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肯尼迪政府"裂变"中苏与联印制华政策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分歧和中印边界争端日益激化.始于50年代的美国对印政策反思和对苏联、中国外交政策的认识,促成了肯尼迪政府"裂变"中苏与联印制华政策的出台,美国希望借中印边界冲突之机加速"裂变"中苏,并将印度拉入对华遏制轨道,此政策在中印边界战争期间得到充分贯彻实施.由于决策很大程度立足于主观的地缘战略假设和对印并不贴切的评估分析,肯尼迪政府上述政策最终未能达到预期设想.     

试论中印边界冲突对克什米尔问题的影响

中印边界冲突对印巴克什米尔问题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试图借此力促印巴和谈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中印边界冲突推动了中国与巴基斯坦友好关系的迅速发展,中巴关系的迅速发展则使巴基斯坦的立场更加坚决;印度因此进一步靠拢苏联,获得苏联强有力支持的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更加强硬。印巴毫不妥协的态度使克什米尔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试论中印边界冲突对克什米尔问题的影响

中印边界冲突对印巴克什米尔问题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试图借此力促印巴和谈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中印边界冲突推动了中国与巴基斯坦友好关系的迅速发展,中巴关系的迅速发展则使巴基斯坦的立场更加坚决;印度因此进一步靠拢苏联,获得苏联强有力支持的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更加强硬.印巴毫不妥协的态度使克什米尔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尼克松政府对中苏冲突的评估、分析与决策

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后,中苏冲突彻底公开化。对此,尼克松政府进行了周密的调研和分析,认为苏联更有可能是中苏战争的挑起者。在此基础上,尼克松政府预估了中苏之间"可能发生"的战争的规模以及美国的利益所在。围绕如何应对中苏冲突,尼克松政府内部存在着"亲苏派"、"中立派"和"亲中派"的分歧。经过深入的讨论,尼克松政府决定执行"维持当前政策但更多地偏向中国"的策略。这对中美关系正常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一边倒”冷战体制下和平共处的限度:朝鲜战争后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美苏冷战关系和中苏结盟在亚洲形成了中美直接对抗的亚洲冷战体制。处于这种“一边倒”冷战体制之下 ,中国与美国对抗时希望苏联的支持 ,与美国缓和时需要美国的诚意 ,而当美苏缓和、中美紧张时 ,中国的外交就必然面临困境。从朝鲜停战开始 ,中国乘国际紧张局势缓和的大趋势 ,探索和平共处原则指导下的外交政策调整取得进展 ,但由于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坚持干涉中国内政 ,而苏联不支持中国因台湾问题与美国对抗以继续“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毛泽东便重新强化意识形态对外交政策的主导作用 ,提出有限和平共处思想 ,50年代中期的外交政策调整因此发生转向     

中印边界冲突时期美国南亚安全政策调整实施效果分析

中印边界冲突爆发时期,美国一改之前的亲巴政策,态度明显向印度倾斜,对其提供大规模的经济军事援助,企图改变印度的外交政策,实现＂以印制华＂,并实现印巴和解,从而团结起来共同承担冷战的责任。但美国的构想与其努力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印度不仅没有放弃其固守的中立主义外交政策而与美国建立长期的安全关系,反而向苏联靠拢,＂以印制华＂战略不攻自破。特别是美国的盟国巴基斯坦向其冷战对手中国靠拢,标志着美国南亚安全政策的彻底失败。     

偶然与必然：对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事件的新诠释

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事件是20世纪50年代影响中苏关系的标志性事件.但若笼统地认为这一事件之所以导致中苏交恶,是因为苏联的这一提议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则显武断.本文认为自1957年以来中苏两国在内外政策上的巨大歧异,是造成这一事件及其恶果的根本原因,而这种歧异又通过赫鲁晓夫在执行对华政策时的不谨慎和毛泽东对此类问题的高度敏感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表现出来.     

中印边界冲突时期美国南亚安全政策调整实施效果分析

中印边界冲突爆发时期,美国一改之前的亲巴政策,态度明显向印度倾斜,对其提供大规模的经济军事援助,企图改变印度的外交政策,实现＂以印制华＂,并实现印巴和解,从而团结起来共同承担冷战的责任。但美国的构想与其努力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印度不仅没有放弃其固守的中立主义外交政策而与美国建立长期的安全关系,反而向苏联靠拢,＂以印制华＂战略不攻自破。特别是美国的盟国巴基斯坦向其冷战对手中国靠拢,标志着美国南亚安全政策的彻底失败。     

新中国成立初期印度西藏政策转变中的美国因素

新中国成立初期,印度对西藏的政策经历了重要转变。印度从最初拒绝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并为了维护其继承自英印政府的特权而试图阻止中国解放西藏,到最终事实上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并放弃其在西藏的特权。影响印度西藏政策转变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是美国及其所推行的政策。印度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分歧、美国积极插手西藏问题以及美国与巴基斯坦的结盟推动了印度西藏政策的转变。     

试论赫鲁晓夫解冻政策与宗教整肃的内在张力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国内的政教关系经历了该国历史上又一次的紧张和冲突。从表面上看,赫鲁晓夫的解冻政策与当时苏联在内政和外交上解冻和缓和的总的方向并不一致。然而,这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却有着深刻的思想基础和重大的现实意义,体现了当时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领导人对社会主义以及宗教问题的认识,满足了当时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并且有效地服务于苏联树立社会主义先进国家形象的战略目标。     

