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拉德“Lord Jim”命名意义的符号学解释

"Lord Jim"是康拉德小说《吉姆爷》中主人公的命名,也是小说的命名,在"Lord Jim"这一显在的语言横组合背后,有着丰富的隐喻意义。其中,"Lord"隐喻了帕渡森世界对小说主人公的认知,即赋予小说主人公一种神性的光环,这是一种文化误读,是当地人以自己世界的眼光解读来自他者世界的吉姆的结果。而"Jim"则隐喻了白人世界对小说主人公的认知,即只把他当作一个普通的白人水手。两个不同世界的人对吉姆名号解释的差异造成的矛盾和张力以及吉姆自我意象的膨胀,使其最终走向悲剧结局。     

论“十七年”文学中的革命与暴力

在"十七年"文学中,革命与"暴力"具有不证自明的合法性。在革命战争小说中,"我方"实施的"暴力"被赋予了正义的、合法的权力;"敌方"实施的暴力则是罪恶的、非人道的。在反映土改运动的小说中,"暴力"是革命群众合理地发泄愤怒的方式。"十七年"革命题材小说中,人道与暴力的关系问题一直作为"潜话语"存在着,作家如不触及这一问题,他对战争的描写就只能停留于革命的胜败这样的浅层次上,而不能具有人性的深度和文学性的力量。     

双调变奏:从澳门文化看澳门小说

澳门处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独特时空点 ,具有多重的文化意蕴。这一点从澳门日益繁荣的小说创作尤其得以体现。本文选取由澳门基金会 1996年出版的《澳门短篇小说选》为文本 ,以澳门文化为视野 ,从各个作家不同的身份、经历、叙述方式等多元融合的角度 ,揭示澳门小说特定的艺术特质。     

论左翼文学创作中的“革命农民”形象——以茅盾的“农村三部曲”为核心

"农村三部曲"是茅盾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代表作,也是其运用左翼文学的"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研究和剖析20世纪30年代社会重大问题的成功范例,其中的多多头、老通宝等农民形象的塑造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人物。作为20世纪30年代"革命农民"形象的代表,多多头这一形象所体现的不安于现状的叛逆性和对社会不公的反抗性,成为革命农民进步、觉醒的标志。在"阿Q时代"之后,多多头的"革命意识"和"革命方式"在新的意义上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农村社会和革命农民的"生活的实质"。茅盾没有拔高多多头们的觉悟水平,也没有赋予他们鲜明的政党思想影响,而是有意无意地将多多头的革命原因做了简约模糊的处理。作者在多多头身上看到了阿Q式的流氓无产者的影子。正因为如此,与那些把农民"浪漫蒂克化"的左翼小说相比较,多多头这一形象更能代表左翼文学中农民革命者的历史原形,"农村三部曲"也显示了其在左翼文学创作中的独特存在价值。     

论习近平“三个必须”对实现中国梦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以"三个必须"实现中国梦的重大战略思想,内涵丰富,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从内涵上看,"三个必须"是对我国科学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成果的高度概括。从理论价值上看,"三个必须"是实现中国梦的重大创新性理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我党领导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指导方针。从实践意义上看,"三个必须"是实现中国梦的实践导航标,为中国梦的实现凝聚坚强力量,提供实践路径,激发永久自信。因此,以"三个必须"实现中国梦的重大战略思想,在圆梦征程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进一步体现了我党高屋建瓴的执政理念。     

历史的会通:《百年孤独》与中国当代小说

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百年孤独>,对于新时期中国小说产生了重大影响.从传播与接受心理的角度,<百年孤独>在"寻根文学"、"先锋小说"、90年代"新历史主义小说"、"家族小说"中都能找到诸多影响因子.从某种意义上说,<百年孤独>为中国当代小说确立了一种文本典范.这一带有明显"契合"和"创化"的历史进程,体现了<百年孤独>与中国当代小说之间的"历史会通"关系.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资源,它所确立的文本典范意义,还具有相当程度的开掘空间.     

言语媒介系统与文本的经典化——以《三国演义》的传播路径为例

从媒介环境学的角度出发,对中国古典小说经典化进程的考察,理应将文本内外的言语媒介系统纳入其中。以《三国演义》的传播路径为例,围绕小说文本所形成的"士人"言语系统和"草根"言语系统,均在其经典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前者以诗词骈文、史传文学等"雅言"为代表,充分体现了经典文本的言语媒介系统借助一种自觉的美学追求所能产生的传播效应;后者则在更宽泛视野中将儿歌童谣、歇后语、谚语及曲艺脚本等"俗语"涵盖其中,为中国古典小说文本的传播及其经典化提供了远为广阔的社会文化空间。二者在文本内外构成了一个充满张力的媒介环境,既为文本的传播提供了更具现实效应的媒介平台,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文本的接受方式和接受主体。所有这一切最终都将成为考察文学文本经典性的重要依据。     

暧昧文本的“缝合”——重读《洼地上的“战役”》

《洼地上的"战役"》是路翎的重要转型作之一,这篇短篇小说在当时引起了巨大争议和全面批判。作为路翎的一次"尝试",小说试图通过主人公王应洪英雄形象的想象,以及班长王顺的塑造来缝合文本中突出的"纪律"与"感情"矛盾而生成的裂缝,但在随后形成的文本中,却因为人物自身形象的暧昧特征而使本来就已存在的裂缝更加鲜明地凸显出来,人物心理世界的深入探析、行文的流畅也因此受到折损性影响。     

“失乐园”与“复乐园”——从“林肯天堂”看美国黑人历史文化精神在《所罗门之歌》中的重建

《所罗门之歌》是托尼·莫里森代表性作品之一,是一部意义丰富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林肯天堂"起到了连接故事的纽带作用,与主人公麦肯、派拉特、奶娃性格的形成、发展和成熟息息相关,并联系着美国黑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通过"林肯天堂",可以看到美国黑人历史文化在这部小说中的重建,也可以看出美国黑人从"失乐园"到"建乐园",再从"失乐园"到"复乐园"的精神历程。     

