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光《易》学思想的两个支点

本文以《温公易说》为基本资料,探讨司马光《易》学思想中义理和象数两个支点。认为义理以“中正”为中心,贯穿于自然哲学、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思想各个方面;象数则继承汉代以来的象数学传统,勾勒《周易》的数学统摄模式,与《潜虚》的象数模式有内在一致性。象数与义理的后先次第及其联系,是司马光《易》学思想的内在结构。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信息结构和全息论思想

在中国古代的八卦与象数理论、天人感应、天人相参理论之中,在刘禹锡的差异事物通过相互作用而"交相胜"的学说之中,在朱熹的理气相依、理为气本、气为理载的整体统一观之中都深刻体现和渗透着不同程度的信息结构和全息论的思想。     

郭店楚简《穷达以时》天人关系新探

郭店楚简《穷达以时》以"孔子厄于陈蔡"一事作为发论的前提,是战国时期儒者探讨如何妥善处理政治理想与社会现实间矛盾的一篇专题性论文。在《穷达以时》中,"天"代表着主体的外在时遇,"人"代表着主体的道德实践和理性认知活动。简文虽然提倡"天人有分",认为天、人各有其领域和职分,天、人在价值上有主次,天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但其理论前提却是"天人合一",即承认外在时遇对主体实践的深刻影响。简文的理论归宿是实现以人合天的天人合一状态,即处于主体理性自觉阶段的天人合一。     

《老子》与《易传》:中国诗学中意象论的哲学源起

《老子》与《易传》是中国哲学"象"论的滥觞,也是中国诗学中意象理论的哲学起点。在意象营构的心理机制方面,《老子》崇尚返观内视的理性直观,《易传》强调外部"观取"的感性直观,而凡直观都关联审美想象。在意象营构的符号机制方面,两者都涉及了中国意象理论的基本命题,即"言""象""意"之间的关系。"大象"不为名言所订制,"辞"却是"易象"符号系统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并形成了辞象互动以尽意的局面。而无论"言不尽意"抑或"言中事隐",两种"象"都具有"以少总多"的特征。在"象"的价值论方面,两者有求"虚静"与尽人事的分歧。而两种"象"所蕴蓄的创造力,决定了中国诗学审美意象的精神内涵与审美风格,即生机与人文的有机融合。     

神话哲学视域中的《庄子》天人论

文章以神话哲学的视角探讨《庄子》天人关系论与上古神话的渊源关系。认为《庄子》的“万物齐一”、“天人合一”思想承续了神话哲学的万物平等、天人和谐的观念。指出万物平等是《庄子》天人论的逻辑基础,天人和谐是其目的,而实现天人和谐的途径则是随顺自然、自然无为。文章的结论是:庄子的天人关系论在内在本质上与神话一脉相承。     

京房易学灾异论哲学解蕴

在汉代儒生"推阴阳言灾异"的学术风气下,京房把灾异论引入《周易》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继承、发展孟喜、焦赣以《周易》象数占验灾异的思路,建构了复杂精致的八宫象数体系作为灾异占验的工具;二是不再局限于汉初以训诂《周易》经文为中心的学风,而是借助经文诠释将《周易》与灾异紧密联系在一起。京房建构的易学灾异论在理论路径上不同于董仲舒的《春秋》灾异论,前者遵循的是本天立人模式,后者遵循的是以古准今模式。京房的易学灾异论特别发展了救灾的理论,着眼于以儒家仁义礼乐等价值规范衡定君主行为的正当性,极大地发扬了《易传》的人文忧患精神。     

荀子天人论的几个问题--兼论郭店竹简《穷达以时》

荀子天人论是荀子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但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知与不求知、对庄子天人观的评价、人性定义与价值判断、对孟子人性论的评价等.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有必要重新认识和评估荀子的天人论.郭店竹简《穷达以时》关于"察天人之分"的观点,当是荀子提出"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渊源之一.但"察天人之分"与"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内涵不尽相同.     

邵雍：从理学鼻祖到“神算子”（二）

官员学者的良师益友 司马光失意，退居洛阳修《资治通鉴》，并在“安乐窝”的附近买田20亩，修建了“独乐园”。司马光也对易学深有研究，著有易学著作《潜虚》。富弼的家也离“安乐窝”很近，官场失意的他不喜欢客人打扰，但对邵雍例外。     

《尚书》的政治哲学：德化论的发展

儒家的天人观,其第一阶段是《易》学宇宙论之认识,第二阶段则将宇宙论发展为天命论、上帝论以及人的德化论,而第三阶段是孔子以后的仁义论。《尚书》的中心思想是德化论,＂德化＂为政道的起点与理想,治道为达致政道理想与目的的方法与过程,治道过程中＂德、政、治、法＂是合一的。西方政治哲学在形而上学层面上强调的是天人两分的二元论立场,其政治理论是＂契约论＂,与中国＂德化论＂并非同一起源,反映了＂内在超越＂思想与＂外在超越＂思想的差异。     

司马光施政理念在历史编纂中的表达——从《资治通鉴补》对原作的改动说起

《资治通鉴》问世后,对其注释、订补、改写、续写之作不断出现。明代学者严衍的《资治通鉴补》是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订补著作。在《资治通鉴》卷十六汉景帝后元三年、卷十七汉武帝建元元年这一段历史书写中,司马光采取了史实叙述与相关评论前后颠倒、错置,并对重要历史文献进行借用、删节以凸显己意的手法,用于表达自身的施政理念。严衍发现了这段文本中史实与评论颠倒、错置的问题,也发现了司马光对文献的删节使文献失去了原有意义,故在《资治通鉴补》中对这段文字进行了秩序调整,使之符合一般的书写逻辑。同时也将置于原书卷十六末尾一段借用自《史记·平准书》的文字删去,并根据《汉书》原文增补了卷十七开头经司马光删节的董仲舒《天人三策》。本文在分析、比较《资治通鉴》原文与严衍改订后的文字的基础上,指出《资治通鉴》中很多看似有"破绽"的地方,其实隐含了编纂者表达自身理念的深意。对其订补、改写反而消解了文本的原有写作语境,使作者力图借历史叙述予以表达的施政理念湮没不显,而成为一种单纯的历史叙述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