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主体培育:生态城镇化建设的立足点

新常态下,生态城镇化建设已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保障生态城镇化的顺利推进,除了宏观的顶层设计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必须注重微观主体培育,充分尊重并引导微观主体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逐利行为。在培育微观主体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微观主体三方进行利益博弈。通过第一阶段的博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制定出符合实际的微观主体培育方案;通过第二阶段的博弈,地方政府在长期达到培育微观主体的目的。为了更好地培育微观主体,宏观顶层设计需充分考虑微观主体利益,中观调控需切实保障微观主体利益落实,同时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营造制度环境,建立健全监督机制,从根本上规范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通过微观主体的有效培育,保障生态城镇化建设长期顺利推进。     

转型时期地方政府面临的制度环境及其市场地位分析

中国转型时期向地方行政性分权的改革战略，形成了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主体格局。本文借助于各种制度类型的比较分析，勾画出过渡时期中国地方政府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并以此解释其双重角色特征的形成原因；进而通过对地方政府掌握的资源和承担的职能的实证分析，提出地方政府业已成为具有独立利益和行为目标的“准市场主体”。明确这一角色定位，既有助于说清转型经济增长格局的实质，同时也为改革由局部推进向整体转换明确方向。     

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上的机会主义及其抑制

政府的个别利益与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差别,决定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运用公权力时难以从根本上杜绝机会主义行为;而在处理二者财政关系时,渐进式改革所特有的制度边界和制度约束的不清晰,对中央行政集权的制衡不足,以及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是二者机会主义产生的现实原因.因此,抑制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上的机会主义除通过激励相容的制度设计,尽量减少政府利益与相关方面利益的不一致外,关键在于改变现实条件,对中央和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的"参与约束".     

城镇化的一道坎:“城中村”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着"城中村"改造的老大难问题。之所以很难,是因为:如果说市民与农民的剪刀差是正的剪刀差;市民与城中村村民的剪刀差是负的剪刀差。这意味着把一般的农民转化为市民,将明显增进他们的物质利益;而把城中村的居民转变为市民,则有可能减少他们的物质利益。从而使得城中村的改造面临着利益格局变化所带来的巨大阻力。如何兼顾各方面利益,有效地改造城中村,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有的城市甚至把它上升到"检验政府执政能力"的高度来要求。     

主体功能区建设中区域利益的协调机制与实现途径研究

良好的区域利益协调机制与实现途径是主体功能区建设顺利推进的重要保证。主体功能区建设中的区域主体包括地方政府、居民、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不同的主体利益表现各不相同。由于各区域主体的利益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导致我国主体功能区建设中的区域间利益冲突的出现。主体功能区建设中一个完善的区域利益协调机制,应该包括协调目标、协调内容、协调主体(利益相关主体)、协调手段与途径、协调程序等。未来我国主体功能区建设中的区域利益协调模式应该是一种网络型的治理模式。为此,要明确政府职责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责分工,建立合理的区域治理结构;建立和完善相关利益主体的参与机制。     

陕北能源资源开发中的中央与地方利益分享机制研究

本文采用博弈论的方法剖析了陕北能源资源开发中中央与地方利益冲突的问题,揭示了中央政府、中央企业、地方政府作为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行为及博弈结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中央与地方利益分享机制的政策建议,即通过建立有效的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维护开发地居民权益的机制、建立健全利益冲突化解机制最终解决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分享等.     

利益相关者雾霾应对行为研究

雾霾治理涉及面广,亟需识别和分析利益相关者的主要参照点及可能行为。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前景理论相结合,雾霾的利益相关者可以识别为四类:企业、个人、非盈利组织(NGO)和政府。研究发现,针对个人主体,应以支付成本为参考点,采取"保持信息灵通"策略,保障其知情权并逐步提高其参与程度;针对政府主体,应以政府绩效为参考点,采取"主要参与主体"策略,实现政府的主导、监督和管理作用;针对企业主体,应以企业利润为参考点,采取"保持满意"策略,制定合理的激励机制和治污补偿;针对非政府组织主体,应以公益效果为参考点,在短期采取"最小努力"策略,在长期营造适宜环境,共同实现治理目标。     

