为人所特有的主体存在方式,具有“自为性”、“总体性”与“发展性”的特征。由于人格是人的“类性”在个体性上的体现,因而人格的本质内含着人在实践中形成的“类性”或“类价值”的普遍性。人正是在“价值时空”中获得了这个普遍性,成为能体现“类价值”的普遍性个体,从而使人格的发展从有限走向无限,从个体走向人类的整体。     

浅析英语形合与汉语意合

形合与意合是英语与汉语最明显的差异之一,这是由中国人综合性思维与西方人分析性思维差异所致。从词汇、语法、结构3个层面探讨了英形与汉意的差异,并从不同视角对语法层面的差异进行了分析。     

略论人的发展的规律

本文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 ,按照从简单到复杂 ,从外到内、从个体到类的原则 ,提出并论述了人的发展的七条规律。其中 ,关于个体的人的发展规律有三条 ,即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规律 ;人的实践活动和其他活动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 ;人的社会存在和意识相互作用的规律。关于类的发展规律有三条 ,即人的实践的自发性递减与自觉性递增的规律 ;特殊个人的作用递减与人民群众的作用递增的规律 ;人的发展的不自由性、片面性递减和自由性、全面性递增的规律。关于个体发展与类发展的关系的规律有一条 ,即个体发展的有限性和类发展的无限性相互蕴涵的规律。文章还具体论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关系     

美的本质新论

美的本质命题是个千古难题。美是合规律、合目的的发展、创造和发现。从对象世界与人的关系双线并行发展的角度来看 ,合规律与合目的相统一 ,统一的接触点应该是前所未有的 ,是发展、创造、发现的结果。合规律、合目的的发现在本质上也是对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确证。当个人精神愉悦的对象能得到类的认同 ,美就具有客观性。而只有当美具有客观性时 ,美才能真正地存在。因此 ,只有当人的发现符合类的目的时 ,这个美才是真正的美。美应该具有真实性、客观性、社会功利性、情感性和新颖性的特征。美的发展和社会同步 ,美学体系的建立也应适应社会发展的实际。     

明代中后期宗教通俗文学的意图叙事分析

文人成为明代中后期通俗文学创作的核心力量,改变了这一时期宗教通俗文学的传播路径和传播特点,突出表现在文学作品的三个方面:道德示范、心性修养与正常人欲。因其注入了作者强烈的主观意图,从意图叙事学角度进行分析能够更深入地把握宗教通俗文学与社会思潮之间的互构性。三方面在作者意图、叙述者意图和主要人物意图上从全备到隐没,从作者意图支配式过渡到了最具艺术引力的人物意图叙事类,意图元也随之从简单到复杂,显示出从文学的政教功能到人本质的回归,彰显了极强的感性与理性的现代性。究其原因,与三教合流、共归儒教、明代王学及王学左派的兴盛密不可分。     

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历史考察

高等教育质量观是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而不断演变的。古代高等教育质量观是崇尚儒雅,塑造人格;现代高等教育质量观是从精英到大众,从一元到多元;当代的高等教育质量观是合规定性、合需要性和合创新性;高等教育数量与质量是辩证统一的。     

成长与超越：人的主体性的历史发展——人的主体性发展探析之一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人的主体性经历了获得对自然的独立性、对自然的占有与征服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的发展过程;从人与社会的关系看,人的主体性经历了简单同一的主体性、片面发展的主体性到追求人际和谐的主体性的发展过程.两个方面的殊途同归正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进.在这种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实现了逐步成长和对自身的超越.     

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主体

“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个命题本身是从唯心主义哲学家那里引申出来的,在哲学史上,它的主体大致经历了从“神”到“自然”、“理性”这样一个演变过程;对它作唯物主义的解释未免有些牵强附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立足于“现实的个人”这一历史观的出发点,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合理“扬弃”。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时所相对的主体是“现实的个人”,正确的提法应当是“人的活动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而不能说“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资源博弈过程中的民族性要素

民族理念的建构,源出于人的类整体的存在与人的不再无声的合类性的尖锐的矛盾冲突。它是一个双重性的存在,并展现出鲜明的分层性。民族同化和认同的分离及其所产生的历史合力,使人类的经济过程产生极大的差异性,也带来了民族性要素在资源博弈中的广泛运用。这种运用根源于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不平等,也是对不均衡发展表现为域化形式的一种回应。     

