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业经济对明清时代戏曲兴盛的促进作用

明清盐业中心扬州也是当时的戏曲中心。明清盐业人士不仅以戏曲自娱,还有迎銮、戏曲整理等政治任务,夤缘、娱宾等社交活动,都离不开戏曲,使得盐区戏曲文化氛围非常浓厚。盐业人士资助戏曲作家从事戏曲创作,刊刻、收藏剧本,培养和激发了剧作家创作热情;盐区社会生活也有助于戏曲家创作,戏曲创作因此繁荣。另外,盐商兴建演出场馆、组建演出团体——家班等直接促成了明清戏曲演出的繁荣。盐商家班排演的《桃花扇》《长生殿》等名剧是这些剧作的经典呈现。     

明清山西盐商与茶商之比较

山西商帮是明清时期重要的商人集团，其经营的商品以盐、茶规模最大，两者均为官府严格控制的专卖商品，均能获得垄断利润，因而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时，盐商与茶商在兴起的时代背景、经营活动的地域范围、衰落的原因等方面又有明显的相异处。本文就山西盐商和茶商之间的异同作一比较分析。     

明代两淮运学倡设中的盐商地位变迁

明中叶以降,两淮盐商子弟遭遇异地科考困境.为此,两淮山陕籍盐商、徽籍盐商合力多次通过盐场官员奏请创建盐场运学来解决这个问题,虽一再被朝廷否决,但终于万历十三年以山陕籍盐商子弟可凭“商籍”异地科考而获部分解决.未沾优惠的徽籍盐商被迫继续向明朝廷吁请创建运学,但因此举已不符实力强大的山陕籍盐商利益而遭遇掣肘,最终两淮运学即使在得到崇祯皇帝允可情况下仍不免创建未果.明代两淮运学倡设始末反映出两淮盐商在实力和地位上的两方面变化:一是明中叶以降,两淮盐商因整体实力的增强而使其政治地位逐渐得到提升,最终促使明廷出台举措解决其子弟异地科考问题;一是明代淮扬地区的盐商界是由山陕商人为主导的,尽管万历以后徽籍盐商实力大增,呈超越山陕籍盐商之势,但是,即便至明末山陕籍盐商在地位上仍不亚于徽籍盐商.     

部分徽州歙县盐商故里及家族

明清时期徽州盐商，以歙县为最，考察盐商故里及其家族，对于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在梳理歙县盐商故里分布的基础上，对长龄桥郑道同家族、西溪南吴氏、潭渡及竦塘里黄氏、潜口汪氏、江村江氏、许氏与鲍氏等家族情况进行了梳理考证。     

明清两淮盐商的资本来源、增值及其特点

本文探讨了明清时期盐商资本来源的四个方面:即资本转移、资本继承、资本借贷和资本积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盐商资本的增值手段与方法.结合盐商资本的来源与增值的基本情况,本文认为,明清时期,两淮盐商资本依然具有浓厚的封建性特点,而且也正是这些封建性特点决定了它不可能向新的生产方式演进.     

徽商经营淮盐最早时间不晚于西商

《清史稿》等史料表明,明前叶经营淮盐的商人主体,是由西北商与淮商(又称扬州盐商)所构成。即该时期淮商不包括西北商。且在当时的淮盐经营中,也无陕商、晋商、徽商等一类称呼。从这种意义上看,不但徽商与西北商是处在不可比状态,而且连陕商、晋商是否为西北商主体也须论证。再据地方史料记载,徽州早在明初,甚至宋元时期,便有人迁往两淮,并有人在那里业盐。是盐法志科第记录表明,构成明前叶西北商主体者,为陕籍商人(另可能还有晋籍),而同时期的淮商主体,则只能是徽籍商人。且该时期在淮徽籍盐商绝不是一个小数,其科举业绩也早于西北商。故从这种意义上说,明前叶又是徽商与西北商同时在经营淮盐。明中叶以后,西北商加入淮商,与徽商一起构成新的淮商主体。     

制度被败坏的表现与机理:明代中后期福建盐业的剖析

明代中后期福建盐运司所辖的盐区弊端百出。官、商、民、匪均参与舞弊,导致盐务部门无法正常运行。盐官贪欲大张,盐商多心存苦衷,沿海灶民等下层人民视制盐、贩私为谋生之道,亦屈就腐败的官场,盐的专卖制度则无法推行。     

明清山西官商一体家族浅议

明清山西官商一体家族浅议孙丽萍明清时期国内最大商帮之一的晋商，兴起于明初，鼎盛于清代，山西边商、内商、外商、票商的足迹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这支商界劲旅积极参与了明清时期国内外的重大经济事件，曾在漫长的五个世纪里为封建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做出过不可磨灭的...     