公民参与和当下中国的治道变革

在公民参与的制度环境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公民参与的主体类型也在发生着变化.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状况就决定了,公民参与的主体不但有参加选举政治的公民个体,更多的是无组织的"群体"(大学生、弱势群体以及网民)以及为实现特定利益而结成的"团体".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主体特征是由制度环境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政治行为方式决定的,可以分为制度性与非制度性的公民参与,这些参与方式决定了中国的公民参与既有影响政府的活动,也有为了直接维护参与者自身权益的活动,而有的政治性活动只是为了泄愤.根据公民参与所要实现的目的,公民参与的主体可以划分为"理想型公民参与主体"、"利益型公民参与主体"和"泄愤型公民参与主体".参与的形式有制度性参与与非制度参与.公民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决策、政策转型与制度创新,并推进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向前发展.     

西部地区包容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益统筹体系构建研究

矿产资源开发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结构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社会利益、政治利益、生态利益的组合,各利益主体核心利益差异与利益偏好排序组合差异导致利益矛盾。中央与地方的利益矛盾表现为财权矛盾、事权矛盾与区域矛盾;政府与企业的利益矛盾表现为矿权矛盾、税收矛盾与收益分配矛盾;居民与政府、企业的利益矛盾表现为补偿矛盾、就业矛盾与环境矛盾。针对西部地区矿产资源开发的主要利益矛盾,需构建民众参与型矿产资源管理机制、合作治理型组织机制、生态利益主导型利益协调机制三位一体的包容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益统筹体系。     

论政府生态治理的三重困境:理念差异、利益博弈与技术障碍

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失灵"无法通过自我调适实现经济发展的生态转型,往往陷入经济发展和生态危机相伴的"锁定"状态,因此具有低成本、高效率优势的政府权力的适时介入显得非常必要。然而,政府的生态治理却面临三重困境:多元价值观念碰撞格局下的政府生态治理困境、多元利益主体互动博弈下的政府生态治理困境、生态公共政策生成难题下的政府生态治理困境。对此,需要在生态治理中厘清不同主体的利益结构和策略结构,引导其理念和行为实现生态转向,尤其是要提升政府系统的生态理念,促进制度结构变革和行为调适。     

海峡两岸休闲农业合作相关主体行为的博弈分析

随着海峡两岸休闲农业合作的逐步发展，各相关主体之间的博弈也逐渐显现。在此过程中，涉及的主要行为主体有地方政府、农户以及台商企业。文章从各主体的利益行为分析出发，构建并分析政府与台商企业、台商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动态博弈。分析表明：在博弈的过程中，政府处于主动和有利的地位，但其存在不规范行为；台商企业基于趋利的本性，在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会展开“寻租”行为，在与农户之间的博弈以牺牲农户的利益来实现其收益最大化；农户与台商企业的博弈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加之其有限理性和知识能力有限，自身利益难以得到保障；为实现各主体利益最大化的可持续发展，应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政府的服务职能；构建合理的利益分配形式。     

中国居民健康持续改善的民生激励研究

过去20多年，中国居民健康状况得到持续改善，现有文献主要强调医疗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等成因。而民生激励是一个重要视角，地方政府因贯彻中央要求而产生的民生激励是中国居民健康持续改善的重要成因。首先，文章从理论上证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面临民生激励时居民健康改善的效应，明显大于其仅面临经济激励时的效应，揭示了当地方政府偏好于民生激励时，实际上大大增强了经济增长对居民健康的正向影响作用。其次，运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效应回归表明，居民健康的民生激励假说成立。再次，运用跨国样本进行合成控制法检验表明，民生激励对中国居民健康水平的改善产生了显著的整体影响。研究结论揭示，2003年前后地方政府产生的民生激励，是解释中国居民健康持续改善的一个重要视角，并且该模式在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九大提出健康中国战略之后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升华。     