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挪用策略及其表现形式

作为新历史主义的一种理论和实践,"挪用"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挪用"这一理论术语使得历史现实与文学文本诸要素之间的社会能量的流通得到了理论上的说明和肯定,在文学的意义生成、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关系、传统与创新问题等方面极大地丰富着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挪用"文本没有停留在对前文本的简单移植上,而是重新阐释、建构和改写,从而实现了意义的增值,也使其与模仿、抄袭形成了区别。     

论唐传奇中的"侠"

本文着重探讨唐传奇中"侠"这一人物类型的特色:"异"与"俗",归纳出这一阶段文本中的"侠"的文学魅力与其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所携带的意义,从而体现出这一形象类型的时代进步意义与局限性.     

论莫言小说的自涉互文性

莫言的短篇、中篇、长篇小说之间存在着某些人物、故事情节和意象反复出现所形成的自涉互文性。这种互文性呈现为后文本对前文本的增补或改写,因而具有小说叙事学的功能和价值。在其不同的小说文本中,"莫言"作为叙述者的现身说法或后文本对前文本的提及、重述,在某种程度上又构成了小说的元叙事特征。这种互文性还具有文本间的对话性质,产生的是不确定性与增殖性的意义。自涉互文性凸显了莫言早年以饥饿、孤独、屈辱、恐惧为核心的苦难记忆与生活经验对其"高密东北乡"文学(小说)王国的决定性影响。     

予“敬”予“和”:朱熹的礼乐价值论

朱熹认为"敬"与"和"为礼、乐的价值主体,并在先秦哲学的基础上作了理学式的丰富与发展,将理学与礼学作了有效的融通。而"敬"主要体现为一种工具价值,"和"则为目标价值,二者不仅具有礼乐的情感伦理特性,同时还突显了礼乐实践主"敬"的价值导向。总体看来,礼乐是朱熹沟通天理与人欲、贯通上学与下达的桥梁,其情感伦理的本质属性为朱熹的思想体系增添了温润的气质。     

文学叙事的跨学科机遇与挑战——论小说的“多重叙事”

小说“多重叙事”是应“泛叙事”浪潮中文学叙事的机遇与挑战而提出的。小说以“多元化统一”的语言表意方式与“以小见大”的叙事审美特点,在建构方式上形成了以叙事主体与“个体—群体—国家”相关联的“多重叙事”结构。小说“多重叙事”理论的提出,在理论层面,推动了文学领域“双重叙事动力”的深入与细化;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小说文本内外真实性的多重解构与再建构。     

杰克·伦敦小说创作中的“狼”情结

杰克.伦敦是20世纪初美国文学最具批判精神的现实主义作家。《野性的呼唤》和《雪狼》是杰克.伦敦小说创作中"狼"情结的艺术体现。他对"狼"情结的执着有着深刻的文学渊源,"狼"主题小说具有特定的社会意义。     

“前《五经》时代”的文本思维与文本诞生

作为经典文本的《五经》之后,是中国古代文本的不断发展时代,而"前《五经》时代"则存在一定的文本形式与文本思维。从文本的物质形式看,文本有物质性、传统型两种形式;从文本产生、发展的角度看,文本有口述、"口述—图像"过渡、符号三种形式。夏、商与西周早期人,具有前后一贯、持续沿袭的思维模式或语言表述方式。而假定意义上的"第一个"文本诞生之后,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这是"作品"概念所无法替代的。     

文学经典影视改编中的审美嬗变——以《红高粱》为例

《红高粱》从小说文本到电影,再到电视剧,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经典化。在两次传播的经典化中,由于叙事媒介的不同,其叙事话语、审美视角、审美方式等均发生了嬗变,呈现出差异化的审美特征。在从小说到影视的文本转换之间,"红高粱"这个"元故事"在不断的改编过程中,形成了多样化的阐释。从这个意义上说,改编事实上完成了对文本的一次艺术重构。     

乡村女性叙事的新维度——论新世纪小说中的“女乡贤”叙事

"女乡贤"是指有德行、有声望,热爱乡村并奉献乡村的乡村女性。在历经乡村女性叙事嬗变以及艰难的跨越后,新世纪以来小说中涌现出一批区别于传统乡村女性的"女乡贤"形象,显示出乡村女性叙事的新维度。整体上看,"女乡贤"叙事表现出三种转向:从传统女性到现代女性,从注意私德到注重公德,从家庭空间到乡村公共空间。无论是在文学还是乡村文化层面,"女乡贤"叙事的出现,都有深远的意义。     

从武侠小说中的苗女看文本中“苗”的建构

文章展示了武侠小说中的苗女形象,以及"苗"与中原的关系是如何隐喻在苗女与中原男侠的性关系之中,并进一步梳理了武侠小说中的"苗"的形象构成与其他文本的相关性,发现了一个关于"苗"的文本体系支持着武侠小说苗女形象的建构。基于以上叙述,文章力图审视权力关系在文本中的渗透和再现,以达到对"自我"和"他者"的更好的理解。     

“比兴”论的言义转换与郑玄的理论贡献

"比兴"作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范畴,经历了漫长的理论准备与发展过程。这一范畴的内涵经历了从言说的诗性表现方式到诗的艺术表现方式的转换,这一理论范畴也从义蕴朦胧的初步形态发展成为意象丰富的经典形态。在这一范畴内涵的转变提升过程中,郑玄的理论探讨与阐述具有重要意义,它标志着毛诗学派"比兴"论的完成,也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中"比兴"经典形态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