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规制的理论评析

社会性规制是以消除外部性和内部性方面的市场失灵为主要理论依据的.但是,市场失灵仅是规制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规制、私法与市场机制本身都可能用来消除外部性和内部性问题,而规制并不能证明必然比后两者更为有效.因此,有必要对三者纠正市场失灵的效果进行权衡以找到其合理的替代边界.同时,三者之间往往还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当前,社会性规制理论研究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重视具体行业分析,忽略整体理论研究.社会性规制理论有三种研究趋势值得关注,即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委托代理分析方法和制度主义分析方法.     

当代经济规制理论的沿革与发展

随着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的加速 ,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管理 ,越来越多地从直接干预国有经济主体的经营活动转向对全社会各类所有制的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进行规制。因此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要求理论界加强微观经济规制理论的研究。对当代经济规制政策变迁有深刻影响的两类经济规制理论 :一是主张政府强化经济规制理论的沿革 ,简述了从早期的传统市场失灵论到消费者信息不完全理论和现代市场失灵论的发展脉络 ;二是主张政府简化规制理论的发展 ,概述了非市场组织理论、利益集团理论、政治企业家职能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规制理论等新理论     

日本的规制政策

日本的规制政策云南大学政治系张颉“规制”一词来源于英文‘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或“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是日本经济学家再创造的译名。规制主要研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如何依据一定的规则对市场微观经济行为进行制约、干预或管理。政府在...     

政府规制政策评价中的成本收益分析

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在美国被广泛地运用于政府规制政策评估,并发展出一套较为成熟的分析结构和操作方法.它包含以“没有规制的现存状态”为对照假设、以“特定规制事项的成本/收益”为分析单元、以“可替代性手段”为评估对比、以“分配效果与公平性”为兼及考虑成本四重分析结构,并区分“具市场直接交易性”和“非市场直接交易性”两类价值,采取不同的货币换算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既有“货币共量性”的优势,也存在量化标准科学性、货币基准转换可能性和范围界定可确定性层面的质疑,在我国制度借鉴和运用时需要引起注意.     

企业对政府规制能动反应研究

努力寻求政府规制和企业发展之间的最佳契合点,为我国企业的发展注入活力和动力,是新时期研究政府规制改革的重要课题。文章在分析我国政府规制内涵和目标的基础上,从新的视角分析了企业对政府规制能动反应的理论基础,提出企业对政府规制能动反应的4种基本形式。为充分激发企业对政府规制的各种良性反应,从政府(规制者)和企业(被规制者)两个角度出发,针对我国新时期政府规制体系的改革和再造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日本市场复归中的政府规制改革

在战后日本由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变的过程中 ,日本政府实行了广泛的经济规制。日本政府实施的这些经济规制 ,不仅仅是出于补救市场失灵的考虑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后发展国家的政府对产业进行保护、扶植的产业政策目的 ,也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后发展国家的政府与产业之间的特殊关系 ,可以从理论上归结为政府对市场的替代。作为东方的后发展国家 ,无论在战前还是战后 ,日本都不是像欧美国家那样待各种条件成熟后再自然进入发展过程 ,如果没有政府对市场的替代 ,仅仅依赖市场价格机制的自发力量 ,至少在时间意义上将难以实现超常的大跨度…     

政府规制视角下农村生物质能产业发展机制研究

农村生物质能开发利用具有污染小、总量丰富、可再生的特点,因此,推进其产业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缓解能源紧张、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受原料限制、关键性加工转化技术与产品技术标准缺乏、消费市场拓展缓慢等因素制约,导致农村生物质能产品投资回报率偏低和销售价格偏高并存的状况,从而制约了产业发展。加之市场失灵,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难以提高产品价格的竞争力。基于此,应充分利用财税、金融、行政和法律等政府规制手段,发挥农户的产业发展主体作用,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建立和完善产品技术标准体系,制定可行的开发利用政策,将生物质能的外部经济性内在化,在政府规制和市场机制的综合作用下,激励和引导产业发展。     

价格规制:缘由、目标和内容

价格规制是经济规制的一种重要形式.在现代,自由市场经济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作为市场经济运行的利益焦点,价格必须接受"规制".政府是价格规制的主体;价格规制的对象是市场活动参与者的价格行为;价格规制的依据是市场活动因垄断、外部性、信息偏在等对帕累托标准的偏离.价格规制不是对市场和市场机制的替代,而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的时候或地方,由政府为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创造条件.     