严控与激励并存:土地增减挂钩的政策脉络及地方实施

以土地政策变革为视角,将城镇化放在中国宏观政治经济格局中加以考量发现,近年来,土地、财政、金融"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愈演愈烈,土地成为地方发展过程中首需解决的问题。中央政府实行以耕地保护为核心的土地严控管理,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既有体系困难重重,土地开源迫在眉睫。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在此背景下出台。政策的演变与地方实施凸显了中央—地方和国家—农民关系的新变化,展现出政府行为与基层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面向。在此过程中,可以看到中国下一轮城镇化变革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经济理性视域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变异解析

所谓地方政府行为"变异",是从中央政府和社会公众角度而言的,表现为地方政府的行为结果既与中央政府期望有差距,亦与社会公众意愿不一致,但从地方政府官员的角度出发却是其理性选择。对地方政府行为变异的解析,需在现有的"晋升锦标赛"和"市场维护型联邦主义"强调的政治激励与财政激励的基础上,将视角扩展至地方政府官员的需要和动机及其所处的制度环境,即从"动机—激励—约束"的三维角度展开分析。相应地,对地方政府变异行为的矫正,既需要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强有力的政策推动,也需要法治的约束和社会公众的监督,除了"把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搞对"之外,还要"把对地方政府的约束跟上",从多维角度出发,逐渐改变地方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真正推进地方政府的行为转变。     

回应公民参与:政治学视角下地方政府决策合法性探究

政府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其施行于社会的决策必须具有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而公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政府决策,是政府决策合法性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此,政府应由"单向为民决策"向"官民互动决策"模式转型。构建回应型政府决策需要消除一些与公民参与要求不相适应的障碍:一是破除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对公民参与的防范与拒斥心理;二是解决公民参与制度和渠道供给不足的问题;三是消解公民参与的非理性行为。     

商品房小区居民参与的微观机制--对三个小区的实证研究

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动机是出于对自身当下利益的保护和通过参与获得更大利益的预期.对D街道商品房小区的研究发现,居民政治参与总体较弱且结构不均衡;经济参与较强,相当一部分居民有搭便车的心理.激励业主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举措是建立"选择性激励"机制,奖勤罚懒;注意培养小区精英;培育社区共同利益;以社区为选区,遴选人大代表或政府官员;转变政府职能,发育社区公共空间,使社区自治组织真正成为居民利益的代言人.     

我国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中的博弈分析

目前,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各利益相关主体围绕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进行利益博弈,其结果是农民很难公平分享农地非农化收益。在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中,相关利益主体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本届地方政府与下届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农村集体组织、地方政府与土地开发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等,它们围绕收益分配采取不同的对策进行利益博弈。从根本上讲,应更加重视和提高农民在其中的分享份额,使我国新型城镇化之路更加和谐。     

中国式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投资冲动与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作为宏观经济运行的指标之一，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中国式财政分权视角，着重分析中国式财政分权下财政利益与官员晋升对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激励机理以及地方政府投资扩张冲动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并运用1994—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利益激励与官员晋升激励催发了地方政府投资扩张冲动，而地方政府投资扩张冲动在商业银行信贷资金配合下形成了真实的投资需求，进而引发了通货膨胀。最后，提出了通过校正地方政府投资行为进而减少通胀发生频率的若干对策建议。     

从行政区行政到区域公共管理——政府治理形态嬗变的博弈分析

区域公共管理实质上是政府治理方式上的制度变迁,即打破原有行政区行政的制度安排,重塑利益格局的制度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从而最终形成新的制度——相关因素充分博弈后的契约格局。这些博弈关系主要包括治理理念的"博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在这些博弈过程中,对可能出现的博弈困境提出树立合作的"重复博弈"思维;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以及双边或多边协商机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斩断地方政府与社会经济主体的利益连带关系;强化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是建立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形态嬗变的有效引导性对策。     

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资源产权约束与区域环境质量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环境资源产权结构安排是影响环境资源配置效率与环境质量的重要制度变量,不同产权结构安排的激励与约束功能存在较大差异。社会转型期,现行环境资源产权对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存在制度软约束。在经济与政治双重激励下,地方政府竞争导致了区域环境质量下降。为此,规范地方政府竞争、改善区域环境质量,需要建立多层次、复合式的环境资源产权结构;明晰多元环境资源产权主体的权利边界;公平调整产权主体的收益权与分配关系;完善环境资源产权交易制度,严格保护环境资源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