略论尼赫鲁时期的印苏特殊关系

从 1 95 5年起 ,印度和两极之一的苏联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 ,这对奉行不结盟外交的印度来说似乎有些非同寻常。然而 ,这是符合尼赫鲁现实主义外交原则的。因为 ,这种特殊关系是印苏两国之间利益一致的产物 :前期对付巴美结盟 ,后期对付中国。印苏特殊关系最终于 2 0世纪 70年代初 ,促使在亚太地区形成以印苏为一方、美巴中为另一方的战略态势     

1971年南亚危机与苏联的政策与反应

1971年南亚危机是冷战时期一次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地区危机。整个危机的发展演变过程直接关系到中美苏印巴五国之间的互动以及政治—外交—军事多重博弈。苏联的危机政策有一个显著的转化过程:由危机初期对东巴独立运动抱以同情态度,但又小心谨慎地避免直接介入逐渐转变为直接介入,与印度结盟并支持印度军事手段解决东巴问题。促成这种政策转变的直接动因在于美苏中三大国围绕次大陆危局展开的权势角逐与战略竞争,其中中美关系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是关键。     

美国对华政策中的苏联因素

美国对华政策是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在苏联解体前 ,美苏两国之间存在的严重的意识形态、利益和目的方面的分歧使得美国在采取对华政策时 ,总是要考虑到前苏联的影响 ,使得对华政策附属于对苏关系。苏联因素在美国对华政策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不同时期 ,不同的中苏、中美关系状况都影响到美国采取不同的对华政策。     

冷战时期美苏博弈中东石油及其现实启示

冷战期间 ,美国和原苏联展开了对中东石油的博弈。 2 0世纪 6 0～ 70年代 ,苏联打入美国中东石油势力范围 ,但未能动摇美国石油财团的优势地位 ;“两伊战争”期间 ,美苏不同程度地对战争施加影响 ,美国不仅遏制住“两伊”争霸海湾的企图 ,而且通过压低油价的战略从经济上拖垮了苏联 ;2 0世纪 90年代初 ,美国借助海湾战争和苏联的解体最终实现了中东石油霸权。回顾和反思美苏争霸中东石油的过程与结局 ,能够获得有关中国石油安全的诸多启示。     

试析抗战前期苏联积极援华的原因

综观苏联政府在抗战前期积极援华实际过程 ,其积极援华的原因有五 :一是苏联面临着严峻的战争总形势 ;二是远东形势日趋严重 ;三是苏联所面临的国内环境 ;四是以援华为先决条件 ,防止蒋介石政府对日妥协和反共情绪的增长 ;五是以援华抗战为苏日谈判的重要条件 ,迫使日本彻底放弃其“北进”计划。     

《雅尔塔秘密协定》对战后中国的秩序安排研究——基于蒋氏父子记述及艾登回忆录

雅尔塔会议中,美苏英三国签订的《雅尔塔秘密协定》,以牺牲中国主权为代价,满足了苏联提出战后在中国东北享有特权的要价,美国和英国也获得了各自在中国的利益,苏联则同意对德战争胜利后参加对日作战。《蒋介石日记》《蒋经国自述》及《艾登回忆录》都对《秘密协定》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有比较详细的记录,同时也证明在美苏强权政治的压力下,中国与苏联通过谈判,苏联获取了比《秘密协定》还要多的好处。《秘密协定》无疑是美苏英强权政治对中国主权的践踏,新中国的成立使其部分破产。自此中国逐步摆脱受列强任意操控的命运,逐渐成长为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当下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为国家间关系指出了完全不同于西方强权政治的一条道路,但是西方强权政治的影响根深蒂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仍需要克服很多阻力。      

试论1942年中苏关于苏联势力撤出新疆问题的谈判和交涉

1942年新苏关系恶化后,苏联势力之所以能迅速撤离新疆,原因不仅在于蒋介石抓住了千载难逢的好时机,还有盛世才的坚决反苏,苏联不能分散对德作战精力,国民党政府利用美国的影响对苏联施加压力,以及苏联在新疆的违反国际法准则的所作所为使其处于理亏地位.苏联势力撤出新疆,使新疆自民国以来第一次完整地纳入中国中央集权的范围,但也因此给新疆经济带来了严重困难,同时使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中苏关系与中苏援越格局的演变(1956-1975)

1956-1975年因中苏援越程度不同,中苏援越格局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特点,据此可分三个阶段。中苏援越格局演变的因素诸多,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即是其中之一。中苏都把两国关系的演变、外交策略的变动作为本国制定、调整外交政策的基础,从而影响了两国援越的方针和格局。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对苏政策论略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推行着联苏抗日的政策,这一政策对中国抗战具有重要意义;国民政府的联苏抗日政策是其依靠英美解决中日问题的外交方针与英美远东政策矛盾的产物,它是国民政府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国民政府对苏政策中具有浓厚的“防共”情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联苏抗日政策的效能。     

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国民党人对国共合作的态度

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国民党人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并不重视。之所以愿意和中共合作,与其对社会主义理论、苏俄的认识密切相关。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并受到普遍重视,许多国民党人也积极进行了研究和宣传。虽然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认同各异、对联俄容共的政策有怀疑、对中共也有疑惧,但苏俄革命的成功与对华宣言的发表使国民党人普遍对苏俄抱有好感;希望以俄为师及苏俄对国民党的巨大援助坚定了孙中山与苏俄结盟的决心;而与苏俄结盟的意愿及对具有革命积极性的中共党员的欣赏更促进了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