经济体制的规制结构

从决策的角度看，规制结构是经济体制的内在规定，其基本功能是规制偏离经济体制基本目标，即资源配置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决策偏差”。古典市场体制的规制结构是市场规则基础上决策主体之间的相互制衡即市场制衡；现代市场体制的规制结构是“法律体制—经济政策—市场制衡”三位一体。传统计划体制的根本缺陷是缺少规制结构，因而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实现体制目标，而要完善规制结构需改变决策结构，变集权为分权，这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政府引导基金运行组织类型的法律规制

政府引导基金,又称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或风险投资引导基金,在扶持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推进朝阳产业进步、弥补市场失灵问题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和特殊的功能。对政府引导基金运行组织类型的选择,不应完全归属于意思自治的范畴,而应加以适当的法律规制与立法指引,通过法律规定作出必要制度设计,使不同类型的政府引导基金运行组织都能够在法律规制的范围内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引导基金运行组织主要包括信托制、公司制、有限合伙制等具体类型。对于信托制政府引导基金,立法上应限制其信托期限、赋予投资方更高的监督权限、授予受托方公开委托方信息的权利;对于公司制政府引导基金,立法上应变通公司资本规则、降低公积金提取比例、强制设立管理层激励制度;对于有限合伙制政府引导基金,立法上应确立积极倡导的指向、细化配套制度、严防国有资产流失。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系统失灵假说及对策

中国公司治理研究的起点和背景与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截然不同。目前,国内学者提出了产权失灵假说、市场失灵假说、股权结构不合理等假说。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失灵是一种系统失灵,这种系统失灵体现在四个方面:内部治理子系统失灵;国家、政府治理子系统的失灵;以控制权市场、产品市场、职业经理人市场为基础的市场治理子系统发育不全;缺乏成熟的政治经济环境。针对这些问题,需要从优化股权结构、培育和发展成熟市场以及完善基础性运行系统着手逐步解决。     

体制转轨、市场治理与产业规制

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之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产业规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政策的设计、调整和执行等过程充满着难以把握的信息和环境的不确定,这种不确定性在体制转轨的背景下会出现更加复杂的局面.作为市场治理最重要组成的契约,在受经济体制制约的同时也影响着政府的产业规制及其效应.本文在考察新制度经济学有关市场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制度不既定条件下的市场治理及其创新,并联系实际对我国现阶段市场治理之于产业规制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产业规制的宏微观效应在相当大的程度和范围内取决于市场治理及其制度安排的这一事实,体现了依据制度安捧来研究产业规制效应的理论和实际价值.     

论珠江三角洲地区药品价格法律规制的完善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药价虽也存在区域性的差异,但整体上仍呈现居高不下、不断攀升的态势,其危害不容小觑。而导致珠三角地区药价虚高愈演愈烈的成因,则涉及市场调节和政府监管的双重失灵、相关法律制度缺失等因素。珠江三角洲地区应当认真借鉴长江三角洲地区、香港以及国外注重对药品价格法律规制的经验,加快地方立法步伐,首先从构建药品定价机制、药品价格监管机构制约机制和“医药分开”机制等方面着手,努力完善本地区药品价格监管的法律规制。     

论解制与规制重建的路径选择——以西部石油城区天然气供给体系的规制重建为例

天然气供给体系的规制重构,是由天然气供给生产的产业属性、运营方式和产业发展需求所决定的.天然气供给的自然垄断性、运营方式的结构性失衡以及产业发展的动态性,决定了重构规制的过程,体现为解制与规制的内在统一.建构"弱-经济性规制--强-社会性规制"的规制模式,意味着政府将逐渐淡化干预行业经营的微观经济政策,而将注意力转移到应对行业生产的外部不经济和基于信息不对称而诱发的社会问题上来.协商性规制、联合性规制和激励性规制,作为政府规制的创新工具,在实践中的强弱应用,将有效克服"规制悖论",从而使规制回归于消费者代理人的公共权力身份,体现维护公共利益的本质.     

