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学对于"重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意义

在1980年代后中国内地"重写文学史"的学术格局中,香港文学的历史存在潜在而强烈地影响着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较具包容性的社会空问接纳的左右翼文学格局挑战了以1949年为界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分期;1970 年代后的香港文学与香港稳定的多元价值社会结构相呼应,以其在全球性背景下开始的多元化进程和雅俗课题上的突破揭示出20世纪后30年中国文学的整体性.这些都根本性地拓展了中国内地学术界建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思路,使之得以摆脱"中原心态"、"启蒙思路"等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遮蔽,建立起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文学互为参照的格局.     

本土和境外互为参照视野中的文学史分期

中国内地、台湾、香港、澳门、海外的治文学史者各有其本土,本土以外的汉语文学就构成了其境外,不管置身何处"本土",都需要避免"本土中心"或"本土边缘"心态,以本土和境外文学的互为参照,建立一种跨越本土的、流动性的文学史观,身处本土,却能关注境外;在学术"旅行"中既能反观"原乡"所在,又能对"他乡"在地文化有深切关怀.从不同的本土出发,聚合起多重的流动的文学史观照,才能充分接纳汉语新文学历史和现状的丰富性.在这样一种本土和境外互为参照的文学史视野中,我们就有可能借助于汉语新文学的一些认识对文学史分期问题进行新的思考.思想启蒙和民族认同冲突中的文学转换,政治意识形态下文学"主体性"的追求,稳定的多元价值社会结构形成进程中文学的多向发展,这三种形态构成了"五四"前后产生的新文学始终前进的状态,它们是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海外华人社会都面临过的最重要的文学课题,其实践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文学时期.     

海峡两岸文学关系一瞥(二十年代至七十年代)

台湾海峡两岸的文学，都是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有着共同的母体渊源和血缘关系。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之间的源远流长、历史悠久的密切关系，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台湾新文学兴起以后，随着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学的各种条件的变化，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呈现出复杂的面貌。回顾和探讨白湾新文学诞生以后，与大陆文学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相互联系、交流和影响．这对于认识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不可分割的源流关系，促进它们之间新关系的建立，推动其共同繁荣发展，都将是有益的。大陆“五四”运动的爆发和‘“五四”新思潮、新文学的兴起，对台湾…     

"汉语新文学"概念建构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以及海外华文文学,所继承和发扬的乃是同一脉新文学传统,它们在学术上乃至学科上被人为分割开来的现实局面,应该通过"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建构加以整合,以达成文学整体的统一.所有用现代汉语写作的文学,无论在祖国内地还是在台湾、香港、澳门等其他政治区域,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别的国家.所构成的乃是整一的不可分割的汉语新文学.汉语作为"言语社团"用作汉语文学共同体的划分依据,既能显示出新文学传统的本质力量,又能克服由于国族分别或政治疏隔对汉语新文学加以人为分割的现实难题. "汉语新文学"作为学术概念有着充分的历史依据和理论意义,它涉及到汉语新文学传统的确认,汉语新文学以语言为本体的概念体系的建构,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术范畴和学科空间的拓展,其作为学科名称也体现着某种学术趋势和实践价值.     

旧文学的现代性——从《英华青年》到《小说星期刊》

在晚清和辛亥时期,香港都站在了中国历史的最前沿。在五四政治运动中,香港也同样响应,然而在新文化运动上,香港却并没有追随内地,反倒致力于保护中国文化。1924年创办的《小说星期刊》,是香港的一个文白夹杂的刊物,历为香港新文学史所忽略,然而其中的新文学和旧文学都颇值得注意。本文主要讨论其"旧文学"部分。因其殖民地背景,香港"旧文学"可能具有我们所未加省察的现代性含义,可以给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启发。     

世界华文文学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作用和价值——以战后中国文学转型为例

关注世界华文文学显然能在汉语新文学/中华民族新文学的整体背景上加强"世界华文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话。世界华文文学的视野中考察战后中国文学的转型,有着众多深化:一是世界华文文学强调的互为参照的学术视野和多重的、流动的文学史观照有利于二战后文学转型的深层次机制的把握,最终会超越单一地区"文学运动史"、"文学思想史"等层面而指向文本自身,从而凸显史的"文学"性;由生活于中国大陆、台湾、港澳、海外等不同"历史时空"的中国人/华人提供的"历史逻辑修正"所揭示的无法同化的原创性,在不同的文学价值观的冲突、递变中的代表性,在历史传承中对后来者有巨大引导力的影响性等,都反映出文本的经典性累积倾向;世界华文文学的存在以民族语言的根提醒着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走出国族意识的局限,使其学术期待、努力更好回归文学自身。     

