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科举与元代文学发展

元初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科举长期废而不行。士子文人失去传统的上进之路,对元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些文人因此而疏离了政治和权力,淡出了治国和明道,唤醒了独立人格意识,以纯文人的心态和眼光读书和创作;元代中期,自元仁宗恢复科举制度后,吸引了各族文人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从而兴起了一个全面学习中华文化的热潮。元代科举吸引各族士子文人参加,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依然有着无法言说的吸引力,尽显大国气象和盛世之感,促成了元代盛世的时代精神和"平、易、雅、正"盛世文风的形成。     

论元代延祐科举的意义

延祐科举的恢复令广大士人欢欣鼓舞,改变了从吏进的入仕方式,对于馆阁文风的成熟有着重要影响。延祐首科得人之盛,引发了极大的示范效应,引导着天下学风与文风的走向。元代游士盛行,某种意义上说是取消科举后,文士入仕无门造成的奇特现象,成为元代一道独特的风景。延祐科举拯救了新生代文人的科举梦,同时也避免了他们重复老一代文士的遗憾,对于广大文人心态产生了巨大影响,并进而改变了元代中期以后的文学面貌。     

新儒学背景下元代艺术精神的形成与拓展

元代是中国古典艺术史上继魏晋南北朝之后又一个性张扬的时代,元代的艺术作品体现出与前代迥异的审美理念。元代艺术精神的形成与当时的主导意识形态——新儒学息息相关。通过自身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元代士人对以程朱理学、象山心学为代表的新儒学美学思想进行了全面接受和改造,发展和完善了"心境说"、"性情说"等审美范畴,拓展出独具特色的元代艺术精神。正是在此基础上,元代艺术家最终确立了中国古典文人艺术的基本范型。     

论元代士人的游历观念

元代士人游历之风盛行,其游历观念值得我们关注。所谓游历观念,是指士人对游历行为的看法和褒贬。在元代士人看来,游历的功能是多样化的,可以登山临水、开阔眼界、增益学养、求仕求禄等。换句话说,就是游以致用、游以行志、游以助学、游以助文。元代士人在不否定游历多样化功能的同时,强调要在游历中传承和发扬儒家之道。在这种意义上,元代士人的游历观念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元代宗教与元代文坛格局

宗教是元代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元代对各种宗教的保护和利用的态度,以及通过宗教对各种文化的接受,决定了元代宗教政策的宽容和含弘性。元代的宗教特征决定了元代的文坛格局,元代文人对宗教观念的接受和认同,三教合一,释道文人化,各种宗教并行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进而影响了元代文学创作,诸如元代文学精神的避世与内敛,全真教和佛教禅宗对杂剧创作的影响,全真教对散曲的影响,禅学、道家哲学及道教对文学理论的影响     

"不负科名":元末文人余阙述略——兼论元代少数民族文人群体出现的土壤

元末农民战争时期,为元王朝"死节"、"殉难"的进士达42人之多,死于安庆之难的余阙尤被推为这一类"不负科名"之士的代表.作为一位死节之士,余阙的出现,是儒家入世思想深刻影响元末士人的有力见证;作为一位色目文人,余阙的出现,又是元代少数民族文人群体彪炳于文坛的一个缩影.余阙、泰不华、萨都剌、丁鹤年等少数民族文人的出现,与元代民族融合进程有着密切关系.     

元朝用人政策下文人生存状况及俗文学的发展

元代统治者用人重世家重根脚,科举也时断时续,士子文人失去传统的上进之路,另外,元代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均对元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了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庞大的"在野"文人群体。元代文人为了生存,他们需改变谋生方式,弃儒而习别业:由吏入仕,或从事书塾教授,或从事商业,或为医,或为阴阳术士等等,一部分文人从雅文学群体中分离出去,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俗文学作家群,元代文人对俗文学并不排斥,多持肯定态度,尤其是在元代都市经济繁荣。娱乐之风盛行的情况下,元代以杂剧和南戏为主的俗文学充分发展繁荣,元代文学丰富多彩并充满活力。     

元代文人“后陶渊明情结”的文化审视

历代无数文人与陶渊明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形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陶渊明情结"。中国文学发展到元代演变为雅俗文化合流、俗文化占据主流地位的局面,这种格局的形成与元代文人的"后陶渊明情结"密切相关。在特殊的社会氛围和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元代文人产生了较之唐宋更为普遍的隐逸风尚及"后陶渊明情结"。这一情结在元代文人那里发生了嬗变,蕴涵着特殊的文学意义和美学意义,反映了元代社会文化的多面性。     

元代作家的民族、遗民身份及文学叙事扩张和抒情自由

元代的文人构成具有一些特点,从横向共时的角度来看,主要是民族性问题。民族性主导下的元代文人具有了民族差别特性,而元代文学也具有异族征候。从纵向历时的视角来看,则涉及遗民身份及其所主导的遗民文学。元代文人的身份差别构成了别具特色的身份文学。而关于元代的整体文学风貌,也具有一些特色:一是基于叙事抒情的杂糅多体性,这以元曲为代表,表现为叙事的介入和抒情的自由解放;二是诗文这样的正统文学样式中的抒情呈现出自由之势,并相应地有了个性的突出和心态的平和,平易正大和奇崛的文风都是文人相对自由的存在状态所促成的。     

元代底层文化心态对元散曲世俗风格的影响

元代民间生活中求变尚新的底层文化心态渗透到士人的价值体系中,引导着元代士人的散曲创作.这种底层文化心态主要表现为“反秩序”的文化心理和“主动和解”的人生态度.“反秩序”的文化心理在元散曲中就展现为“反传统”的文学观念和开放求新的文学创作意识.元代底层民众“主动和解”的人生态度对元代士人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元散曲具有了娱乐性、解构性的文化特征.民间语汇、世俗化的表达方式和日常叙事手法是元散曲世俗化特征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