从“王渔洋现象”仰视明清山东文学崛起

明清之际,世代交替,社会动荡,王渔洋初以秋柳诗名扬海内,继而被尊为一代诗宗,将明清时期山东文学推向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度,该诗峰以王渔洋为主要代表、由多代众多作家共同构成,可以视为“王渔洋现象”.以“王渔洋现象”为核心,可以分析山东地域文化对王渔洋的培养成长特点,分析山东地域文化与全国文化互动的特点,把握明清之际山东经济发展、地理环境、家族文化、结社传统等特点,以“王渔洋现象”为基因仰视明清之际山东地域文化发展脉络和时空图谱.     

论明清时期的盐政变革

食盐税收占明清时期财赋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因而被政府以专卖形式牢牢控制。但从明到清榷盐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本文从新的视角分析了这种变革的历史必然性，又从盐商资本流向及与封建官府的各种利害关系，指出了盐政变革的局限性和循环性，并将这种特性归属到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政治、经济、文化的循环圈中。     

晋商会馆、公所与近代山西商会

明清时期的晋商会馆和公所是近代山西商会的间接前身,近代山西商会的成立,标志着山西近代资产阶级商业团体的出现,对山西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对社会变革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历史契机与现实选择——新时期山西文学批评研究之一

如果以作家的出现作为标志来描述山西现代文学的生长史的话，那么，当年高长虹、石评梅等活动在五四时期的山西籍作家的创作活动就可以被认定为最初的材料。但区域文学发展历史的描述并不这样简单，任何一位作家（包括批评家）被认定为区域作家并进入研究视野，至少应具备...     

嘉道之际山西史地学者的历史地位

在清嘉道之际兴起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山西籍的一些学者成为这个时期史地研究的主力军,在清代学术史上具有传承作用,由此而奠定了其学术地位。本文从清代学术演变,几位山西学者之学术渊源,及其对后世的重大影响几方面做了论述。     

徽州文献研究的一部力作——评《戴震考据学研究》

明清时期的徽州,不仅以商贾之乡享誉九州,也因科举之盛、文献之多而闻名全国。据《徽州文献综录》的调查结果显示,自宋以来的徽州典籍文献,目前存世者达4000余种,而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其中,清代“皖派”朴学家的众多著述、杰出成就及其影响,流风余韵,至今尚存。     

明清时期北京地区伊斯兰教研究

明清是伊斯兰教在北京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本文主要从明清时期北京地区伊斯兰教发展的社会环境、清真寺的性质和分布格局、穆斯林的构成、伊斯兰教育等方面进行探讨。     

抗日战争时期的山西赴日留学

抗日战争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中止了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山西在日军的统治下建立了日伪山西省公署,在日伪华北临时政府安排下,曾先后向日本派出了四批共44人的留学生。在此期间还有部分在省外就学的山西籍学生通过其它的途径留学日本。抗战期间的山西赴日留学,是非常时期的一个特殊的历史过程。     

山西本土大学生性格特征研究

山西本土大学生与外省籍大学生有差异，山西籍大学生更加务实、严谨、宽容、老实和重视和谐。在山西本土大学生中，晋南籍大学生在新异性、领导性、人情方面的表现显著高于晋中大学生；晋北籍大学生在人情和和谐性上显著高于晋中籍大学生，晋中籍大学生比其他两个地区的大学生更加自卑。     

傅山文学思想简述

在清代思想学术史上,前人对傅山有“度越于人人而自为宗派”的评赞(丁宝铨《霜红龛集序》)。他开启了清代以金石遗文证释经史和子书研究的风气,在非刺宋儒理学方面他又是颜元学派的先导,颇受尊崇。他的文学批评成就虽然逊于其学术,但也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主张,当时(主要在山西)影响甚著,我们籍此可以窥见明清之际北方批评家对文学所作的有益探索。     

明清时期北京地区伊斯兰教研究

明清是伊斯兰教在北京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本文主要从明清时期北京地区伊斯兰教发展的社会环境、清真寺的性质和分布格局、穆斯林的构成、伊斯兰教育等方面进行探讨.     

明清晋商对外贸易的历史作用

近年来,晋商这一历史课题引起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目光远大志存高远,在将整个中国版图纳入视野之内时,积极从事外向型经营,不失时机地开展对外贸易,尤其是对俄国贸易。本文从历史的角度,结合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深入分析晋商对明清时期社会经济、思想意识的发展所产生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