左右翼政治对峙中的战后香港文学“主体性”建设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香港,在国共战争日趋白炽化的中国内地之外,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一个较具包容性的空间。一方面,在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背景下形成了香港文坛左右翼的对峙,但这种对峙的特定表现为,左右翼阵容不仅在文化、文学层面上都有较大的回旋空间,而且在香港扮演"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承的角色"、香港文学"主体性"建设上皆有正面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香港文坛未介入体制上的意识形态操作,左右翼一时的强大并未影响香港体制的改变,所以,战后香港文学接纳了被内地左翼文学排挤的其他新文学传统。此期的香港,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化"殊途同归",现代派文学则扮演了政治突围的角色,独立的"香港意识"得以发展,香港文学"主体性"得以建成,由此逐步产生出新的香港文学范式。     

现实的诗化展开: 战后台湾现代诗的生活美学

台湾现实主义诗潮于1970年代再次兴起,于诗坛外部而言是对当时台湾内外交困历史的反映,于诗坛内部而言,是对佶屈聱牙的现代主义诗风的反叛与纠偏.现实主义诗潮于台湾现代诗而言并不如现代主义诗潮"风起云涌",但作为一种潮流,却与现代主义一起成为战后台湾现代诗发展的两个重要线索与路向,且在互相对抗与学习中绞合出台湾现代诗的诗美盛宴.站在百年新诗发展的结点回望战后台湾现实主义诗潮的群体构成,追索与日据时期新诗的历史渊源,挖掘梳理其诗学维度、 审美视域,以及在1980年代的变化等,或有助于窥探台湾现代诗在历史、 政治、 民族、 文化等影响下生长变动的轨迹.     

生命整体意识和"天、地、人"观念--从世界华文文学谈20世纪中华民族新文学的历史整合

世界华文文学是一个生命整体.在众多的描述世界华文文学历史的方法中,"天、地、人"的思想较合适."天"主要指文学现象的时间性,"地"主要指文学现象的地域性,"人"包括审美主体(作者、编者、读者)和作品人物."天、地、人"观念具有的多层次性,最足以容纳20世纪华文(汉语)文学史的丰富性和呈现其生活的整体性,也能突破中国内地、台港澳地区、海外华人社会历史转型和现实社会体制的差异给文学史整合带来的难题."五四"前后、40年代前后、70年代前后、90年代前后,构成了百年华文文学发展的四个时期.描述清楚这四个时期的历史起伏,足以呈现20世纪至今的民族新文学的全貌.     

二战后至1950年代的香港文学:在传统中展开的文学转型

战后至1950年代的香港文学在接纳、延续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中展开了自身的历史转型,不仅获得了丰富的历史张力空间,避免了战后冷战意识形态的宰制,而且在兼有地域性和跨地域性中形成了香港文学的本土传统。其提供的文学在展开自身传统中发生变化的实践和经验揭示了1949年前后中国文学的历史一体性,从而启发人们思考"跨越"1949年的中国文学转型的内容和意义。     

杜诗与新文学的建构

在中国文学现代变革的历史进程中,杜甫的诗学遗产并没有被遗忘,而是以一个隐形的"在场者"与显形的"参与者",从历史资源、新文学的愿景、创作方法、诗体重建等层面参与了新文学的建构,杜甫始终是"我们的诗人"。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

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依托"新文学"、"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文学史叙述概念加以展开,成就斐然,但也存在若干亟待反思的问题。其核心症结在于,这些概念和叙述方式都有意无意地脱离了特定的国家历史情态,从而成为一种抽象的"历史性质"的论证。今天,文学史应在更符合中国自己的历史情态的基础上叙述文学的史实,近年来学界提出的"民国文学史"的积极意义正在于此。不过,重要的不是概念的提出,而是我们需要通过新框架的研究揭示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独特的生成机制。研究在不同细节上展开的"文学机制",有别于我们过去所熟悉的社会历史批评,也不是对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简单移植。由此,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属于中国自身特征的一系列规律有望获得独立的挖掘,并最终形成中国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民国时期的新文学教育——以中小学教材为考察对象

通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小学国语教科书,可以考察新文学进入中小学课程的状况及影响.进入小学课本的新文学作品绝大多数经过了改写,优秀作家以此来实践小学国语课本的"儿童文学化",帮助儿童体认"国语"的美感,养成"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进而从根本上确立新文学的合法性.此外,教材中大量地选入新文学作品,明显地有利于新文学的传播,同时也培植出学生新的"文学感觉"与"文学观".     

