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法基础理论问题探析

产业政策法是产业政策的法律化,在我国,称其为"产业政策法"而非"产业法",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其可行性和必要性。产业政策法是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结合的产物,其制度设计方面,要兼顾特殊性与规律性,要注重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内在统一。当前,产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依托,产业政策是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的立足点和落脚点,因此,加强产业政策法体系的构建,实现国家对产业调整的法治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新疆乡镇企业发展的产业政策研究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乡镇企业发展的产业政策体系研究１．适应市场经济的乡镇企业产业政策体系的建立我国政府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为现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作为我国传统经济体制中的一些合理的、成功的调节经济运行的手段和方式，如何在新的体制下发挥其功能并与市场手段一道，优势互补，共同调节经济运行，就显得非常重要。经济政策就是政府在新体制下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之一，产业政策又是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制定科学系统的产业政策并以此指导新疆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是一个…     

法治河北视域下地方产业政策转型研究

地方性产业政策对河北省经济转型升级发挥着重要的导向作用,但产业政策的制定实施过程也存在着程序不当、违背公平原则等风险,其背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法律控制的缺失。经济新常态下地方性产业政策也需向法治化转型,通过法治河北建设推进良法与善治的有效结合。建议以地方性产业政策立法加强规范程序建设、完善监督救济制度,将法治精神融入地方性产业政策,促进政府干预市场法治化,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契约文明视野下的政府改革

政府改革是当前我国社会改革的重要目标。现代社会是契约社会,现代法律是对契约关系的确认。鉴于传统的管制行政造成了多方面的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悖,因而必须改革现代政府。鉴于市场经济是自主经济、竞争经济和法治经济,政府改革的目标应确定为有限政府、中立政府和法治政府。在契约文明的视野下,政府的建设和文明程度就表现在政府对有限政府、中立政府和法治政府承载的程度上。     

论反垄断法实施后我国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调

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都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方式.但由于二者干预经济的理念、目标和手段的不同,如何协调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就成为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政策的难点,也是我国实施反垄断法要面临的现实问题.我国实施反垄断法后,要使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协调发展,而两者最终都要以服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为目的.协调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时,要注意产业政策的阶段性和反垄断法的长期稳定性.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关系要随着竞争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要加强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领域的国际合作.     

论政府在区域法治建设中的职能重构

政府主导法治建设,这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基本特点和模式,区域法治建设同样不能摆脱这一模式。在承认政府对区域法治建设重要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政府功能的局限性。政府主导型的法治建设将政府置于一种两难境地,与新公共治理理念相悖,容易导致"国家法制主义"现象的出现,忽视其他社会规范的作用。重构政府在区域法治建设中的作用,要求政府的法治化定位,实施任何行为都应当有法可依。政府还应培育社会组织,有效反映公众意见,并且意识到政府自身及国家制定法的局限,注重发挥其他社会主体和社会规范的作用。     

激励相容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逻辑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整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命题的提出,源于我国现阶段农业发展出现了整体经济服务业化、要素投入去过密化、农民收入非农业化等若干特征。为了适应这些转变,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须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而这依赖于农业产品品质创新、产业结构创新、生产体系创新、经营方式创新、科技支撑创新、经营主体创新等多元化创新。农业发展的多元化创新本质上取决于不同参与者,尤其是微观经济主体和地方政府的激励相容,满足激励相容条件则要求政府-市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关系的持续调整。农业领域中这种"激励相容——多元化创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依次影响机制,构成了我国实施农业发展政策的基本逻辑。     

市场经济与政府规范--略论法治之下的"有限政府"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如何规范政府行为 ,提高行政效率 ?本文认为最根本的就是要建立法治之下的“有限政府”。特别要指出的是 ,本文指出“有限政府”并不是主张无限制地削弱政府权力 ,而是要正确发挥其作用。一方面政府首要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的供给 ;另一方面政府又不能不计成本 ,将有限的行政资源投入到普遍的社会领域和通行的私人领域之中。这不只是市场经济的要求 ,也不仅仅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更重要的在于行政权力在这些领域中的扩张 ,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权力的滥用 ,最终从根本上侵蚀行政权威的基础———法治。而失去法治的行政行为的产生和增加反过来则会使政府能力从根本上得到削弱。一个“有限的政府”才能成为“有效的政府” ,从而成为有权威的政府 ,因为它的基础在于法治 ,效率和权威是靠法治来保障的。这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基本观点。     

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的转型

我国现有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各级政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引下,通过"中央集权"和"地方竞争"的制度安排,采取"政府主导"和"贤能治理"的方式,利用"投资驱动"等具体手段来开展在经济领域的治理。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运行层面的全面调整,对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提出迫切的要求。"治理现代化"是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转型的总方向。要遵循现代社会治理的一般规律,形成界限分明的各社会领域和权责明确的各社会主体,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和政资分开。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转型的主要举措包括:一是从"政府主导"转向"政府引导";二是切实加强民主参与,完善官员的激励机制;三是推进中央地方关系调整,形成"权责明确、法治调节"的中央地方治理模式。     

经济转型中经济伦理变迁的路径依赖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之中,经济伦理变迁的路径依赖会对经济转型本身以及与经济体制相吻合的经济伦理的变革产生重要的影响。原有的计划经济的经济伦理特质会使转型中的经济伦理陷入以下困境:首先,由于路径依赖,原体制经济伦理的"道德性标准"成为导致当今我国社会商业中的伦理严重非道德化的根本原因。其次,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所谓的"德治"传统遗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对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的漠视,而且成为建设法治型国家的极大障碍。第三,原体制经济伦理的"官本位特权"意识成为阻碍确立现代市场经济科学、理性的伦理精神以及建立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的最顽固的障碍。而打破这一困境的关键则在政府。政府一是要加快改革步伐,不断完善经济伦理所植根的社会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利用优良的制度安排与制度创新引领和推进经济伦理的发展与进步;二是要顺应市场经济转型的要求,自觉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执政伦理观念变革的步伐,以良好的政治伦理推进经济伦理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