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主体

“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个命题本身是从唯心主义哲学家那里引申出来的, 在哲学史上,它的主体大致经历了从“神”到“自然”、“理性”这样一个演变过程, 对它作唯物主义的解释未免有些牵强附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立足于“现实的个人”这一历史观的出发点, 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合理“扬弃”。马克思、 恩格斯在谈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时所相对的主体是“现实的个人”,正确的提法应当是“人的活动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而不能说“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论我国高校的管理特色及其法治化建构

我国高等学校经过60多年的发展,在管理体制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种管理特色在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我国政治、经济、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影响,高校的这种特色管理还存在诸多问题,制约着我国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必须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着力提升高校党委的法治能力,积极推进高校章程建设,努力培育现代大学法治文化,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法治制度。     

论社会学本土化与社会学的西方化、国际化、全球化

在社会学史上,本土化、西方化、国际化和全球化是四种既相互区别又彼此关联的变迁趋势.社会学西方化有着多种表现形式,它与社会学本土化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社会学国际化与社会学本土化彼此是相容的,但目前社会学的国际化进程中存在着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社会学全球化具有多重含义,故它与社会学本土化的关系须分层次进行具体分析.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漕运兴废与水神崇拜的盛衰——以明清时期徐州为中心的考察

人们对水及其载体河、湖、海等有着天然的敬畏，在水患肆虐的地方更是如此。明清时期，因黄河及运道过境徐州，所属州县内水神崇拜甚为流行，各路神灵被纷纷搬上祭台，甚至武圣关羽、门神尉迟恭都被奉作水神，既说明徐州所属州县水神崇拜之盛，同时也显示了人们对水患的无奈。随着洳河开挖及黄河北徙，徐州漕运中枢地位急遽衰落，导致各种水神崇拜和祭祀活动也随之湮灭不存。本文从地域水环境变迁角度对水神崇拜的盛衰进行了研究。     

河南科技大学的定位和发展

根据我国高校的现状 ,河南科技大学目前应属教学型大学 ,其发展目标应定位于巩固本科、尽快提升专科、努力实现三级学位办学 ,争取进入教学研究型大学行列。     

社会的阶层分化与媒介的控制权和使用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阶级、阶层划分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原有对媒介控制和使用权利的分配模式也产生了显著变化。主要的阶层及其对媒介的控制和使用情况可划分为三类 :拥有媒介的控制权 ,引领媒介发展潮流 ,决定社会舆论导向的强势阶层 ;拥有媒介的使用条件与使用能力 ,具有主动的媒介接近意识 ,善于利用媒介满足自己需要的中间阶层 ;缺乏使用媒介的基本条件和能力 ,基本被排除在媒介表现内容之外的弱势阶层。     

科学自主性与科学素质传播

科学的自主性是科学发展规律最重要、最突出的表现,是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对于科学的自主性,只能因势利导,合理利用,不能弃置不顾甚至恣意妄为。漠视乃至违反科学的自主性无异于摧残科学。科学自主性思想缺位的科学素质传播是不全面、不深入的科学素质传播。然而,多年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下,物质生产对科学的动力作用得到强调,科学的自主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遮蔽。进而造成了在科学发展的实践中,轻视和违反科学自主性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应当引导公众逐步树立科学具有相当自主性的意识,当前在我国,科学自主性思想的传播工作十分重要和紧迫。     

权利的兴起与近代宪法的产生

权利与宪法密不可分。近代以前没有明确的权利概念和专指权利的词语,"宪法"只是规定国家政权结构的法律或私人契约。权利概念及专指权利的词语的出现,促成了近代宪法的产生,引起了权利宪法化的广泛立宪活动。     

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职权冲突及制度选择

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存在着明显的职权冲突,主要原因在于二元公司治理模式固有的矛盾以及现有相关法律的不健全。解决二者之间的冲突不能急功近利,应该区分长期和短期两种制度安排。短期内要明确界定独立董事与监事会两种制度的不同性质与功能,形成协调机制;长期则要实现二者职能的融合,向单一监事会制度过渡。     

契约自由与限制

契约自由原则是合同法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基于公平正义的考量,在特殊情况下,通过立法和司法审判活动对其进行限制。诚实信用原则主要是对履行合同的要求,不对契约自由构成限制。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可划分为绝对限制和相对限制。对不同类型的限制,各有对应的司法干预方式。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应当合法、合理和必要,应以实现契约自由和公平正义的平衡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