中国“左翼”运动与延安红色文艺

中国左翼文学生成于20世纪"红色30年代"的国际背景之下,早期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瞿秋白和德高望重的大作家鲁迅先生等诸多文化先驱对苏联文学理论的翻译传播壮大了左翼文艺运动的力量。40年代的延安红色文艺直接师承左翼运动,左翼运动为延安红色文艺至少准备了四笔财富:(1)准备了理论基础,例如"阶级斗争理论"、文艺的阶级性、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武器"等;(2)革命文学创作经验,例如较好地处理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较好地解决了文学大众化的问题等;(3)红色文艺的领导干部和文艺家队伍,例如周扬、丁玲、萧军等;(4)作家主体意识,例如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等。延安红色文艺思想理论的形成有效地吸纳了前三笔财富,而对第四笔则作了有效的规范,此后,在相当长的年代里作家主体消解在社会主体"工农兵"之中。其间所发生的无数次文艺运动,都与这笔财富被规范有关。     

论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知识阶层中西文化观的嬗变

自鸦片战争到上世纪40年代,是中国知识阶层的中西文化观在探索、论争中不断嬗变的一百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制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总纲领,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全面推到科学、成熟阶段。反思近代以来中国知识阶层文化观的嬗变历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进文化,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人类性"要素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价值定位

人类性要素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一个仍被遮蔽的层面.这直接影响到对其特质和精神意蕴的全面认识和理解,也制约着现代中国文学被真正纳入"人类"的文学视野平等看待.这种现象的产生既有人所共知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原因,也有研究者的思维定势、研究模式和受"西方视角"影响等方面的深层原因.并不是只有那些所谓边缘作家的作品才具备人类性,相反,那些所谓中国现代主流文学,其所表现的现代中国人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自由精神、为了民族利益牺牲个体的献身精神、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历史性整体反省和自我批判精神等等,与人类普遍的积极精神和人性追求是相通的,也具备丰富的人类性.而新时期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文学,其最深刻的变化和最深远的历史意义就是作家主体归属意识中的"人类性"意识的增强和作品对"人类性"追求的强化.因此,从人类性的视角才能真正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意义,也才能认识其利弊得失.     

新时期思想解放对社会变迁的重要意义

思想解放、理论创新是社会变迁的先导,又是推动社会变迁的精神动力。新时期,我国发生了三次大的思想解放,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邓小平南方谈话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在三次思想解放的引导和推动下,我国的经济、政治及人们的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解放思想是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进入新世纪,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我们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时俱进,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新道路。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

中国史学史学科自20年代梁启超倡立,至今已有80余年的历史。其发展历程,以1949年为界分为旧、新两个阶段。旧阶段的史学史学科,以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为指导,以"史官、史家、史学的发展及当前史学的趋势"为学科框架。新阶段的史学史学科,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以历史观、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及史家活动等为研究内容,理论认识提高了一个层次。20世纪60年代的史学史热潮是新阶段史学史学科的起步时期,其发展势头被"文革"人为打断,70年代末恢复的史学史研究,是60年代发展进程的接续。60年代和70年代末以来的史学史研究实属同一发展阶段,即与1949年以前相对而言的"新阶段"。当前的史学史研究呈现了繁盛局面,但也存在着基本理论尚不明确、重要问题研究不够、研究内容低层次重复、学风浮躁和管理者重视不够等问题,须引起重视。     

现代新儒家与中华民族精神内涵

现代新儒家对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但中华民族精神蕴含在中华儒家文化之中是其理论共识。儒家的＂和谐＂与＂理性＂、＂内圣外王＂之道、人文精神、＂极高明而道中庸＂及＂心性之学＂等,都是中华民族精神固有的内涵。现代新儒家致力于从儒家文化视角来解读中华民族精神,是有失公正性的,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儒家文化及其蕴含的民族精神,也是不符合历史辩证法的。现代新儒家力图从深层的精神内核来认识儒家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自我认识过程的深化和发展,也是继续研究中华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资源。     

百年中国文论述略

文学评论既指文学的“评”,也指文学的“论”,这是驱动文学发展的双翼。中国文学评论作为一个现代学科,出现于近代。近代文论的改良主义主张致力于“言文合一”的新文体的推进,其目的在于以文“觉民”。五四新文学运动从语言工具革命深入到人的文学的提倡。革命文学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转向,四十年代是革命文学的广泛实践、理论也趋于完备的时期。工农兵文艺是革命文艺的继续,它完成了文学的一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