中国光伏产业发展态势与规制重构

能源问题始终是困扰人类社会是否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在21世纪的今天,由于化石能源的加速耗竭和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能源问题越发凸显。中国光伏产业作为一种重要的新能源,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下快速发展,在国际市场占据了较大的市场份额。当前,中国光伏产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由于规制失灵,也陷入了产业发展的困境,需要进行规制重构:理顺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依赖国内市场需求发展,加大对研发环节的财税扶持力度,进一步完善支持价格制度。     

证券市场上保荐人规制模式的比较分析

证券市场上监管者对于保荐人的规制依据监管态度可以划分为“亲投资者”和“亲保荐人”两种模式,根据监管手段可以划分为“依靠市场”和“依靠规则”的规制模式。我国保荐人是移植域外法律制度的结果,不过受制于路径依赖,对其的规制呈现出“亲保荐人”及“依靠规则”的特征。与我国保荐人规制模式相比较,英国的保荐人规制主要呈现出“亲保荐人”和“依靠市场”的特点,我国香港地区的保荐人规制较为明显地呈现出“亲投资者”和“依靠规则”的特征。为了缓解收费模式所导致的保荐人与投资者之间出现的利益上的冲突和基于我国证券市场监管制度沿袭的考虑,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者对于保荐人的监管方式未来应借鉴香港地区的保荐人监管模式———“亲投资者”和“依靠规则”的模式。     

中国核电安全规制的研究——理论动因、经验借鉴与改革建议

本文针对核电低常规性风险、高灾难性风险的特点,从社会性规制的视角,对核电安全规制进行了供求分析,并从核电安全的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两个方面阐述了核电安全规制的理论动因和依据。研究表明,日本核电站的泄露事故带来的危害将直接促使中国公众增加对核电安全规制的强烈需求,进而推动政府相应地增加核电安全规制供给的数量。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从规制机构、法规体系、规制力量三个方面分析了我国现行的核电安全规制框架,并援引核电发达国家的核电安全规制模式,对我国加强核电安全规制提出了相应的改革建议。     

自然文化遗产开发的政府规制问题研究

自然文化遗产开发具有公共物品性、外部性和自然垄断性是政府规制的原因。遗产开发所引起的遗产保护问题、产权改革问题以及遗产规制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反映了政府规制的缺位或规制本身的非合理化。应通过健全遗产开发的政府规制体制、增强遗产开发的规制能力、进行适宜的产权制度改革等措施,完善对遗产开发的政府规制。     

投资补贴规制路径与逻辑的多维审视

近年来，欧盟的反补贴实践与立法动向和美式经贸协定中纳入的非商业援助条款，呈现出将传统补贴纪律从贸易领域向跨境投资扩张趋势。这类新兴规则以投资补贴作为规制对象，以维护公平竞争和消除市场扭曲为名，试图填补监管空白、约束外国政府投资激励措施、规范国有企业跨境投资行为。然而，投资补贴规制存在逻辑不自洽、歧视性立法和“竞争保护主义”等倾向，是欧美制度输出与规则博弈的表现。中国应坚持以“发展为导向”进行纠正，从“竞争”视角予以回应。深化国内改革、推动合理规则的构建，以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和国际合作以谋发展的角度来协调各项经济政策的外溢与冲突；积极参与规则博弈，利用双边与多边机制提升投资补贴规则制定话语权，维护中国的发展利益。     

论政府的理性与社会政策面向

当前,我国日渐成熟完善的市场与日益扩大的政府干预产生了“共生现象”,而市场与政府失灵的问题也成为社会转型背景下社会政策主体面向尤为关键的问题。本文认为市场和政府失灵的实质是资源性配置的问题,如果我们无视政府功能的限度,政府必然失灵,也必然不能真正消除政府失灵。我们目前不能也没有必要在政府和市场之间选择,更没有必要争议“纯福利”还是“准市场”的价值体现,我们必须重申“政府理性”,也必须尝试一种新的社会政策面向,实现政府与市场的有效功能组合。本文认为政府理性就是一种公民社会路径下的政府公共理性。面向的是社会的公共利益和据此做出的社会政策面向。就是说,政府除了面向商业部门购买服务而发挥市场的力量之外,需要所谓“视界向下的革命”,不断拓展社区面向和非政府组织面向,从而实施有效的资源动员与政策执行。